八、改革观

柏克强调改革的必要性，但在这样做时，他表现得既智慧又审慎，并承认政府和民族生命有连续性。因此，他对改革（Reform）与革新（Innovation）或革命（Revolution）作了严格区分。他提醒民众，要他们提防那万恶之最——打着改革旗号盲目而疯狂地从事革新的做法。“实际上，我很明白，权力难得会自我更新。如果它四周平安无事，绝对会是这样的情形。但是，我希望出于先见之明的担忧能防止毫无益处的悔恨。我相信，危险至少能使人谨慎些。在现在这个时刻，我个人认为，可能不会有人再做些额外的举动来危害权威，使其头重脚轻——我们不大可能选择发生地震的那个时刻，给我们的房屋再加高一层。我希望能看到一切改革中的最稳妥的改革，也许是唯一稳妥的改革——停止胡来。同时，我希望人民能有足够的智慧，知道如何去容忍那种不论他们如何努力去改善也只能是差强人意的状况。不过，这种状况是这样的：人们可以获得足够的东西来保障他们的生活符合自然，并且如果他们乐意的话，也能保障他们的生活符合美德，符合尊严。”柏克同时还区分了变革与改革的差别。他说：“我知道，有一种明显的区别，经常被怀有不良计谋的不善之徒，或不能筹划任何计谋的无能之辈，混淆在一起，那就是变革与改革之间的明显不同。前者改变对象自身的实质内容，而且，把一切连带的、附属的坏东西剪除的同时，把一切根本性的好东西也除掉了。变革是求新，至于是否能带来些微改良效果，是否不与人们谋求改良时所抱定的原则本身相抵触，这些都难以肯定。改革不是实质上的改变，不是对对象作根本性的修正，而是针对人们提出的弊病直接予以补救。只要弊病一除，一切便臻于完善。如果救治不奏效，最糟的后果也无非是：历经过手术的根本部分仍然保持着原样。法国的革命者们抱怨一切，他们拒绝任何改革，他们不让任何东西保持不变，是的，不让东西保持丝毫不变。这些后果就摆在我面前——不在远古的历史中，不在未来的预言中，它们包围我们，压迫着我们。它们动摇了公共安全；它们威胁着个人的幸福。它们使孩童们发育不良；它们使年老者不得安宁。如果我们要出游，它们会挡住我们的去路。在城市它们传染给我们病毒，然后又把我们赶到乡村。我们的生意被打乱，我们的安宁被打扰，我们的欢乐被蒙上一层伤痛，连我们的学术也受到了污染和扭曲，而知识被搞得比无知还可恶。这便是这场可怕变革中的巨大邪恶所带来的后果。……因此，不是出于对变革的热爱，而是出于对变革的痛恨，我提出了我的改革方案。我无需麻烦地推演精确的逻辑图式，就可以认定，它们在本质上是相互对立的东西。正是为了防止那些邪恶，我当时提出了那些措施。”

柏克主张及时、温和的改革对政府当局和人民都是有利的。他极其郑重地建议，当局应明智地审时度势，及时地进行改革。及时进行的改革是与掌权的朋友达成的友好协议，迟延的改革是强加给战败的敌人的条款；及时的改革是头脑冷静时的产品，迟延的改革是激奋状态下的产物。在那样的事态下，人民看不到政府有任何值得尊敬之处。他们只能看到腐败，他们看不见任何其他东西。他们会失去耐性，变得像狂肆的群氓一样，他们不会纠正或协调这类方法，他们会采取最直截了当的手段行动：免去麻烦，推倒房屋！这就是柏克对政府的真正利益的看法。但是，正如及时的改革对政府有利那样，温和的改革对人民也是有利的。之所以对人民有利，不仅因为温和的改革具有持续性，还因为它具备一种生长原则。不论何时进行改进，都能为后来的进一步改进留有余地，这无疑是正确的做法。多思考，对周围的事情多观察，对我们行动的效果多检察，这样做不会错。这样，人们行事就会有信心，因为人们能聪明地行事了。然而，在激烈的变革中，在那些热情大于理性的人所谓的“彻底的清除工作”中，一般来说，整个行动是那样地生硬，那样地粗暴，那样地考虑不周，夹杂有那样多的鲁莽和那样多的不义，与人性和人类礼制的整体发展规律那样相背离，以至于那些最热烈希望改革的人也成了第一批渐渐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产生厌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