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物化、总体性与阶级意识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延续了早年关于世界碎片化的批判与对总体性的向往的理念。由于受到马克思的《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影响，卢卡奇将物化批判推进到了对社会生活的批判，并指出了现行资本主义社会从生产到制度到思想的全面物化。由于将现行的物化社会当作永恒的存在，这决定了近代以来的哲学不可能超越物化意识，形成超越当下社会的总体性的哲学理念。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真正地超越物化社会，以总体性的理论超越物化意识。

1．物化与二律背反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是以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为前提的。在他看来，“商品拜物教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即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有的问题。”但卢卡奇对物化的批判，已经融合了韦伯关于科层制的分析以及对泰勒制所带来的人类活动方式的变化的讨论，从而将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的批判，推进到了对社会生产力的批判。

在卢卡奇看来，物化的第一个表现在于，人的活动、人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不依赖于人、并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一句话，人的活动与人相对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起源于对自然的支配，但这种支配是以数学理性和现代技术为媒介的，这是对人类视野中的自然的支配，是人对自然的立法，但又正如康德所说的，物自体是我们无从知道的，这构成了现代社会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悖论。现代技术发展所造就的工业体系，使作为中介的工业体系变成了一个自律性的连动过程，特别是在泰勒制被推广之后，劳动过程的分割与重新连接将人整合到机器的连动过程之中，机器活动越来越与人类的具体劳动相对立，并构成了与人对立的自律性体系，机器的合理性取代了人的价值的合理性，一切都围绕着机器运行的合理性而展开。从劳动过程来看，这种合理性一方面使整个劳动过程分解为一些抽象合理的局部操作，将工作机械化、碎片化，同时也使之更合乎合理的计算过程。这是劳动过程本身的合理化原则的确立，也是其自身存在合法化的证明。当劳动过程外在于人的主体活动时，参与到劳动过程的人的活动就与劳动过程相对立。卢卡奇这个分析，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异化劳动与人的活动相对立的分析是一致的。

物化的第二个层面在于人的意识的物化。劳动活动的自律性与人的异化，既发生在客观过程中，也发生在人的主观意识中。这种客观的过程反映到人的意识结构中，使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活动必须适应自律性的技术结构，当时的各种职业教育使人的主观意识越来越符合这个过程。卢卡奇认为这是商品普遍化之后的必然结果。随着商品生产的普遍化，技术在生产过程中越来越占据着主导作用，商品形式的普遍性在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都制约着对象化的人类劳动，机器的抽象劳动取代了人的主体性活动，这种抽象化导致了物化活动合理性原则的确立。当这一原则作为绝对律令建立了自身的合法性时，人就只能根据计算来调节的合理化的原则来调整自己的活动过程，将自己的主体活动分解为依附于机器的碎片化劳动，并从心理上承认这一劳动过程的合理性。这是机器根据自己的原则建构使用机器的人及这种人的心理活动。“随着对劳动过程的现代‘心理’分析（泰罗制，按：即泰勒制），这种合理的机械化一直推行到工人的‘灵魂’里：甚至他的心理特性也同他的整个人格相分离，同这种人格相对立地被客体化，以便能够被结合到合理的专门系统里去，并在这里归入计算的概念。”当人按照机器的原则来生产时，处于机器链条中的人也就失去了对整个劳动过程的总体性理解和把握，人只能采取与合理化过程相一致的直观的态度来面对劳动过程，并将这种态度物化到自己的心理结构中去。这种心理结构的物化也是一种合理化的过程，只有当劳动过程的合理化深入到人的意识结构中时，这种合理化才能真正地得到人们的认可。卢卡奇的这个分析是早年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所没有的维度。理论上的这种差别来自于工厂内部的技术结构以及商品交换普遍化程度的差别，这是历史的差别。

物化的第三个表现在于人与物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物化。马克思在讨论拜物教时就指出，随着商品交换的普遍化，原来作为直接使用对象的物也被打上了商品的面纱，物不再因自身的质性而存在，而是作为商品存在并以货币来表现自己，这也是商品交换中物的物化形式。卢卡奇认为，物的商品存在形式首先掩盖了一切物的——质的和物质的——直接物性，当一切物都变成了商品时，它们只有在交换中才能肯定自己的存在，这时，它们也就获得了另一种客观性，一种新的物性，这种物性不再像前资本主义社会那样，还只具有偶然性的特征，这种物性已经普遍化并消灭了物的原初的物性。真正的物性被合理化计算的商品特性所取代，当真正的物性被消灭时，人与物的真实关系也就被消灭了，存在的只能是物化关系。在物化了的意识看来，“这种可计算性形式必然成为这种商品性质真正直接性的表现形式，这种商品性质——作为物化的意识——也根本不力求超出这种形式之外；相反，它力求通过‘科学地加强’这里可理解的规律性来坚持这种表现形式，并使之永久化。”人的社会关系最终变成了一种物的关系，正是在这里，资本的拜物教完成了自身的论证。

物化的第四个方面就是总体性图景的消失。卢卡奇认为，商品生产与交换的普遍化和社会分工的细化，使得社会结构本身被划分为不同的领域，人的活动也被分解为局部而片面的活动，这使得社会的总体结构表现为各种独立的、合理化的、自行体系的局部结构，它们各自按照局部的规律运行，它们之间的联系仅仅在形式上是必然的，它们之间只具有偶然的外在关系。现代科学越发展，局部领域的规律也就越来越封闭化，这个领域的现实基础也就越来越难以被把握。这种物化不仅表现在各门学科中，也表现在社会结构的不同层面，物化的意识刚好适应了这种物化结构的要求，总体性图景从物化意识中消失了，而且物化意识根本无法提出总体性图景为什么消失的问题。同样，企图从“主观”行为出发来理解与把握这个世界，也只是把问题降到了物化意识的水平上。在卢卡奇看来，这构成了近代哲学发展中的核心难题。

卢卡奇认为，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就是建立在物化意识的基础上的，在这一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中，它们无法真正地解决物化意识与物化意识的超越这个二律背反难题。在过去哲学的讨论中，总是强调认识必须与对象一致，而在康德看来，如果假定对象必须与我们的认识一致，也许能更好地为形而上学奠定基础，这就是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卢卡奇认为，康德的这一革命体现了近代社会的内在要求，但其本身存在着根本的难题：按照近代以来的哲学传统，认识是按照数学等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建构的，但这种方法只能认识现象或形式，世界的内容和世界的总体即是难以把握的，这正是康德物自体概念所表达出来的问题。从物化批判的意义上来说，卢卡奇将这一问题进行了一定的转换，即康德以来的德国古典哲学，面临着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物自体构成了物化意识认识社会总体的界限。思维要想把握总体，就必须在康德的基础上将问题做一定的转换，即认为认识主体不仅能够认识事物的形式，而且也能认识事物的内容，在这种意义上，主体或自我就构成了一切认识建构的起点，这正是费希特哲学的起点。

费希特从同一的主体—客体出发，从自我外推到非我，并从活动过程中来把握每一种双重性。卢卡奇认为，这仍然没法解决上述的二律背反。费希特的哲学把一切都把握为主体的产物，但从这种理性的主体何以会产生出非理性的、偶然性的世界？另外，这个能创造出非我的自我，是没被证明的前提，康德所批判的独断论问题再次出现了。同样，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构成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重要规定。在黑格尔那里，他将对立的主体与客体熔化在辩证的运动过程中，这个过程也是历史的运行过程，理性的这一辩证运动最后回归到自身，从而完成了自我证明。通过这一方式，黑格尔将形式理性无法把握的非理性的内容，融合进了理性的运行过程之中，一种总体性的观念得以呈现出来。卢卡奇认为，黑格尔辩证法所讨论的同一的主体与客体，并不是历史之中的主体与客体，历史中的主体只是绝对精神的狡计的执行者。这样一来，认识内容的性质及认识内容的生成问题，即历史问题恰恰被阻塞了，黑格尔哲学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二律背反问题变成了一个思维中的问题并加以解决了。“由于黑格尔哲学已经不可能在历史本身之中发现和指出同一的主体—客体，所以它被迫超越历史，并在历史的彼岸建立自我发现的理性的王国。”虽然近代以来的哲学也想超越这种物化意识，但由于哲学家将已经物化了的现实当作永恒的既定事实，他们就不可能真正地摆脱物化意识。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卢卡奇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真正地摆脱物化意识，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不会将这个社会当作永恒的事实，并在历史中建构出对这一社会的总体性观念，以阶级意识取代物化意识。

2．总体性、阶级意识与历史

与物化意识相对立的就是总体性的阶级意识。这种总体性的观念虽然由黑格尔率先作了论述，但黑格尔哲学的神秘性使这种总体性并没有超越物化意识，而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马克思所具有的总体性理念被一种经济决定论的解释框架取代了。重新恢复总体性的阶级意识构成了《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一个核心主题。

卢卡奇的总体性具有三重直接的理论语境：第一是针对资产阶级实证科学方法和物化意识提出来的。在他看来，现代科学的发展一方面将研究对象从实际中分离出来，使之成为孤立的对象；另一方面由于科学的分工和专门化，产生了专门科学和方法论上必要而有用的某些抽象概念，一些学者就从这种专业化的视角把这些自律性特征的抽象概念当作现实的基础，对社会总体的意识在这种实证化的专业视域中被过滤掉了。这是物化意识的基本特性。在这种物化意识中，理论不可能真正地把现实当作一种总体来加以透视，而是将自身的目光拘泥于某一具体领域，康德的二律背反正是这种意识的哲学表达。第二，近代以来的哲学也想超越这种物化意识，并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了顶点，但都没有达到目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具有一种总体性的观念，并开始注意克服一切抽象，但黑格尔的总体性还是没有历史内容的总体性。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总体化过程，任何概念都是在这个总体过程中产生的，并且必定成为社会总体的生产与再生产的一部分。这是马克思辩证方法的重要特征。第三，马克思的总体性理论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中被消解了，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机械决定论的解释框架。这种解释框架无法描述出历史事件的基本情况，也无法理解某一历史事件在历史总体中的作用，也就是说，它不能将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当作一个具体的总体，从而也就无法从无产阶级的主体性视角来面对资本主义的世界。而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就是以主体—客体的辩证运动为核心的总体性方法，只有理解了这一方法，我们才真正地理解了马克思的哲学理念。

针对上述的理论语境，卢卡奇从两个层面来表达自己的总体性思想。一是指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总体性关联。在卢卡奇那里，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具有一种双重性的规定：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处于一种物化结构状态，以私有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要求合乎规律的局部细节和偶然的整体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但总体结构却又相对的不合理；另一方面，资本作为一种总体结构又支配和决定着局部结构，资本的运行过程使资本社会的各要素又处于一种总体联系之中，“任何一个前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上——都没有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构成一种有关联的统一”。经济的这种总体关联也造就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关联，这决定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不能将其中的任何一个要素独立出来，而必须将之置于社会结构的总体联系之中。“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当然，这种总体性是通过物化结构来表现自己的，这种总体联系在物化意识那里，是无法得到理解的。社会的这种总体性是一种社会存在意义上的，虽然青年卢卡奇还没有很明确地论述这一点，但在后来的《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卢卡奇将总体性看做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在他看来，以劳动模式为本体的整个社会存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是由构成这个整体的诸多局部构成，但各个局部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并同整个社会存在发生关系。“劳动作为发展了的社会存在范畴，只有在一个过程性的并且在过程中自我再生产着的社会整体中才能获得自己真正的、相应的实存。”这是总体性的第一重含义。

社会的总体性引出卢卡奇对总体性的第二个理解，即必须用总体性的方法来透视现实，这是辩证法的根本要求。这种总体性的方法可以分解为两个层面：一是将社会存在当作总体来进行研究，各个要素都处于总体结构的关联之中，这就需要采取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以达到马克思所说的对“具体总体”的理解。总体的各个要素之间虽然处于整体关联之中，但它们并不是简单地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在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中介关系，这就引出了总体性方法的第二层面，即中介意识。这种中介意识的获得虽然离不开反思，但它不同于物化意识基础上的反思，“简言之，辩证方法的本质在于——从这种立场来看——全部的总体都包含在每一个被辩证地、正确地把握的环节之中，在于整个的方法可以从每一个环节发展而来。”正是因为中介的存在，总体性的内部要素才不是同一化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区别，但又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总体的范畴决不是把它的各个环节归结为无差别的统一性、同一性。只有在这些环节彼此间处于一种动态的辩证的关系，并且能被认为是一个同样动态的和辩证的整体的动态的辩证的环节这层意义上，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中所具有的表面的独立和自主才是一种假象。”作为一种总体性方法的辩证法，以中介作为自己的内在规定，历史的现实性本身只能在复杂的中介过程中才能被认识和被描述。“一切社会现象的对象性形式在它们不断的辩证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始终在变。客体的可知性随着我们对客体在其所属总体中的作用的掌握而逐渐增加。这就是为什么只有辩证的总体观能够使我们把现实理解为社会过程的原因。因为只有这种总体观能够揭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必然产生的拜物教形式，使我们能看到它们不过是一些假象，这些假象虽然看来是必然的，但终究是假的。”因此，如果不从总体性出发，而是从直接的经验出发，虽然能够归纳出一些规律，但这些规律却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真相的掩盖，这正是一种拜物教意识。从拜物教意识出发，我们只能得到一些直接性的对象概念，这些超越于社会历史规定性的概念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表现为超历史的本质。在拜物教意识的作用下，经济范畴以对象性的形式直接呈现在人们面前，而这些形式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则被遮蔽了。总体的方法就是对这种遮蔽的解蔽，在经济范畴的直接相互作用的表面下，揭示出被遮蔽的人与人、人与物的社会关系，发现社会现实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

在卢卡奇看来，只有无产阶级才能达到一种总体性的观念，而资产阶级只能形成物化意识。为什么同一个社会存在，却造成如此不同的观念意识呢？这要从不同阶级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所处的不同地位来理解。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处于不同的地位，资产阶级直接与资本的生产条件联为一体，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使他们与生产条件处于直接性的统一中，每个个体在这种生产条件中感受到的是自己的自由。这种直接性使他们无法跳出现存的社会关系，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不仅是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同时也是这种直观的资产阶级意识的不断再生产。当然，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对单个的资本家来说，就像自在之物一样无法把握，这造成了历史进程中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双重形式：就个体而言，主体与客体是统一的；就个体主体与社会的总体进程而言，主体无法认识和把握客体，这才造成了二律背反意识，才产生了反思和价值评判的理论。但正如前面的分析所得出的，这种反思无法真正地达到对社会存在的总体意识，无法跳出拜物教思维。真实存在的关系变形为一种物化的关系，并形成了一种虚假意识，这种虚假意识并不是要故意造假，而是资产阶级对自身的阶级地位的自发反映。“使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成为‘虚假’意识的界限是客观存在的，它就是阶级地位本身。它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客观结果，决不是随意的、主观的和心理上的。”资产阶级的生产条件使资产阶级意识不到自身的物化存在状态，生产条件的客观限制变成了他们的阶级意识的客观限制。

与之相反，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条件与生产方式直接表现为物化的特征，无产阶级是直接作为赤裸裸的客体进入到生产过程之中的，这种主体与客体的分裂，使无产阶级认识到自身在生产中的直接地位，他的意识就是商品的自我意识。当无产阶级认识到自身就是商品时，他就摆脱了商品拜物教的意识，也就是说他使自己所认识的对象发生了一种结构上的转化，“工人存在中的纯粹抽象的消极性，从客观上来讲，不仅是物化最典型的表现形式，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化的结构模式，而且——正因此——从主观上来看，它又是一个转折点，通过它可以意识到这一结构，并因而实际上打碎这一结构。”对直接意识的远离，使无产阶级的意识具有了中介性与总体性的特征，认识到在物化社会结构之下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真实存在方式。第一，这种物化关系在直接的层面是作为物的关系，是被物化的生产规律所中介的关系，因此，认识这种物化关系必须从这种直接性、从物化的规律出发。第二，这种关系的物化表现形式并不是纯粹的思想的形式，而是当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对象性表现形式，这决定了仅靠反思并不能消除这种物化关系，必须从社会生活的层面来消除这种物化关系，否则，任何一种反思都只是对这种关系的另一种说明。卢卡奇的这一分析，类似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既然根据青年黑格尔派的设想，人们之间的关系、他们的一切举止行为、他们受到的束缚和限制，都是他们意识的产物，那么青年黑格尔派完全合乎逻辑地向人们提出一种道德要求，要用人的、批判的或利己的意识来代替他们现在的意识，从而消除束缚他们的限制。这种改变意识的要求，就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借助于另外的解释来承认它。”第三，改变物化的实践也不能脱离对物化意识的自觉反省，只有这样，实践才能成为真正改变物化形式的实践。第四，无产阶级是意识物化与改变物化关系的主体。在这一过程中，以总体性、中介为特性的辩证法，就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重要分析方法。这种辩证法把对象看做是一个流动的过程，并从资本的总体运行中来揭示社会存在的特性与意识的规定性。

当无产阶级能够意识到自己是一种商品存在，当无产阶级能透视物化意识的真实规定性时，资本主义社会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就发生了颠倒，即原来处于客体位置的无产阶级倒转为新的主体，这是体现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主体，人成为一切社会得以存在的尺度。这种人的生成，在思想层面，要有把社会看做是总体流动过程的辩证意识；在现实层面，需要在实践中将这种辩证的总体意识实现出来，而这个过程，既是历史的真实发生过程，也是真正的总体性能够产生的条件。可以说，总体意识的获得、人的生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同时，历史的过程也是消除物化意识、把历史看做是人的活动产物的过程。“历史不再是在人和事物身上发生的难以捉摸的过程，只有用超验力量的介入才能加以说明，或者只有同对历史来讲是超验的价值联系起来才能变得有意义。历史一方面主要是人自身活动的产物（当然迄今为止还是不自觉的），另一方面又是一连串的过程，人的活动形式，人对自我（对自然和对其他人）的关系就在这一串过程中发生着彻底的变化。……历史正是在于，任何固定化都会沦为幻想：历史恰恰就是人的具体生存形式不断彻底变化的历史。”在卢卡奇的理论语境中，历史不仅是人的活动的结果，也是人的生成的境域，辩证法就是历史过程本身的本质与思想表达，总体不仅体现为社会结构的存在特征，而且也是人的生成的目标。因此，总体性、辩证法、历史与人的解放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

3．另一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

对于卢卡奇来说，《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根本任务在于：“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方法的本质，并正确地加以运用。”这种正确的理解，并不是“改进”马克思的思想，而是呈现马克思思想的根本精神，并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呢？“我们姑且假定新的研究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的论点。即使这点得到证明，每个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所有这种新结论，放弃马克思的所有全部论点，而无须片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所以，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成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而且，任何想要克服它或者‘改善’它的企图已经而且必将只能导致肤浅化、平庸化和折中主义。”在卢卡奇的这一说明中，存在着两个重要的对话对象：第一指的是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固守马克思的词句，将马克思的思想解释为以经济决定论为基础的理论体系，这是一种封闭的理论体系。第二指的是修正主义思想。修正主义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已经过时，需要用另外的思想加以“修正”与“改进”。就理论而言，修正主义是对当时正统解释的回应，当第二国际时代的正统主义将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一种封闭的决定论体系时，马克思的思想就难以真正地吸收新的思想资源，面对历史情境的变化。但作为一种对立面，修正主义在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上，并没有超越当时的正统解释。当卢卡奇将自己的理论指向这两种现有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框架时，他实际上是想开辟另一条解释思路，这是他重新界定“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寓意。从卢卡奇的论述来看，我认为他从三个方面阐述了他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

第一，从思想史的视角来看，针对传统解释中重视费尔巴哈与马克思之间关系的理论倾向，他强调黑格尔与马克思思想的内在联系。

在传统的解释中，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构建是以费尔巴哈的“物质”颠倒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从而得出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而在卢卡奇的理论建构中，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构成了他理解马克思的理论入口。在1922年写的“序言”中，卢卡奇回顾了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及其手稿时所写书信中谈到他与黑格尔的思想关联，再次提及马克思的告诫，即不要把黑格尔当作“死狗”来看待。如果不理解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就不可能正确地对待马克思的思想。卢卡奇具体引证了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及其手稿期间的三封信，即马克思在1858年1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他把黑格尔的《逻辑学》又浏览了一遍，这为他重新加工经济学研究材料问题帮了大忙。在1868年1月11日的信中又认为，德国哲学界将黑格尔当作“死狗”，费尔巴哈是有责任的。1868年11月7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又指出，狄慈根没有研究黑格尔，是其不幸。“之所以引证这些可以随意列举出很多的论述，只是因为这种对黑格尔的关系的实际意义甚至一直被马克思主义者低估了。”这样一种低估是造成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框架简单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卢卡奇的这一理解，既与他早期的新黑格尔主义存在着思想连续性的关联，又体现了他对开拓马克思主义解释新方向的一种努力，虽然这个努力带有深刻的黑格尔主义烙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区别，在关于物化与总体性的讨论中，卢卡奇总是力图指出两者的差异。从两者关系的根本区别来说，卢卡奇认为，黑格尔哲学还处于物化意识之中，而马克思的辩证法则是对物化意识的超越。

第二，就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具体内容而言，卢卡奇强调历史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及其方法论特性，将之看做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

从黑格尔与马克思关系的重新理解出发，卢卡奇认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是唯物主义辩证法，这是一种历史辩证法。在历史辩证法的语境中，“社会”概念取代“自然”与“物质”概念，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构成了历史辩证法的理论框架。在这个意义上，他批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认为恩格斯将辩证法直接推广到自然领域，这既是一种无主体的辩证法，同时又将辩证法看做是对无主体的客体的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历史辩证运动被消除了，这正是他所要讨论的物化意识的特性。“他对最根本的相互作用，即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连提都没有提到，更不要说把它置于与它相称的方法论的中心地位了。然而没有这一因素，辩证方法就不再是革命的方法，不管如何想（终归是妄想）保持‘流动的’概念。”对于卢卡奇而言，辩证法并不是适用于一切物质的理论体系，而是一种革命的批判的方法，这种批判方法的对象就是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

作为革命的批判的方法，卢卡奇强调辩证法的一些重要特征：即矛盾的观念、具体的总体的观念、历史性的观念。辩证法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源自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对抗性的洞察，而物化则是这种对抗性的表现。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生产出阶级意识层面的矛盾，物化意识就是资产阶级对物化的矛盾现实的反映。只有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才能看穿物化意识与拜物教意识，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具体的总体观念。在具体的总体观念中，一方面可以达到对具体细节的分析，另一方面才能跳出物化意识，揭示具体在总体结构中的地位及其与其他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中介系统。这是刚才讨论过的内容。

从具体的总体性出发，辩证法与经验论就区别开来。经验论的研究方法强调从当下的事实出发，对事实进行分析，在这种研究中，“辩证的方法被取消了，随之总体对各个环节在方法论上的优越性也被取消了；各部分不从整体来理解，相反，整体被当作不科学的东西被抛弃，或者退化成了不过是各部分的‘观念’或‘总合’。随着总体的被取消，各个孤立的部分的反思联系似乎就是适合一切人类社会的没有时间性的规律。”这种经验论将孤立的要素当作是现实，把现实分解为孤立的“事实群”，并成为专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真正的事实被分解了，这正是物化意识的特征，也是拜物教意识的特征。“具体的总体是真正的现实范畴。但是，这一看法的正确性，只有在我们集中注意力于我们的方法的真正物质基础，即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对抗性时，才完全清楚地表现出来。”具体的总体性的观念，同样是一种历史性的观念，各要素只有在历史的运行中才能变成中介要素。

从历史性的角度来看，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统一起来了，所以在卢卡奇看来，历史唯物主义“是按其真正的本质理解过去事件的一种科学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将政治、经济、意识等看做为一个整体，并揭示其内在的联系，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是对物化意识的超越，这种科学的分析方法与资产阶级的物化意识是完全对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方法上划时代的功绩恰恰在于，这些表面上完全独立的、自我封闭的自律体系仅仅被看做是一个综合整体的一些方面，而它们在表面上的独立性也会被扬弃。”这种方法坚持历史性的观念，把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范畴看做是历史性的范畴，这正是马克思超越于古典经济学家的地方。因此，历史唯物主义首先是批判的方法，它与历史辩证法是同一个东西。

第三，马克思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辩证法的中心问题是改变现实。

卢卡奇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出发，强调马克思哲学的改造世界的功能。在他看来，马克思强调要从人的感性活动来理解“感性”、“客体”、“现实”，也就是将历史看做是人的活动的产物。人是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这也意味着，社会历史的改变依赖于人的实践活动。从现实的历史地位出发，无产阶级能够形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认识，这是其行动的必要前提，但要改变这种阶级地位，则需要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只有在革命活动中，无产阶级才能扬弃自身，实现无阶级社会，使社会主义真正地从科学变成现实。

卢卡奇同时也意识到，虽然只有无产阶级能够形成以总体性为核心的阶级意识，并达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透视，但在现实的革命活动中，这种可能性并不意味着就是现实性，在无产阶级的自发运动中，并不能自觉地形成阶级意识，这决定了党的领导与组织工作的重要性，只有一种有意识的集体意志，才能使无产阶级将阶级心理提升为阶级意识。“这个有意识的集体意志就是共产党。……这里的统一因素是纪律。只有通过纪律，党才能够把集体意志付诸实现……”此时的卢卡奇并不主张完全以党的纪律取代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自发性，他受卢森堡影响，同时又受列宁影响，主张实现自发性与有意识控制的交互作用，这就既有利于形成阶级意识，又可防止党的腐化与堕落。

在革命实践活动的具体方式上，卢卡奇主张暴力革命。从总体性的观念出发，卢卡奇认为不可能通过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问题而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问题，要改变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扬弃物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就必须实现总体性的革命，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抗结构，决定了暴力是实现社会结构转变的重要中介。但这种暴力不像庸俗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那样，体现为一种与经济无关的专横的原则，在卢卡奇看来，暴力本身就具有经济的规定性，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对抗性，使暴力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力量。另外，也只有在暴力中，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才能变成自觉的意志。将暴力与经济割裂开来，在卢卡奇看来，正好体现了物化意识。在卢卡奇此时的思想中，暴力是从总体上改变物化社会的根本力量。

总之，在《历史与阶级意识》这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创之作中，卢卡奇以黑格尔主义的框架，结合当时的哲学与社会学研究成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进行了新的论述。他以主体—客体的历史辩证法，确证了阶级意识的历史基础、思维特性，强调马克思哲学的核心观念是改变世界，这对于摆脱教条化的理论观念、强调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能动性，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将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批判推进到生产力批判，这在加深理论逻辑和强化现实批判力的同时，也埋下了一种“悲观”的色调，即解放的不可能性。这种不可能性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表现。正是解放的这种不可能性，使青年卢卡奇的理论具有一种救世主义的乌托邦色彩。

在卢卡奇后来的思想发展中，1848年出版的《青年黑格尔》，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看做是卢卡奇对自己早期思想的一种自觉反思。通过研究青年黑格尔思想发展的过程，卢卡奇进一步看清了经济学与哲学的内在关联，并通过分析黑格尔的异化理论看到了自己早年物化理论的局限性，即将异化或对象化等同起来，也就无意地支持了这样一种观念，即物化与人性不可分离，按照这种理解，异化是不可能被消除的。到晚年讨论社会存在本体论时，卢卡奇从《资本论》的劳动理论出发，以求达到对马克思哲学的重新理解，恢复马克思哲学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