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关于刘勰的思想和著作

从上述对刘勰的家世和生平事迹的考证和分析中，可以看出他是以儒家经世致用作为自己人生处世的原则的，这在他的思想中占有比较主要的地位。同时他又精通佛学，笃信佛教，参加了很多佛学活动，做了大量的佛经整理工作。佛教思想对他也有深刻影响。因此，以入梁为界线，把刘勰的思想划分为前后两期，认为他前期以儒为主，后期以佛为主；或认为他前期信佛，后期信儒，都是不妥当的。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讲清楚，一是他晚年出家问题，二是关于他现存的两篇佛学著作及其与《文心雕龙》所表现的思想之关系。刘勰一生积极入世而到晚年突然抛弃世俗生涯，而决心燔发出家，这也是有原因的，诚如我们上面谈他的卒年时已说到的，这乃是他晚年政治上发展受挫折的结果，同时也是他到了晚年厌倦官场生活，佛教思想起了决定影响性的结果。在当时的社会里，或者说在封建社会里的知识分子中，儒佛并用的人是不少的。“外儒家而内释老”，从政出仕以儒家思想为准则，修身养性以佛老为标的，这是很普通的，甚至可以说是文人中的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刘勰也是如此。他在写作《文心雕龙》前就已经有《灭惑论》的著作。学术界目前对《灭惑论》的写作年代是有争论的。《灭惑论》载于题为僧佑编的《弘明集》中。《弘明集》的编辑是有一个过程的：原先在齐代编成时为十卷，见今本僧佑编之《出三藏记集》卷十二中之《弘明集目录序第八》。刘勰之《灭惑论》在十卷本《弘明集》之第五卷末。又，《出三藏记集》卷十二《释僧佑法集总目录序第三》记载：“《弘明集》十卷。”今传之《弘明集》为十四卷本，此乃入梁后不断补充而成的。僧佑的《出三藏记集》也有一个编辑过程：根据最早的隋代费长房的《长房录》卷十五记载：“《出三藏记集录》，齐建武年律师僧佑撰。”当时的《出三藏记集》为十卷本，见本书卷十二《释僧佑法集总目录序第三》记载：“《出三藏记集》十卷。”入梁以后不断补充，一直到僧佑去世，故今存的《出三藏记集》为十五卷本。因为南齐建武年间编成的《出三藏记集》所记佛学著作目录中有十卷本《弘明集》，而《灭惑论》又在其中，故可断定《灭惑论》撰于南齐，在《文心雕龙》成书之前。《出三藏记集》的最后成书年代据日本学者兴膳宏先生的考证，当作于梁天监十四年（515）以后的一两年中。《灭惑论》是针对《三破论》而作的。《三破论》的作者学术界有不同意见，据唐代释神清《北山录》卷二的记载，《化胡经》、《夷夏论》、《三破论》等皆为道教的著作。宋代释德珪《北山录注解》认为《夷夏论》、《三破论》皆为道士顾欢所作。《南齐书》卷五十四《顾欢传》也说他作《夷夏论》，并引全文。今本《弘明集》在刘勰《灭惑论》后收有释僧顺《释三破论》一文，为齐代所编《弘明集》所无，其题下有“本论，道士假张融作”之说。许多学者认为，既是假张融名所作，必在张融已死之后。按张融死于齐建武四年（497），那么，《灭惑论》亦当写在建武末年，也在《文心雕龙》成书之前。这就说明刘勰在前期（入梁以前）也是很虔诚信佛的，而且根据慧皎《高僧传》记载，刘勰还为定林寺高僧僧柔和超辩写过两篇碑文。特别是刘勰还帮助僧佑做了许多整理佛经的工作。僧佑的有些文章很可能就是由刘勰代写和起草的，僧佑的许多佛学著作，如《出三藏记集》大概也是刘勰帮助他完成的。（参见日本兴膳宏教授的《〈文心雕龙〉和〈出三藏记集〉》）他既“博通经论”，又不承认他有佛教思想影响，恐怕是说不过去的。入梁以后，刘勰几乎一直在做官，而且仕途上一直是比较顺利的。所以他也没有了《文心雕龙·程器》篇中的那些牢骚和不满了。梁武帝奉佛教为国教，佛教活动实际上也成为政治活动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刘勰参与了当时一些重要的佛事活动，比如梁天监七年（508）按照梁武帝旨意，在定林寺组织了僧侣和俗士共同抄一切经论，定为八十八卷，刘勰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毫无疑问，他是以俗士身份参加此项工作的。此外，他还写了佛教的一些重要碑文，如僧佑死后，其碑文就是刘勰写的。然而，这一切在那个把佛教看得高于一切的社会里，也可以说，正是像他那样的一个文人在出仕期间经常要做的工作，并不能说明他这时已经虔诚信佛，而不再有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了。问题的关键是在于儒和佛（当时玄佛合流，也可说是玄佛）是否是完全对立而不可统一的？事实显然不是这样。从某一方面看，儒佛似乎是矛盾的，儒家主张入世，佛教提倡出世，但从另一方面看，儒佛又并非对立，而是可以统一的。刘勰在《灭惑论》中就明确地说过：“孔释教殊而道契。”这就是刘勰的看法，也是他一生所奉行的处世态度之依据。他在政治上取儒家之经世致用，在思想信仰上又尊重佛教。入梁以前和入梁之后，并无根本变化。我们要认识刘勰这种思想特点，就会明白他的《文心雕龙》中的思想和佛学论文中的思想是可以共存的，至少在他思想上是这样看的。这不仅在他是如此，也是当时社会思潮的特点。儒、道、佛三教合流是当时思想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东汉末年，儒学衰微，魏晋之交，玄学勃兴。向秀、郭象注《庄子》，持内圣外王之说，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实际上是主张儒道两家思想合流的。魏晋时期，儒家思想地位不高，玄学占了统治地位，然而，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影响仍是很深的，并没有被排斥、被否定。玄学家在提倡以虚无为本体的前提下，总是企图把儒家思想也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之中。佛教传入中国，要藉玄学以光大，玄佛合流，因此也与儒学合流。特别是在进入南朝之后，儒学又开始复苏。这大约是从刘宋时期开始的。在南齐经过萧子良的提倡，到梁代又得到梁武帝的提倡，儒家思想在社会上又受到了比较大的重视。齐梁之际的三教合流思想大约在南齐萧子良当国之际，就比较突出了。汤用彤先生在《魏晋南北朝佛教史》中曾经说过：

按佛法之广被中华，约有二端。一曰教，一曰理。在佛法教理互用，不可偏执。而在中华则或偏于教，或偏于理。言教则生死事大，笃信为上。深感生死苦海之无边，于是顺如来之慈悲，修出世之道法，因此最重净行，最重皈依。而教亦偏于保守宗门，排斥异学。至言夫理，则在六朝通于玄学，说体则虚无之旨可涉入老庄；说用则儒在济俗，佛在治心。二教亦同归而殊途。南朝人士偏于谈理，故常见三教调和之说。内外之争，常只在理之长短。辩论虽激烈，然未尝如北人信教极笃，因教争而相毁灭也。

汤用彤先生此一段论述是十分深刻的，它对于我们理解当时的社会思潮，并深入研究刘勰的思想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在南朝的一些著名思想家、文学家身上均可看到这种现象。例如宗炳的《明佛论》、谢灵运的《辨宗论》这些著名的文章中，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儒、释、道三教调和的思想。刘勰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注重谈理、倾向于三教合流的社会条件之下，怎么能不受影响呢？刘勰的青年时代正是南齐永明年间。这是南朝学术发展比较活跃的时期，它与萧子良的思想和作为有密切关系。萧子良在宋齐之际是一位很起作用的人物，齐高帝萧道成对他很重视。萧子良是一位政治家，也是思想家。他很注意学术文化的发展。他在自己的西邸聚集了一大批文人，“竟陵八友”是其中的核心。萧子良既提倡玄学和佛学，也提倡儒学。《南齐书·陆澄传》云：“永明纂袭，克隆均校，王俭为辅，长于经礼。朝廷仰其风，胄子观其则。由是家寻孔教，人诵儒书，执卷欣欣，此焉弥盛。”萧子良在鸡笼山西邸组织文人抄《五经》、百家等，对儒学复兴是起了作用的。梁武帝提出三教同源之说，除了信佛以外，他还企图改变“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的状况，故“诏求硕学，治五礼，定六律，改斗历，正权衡”。天监四年（505），梁武帝下诏云：“二汉登贤，莫非经术，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晋浮荡，儒教沦歇，风节罔树，抑此之由。朕日昃罢朝，思闻俊异，收士得人，实惟酬奖。可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开馆宇，招内后进。”他并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并“大启庠斆”，让皇太子、皇子、宗室、王侯就业。梁武帝“亲屈舆驾，释奠于先师先圣，申之以宴语，劳之以束帛，济济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以上均见《梁书·儒林传》）梁武帝的学术思想深受萧子良的影响，他的三教调和的思想也是和萧子良的思想一致的。刘勰的青年时代是在萧子良当政时期，他的中年时代是在梁武帝执政时期，由于僧佑的关系，他对萧子良和萧衍的思想当然也是十分清楚的，显然受到他们的影响。而且他在梁代为官二三十年，如果在思想上和以梁武帝为代表的社会思想潮流不一致，恐怕也是很难在政治上站住脚的。因此，三教调和思想乃是刘勰一生思想中的主流。他的《文心雕龙》中儒家思想从表面上看是比较突出的，但其中也表现了儒、道、佛结合的文艺思想，此点我们下面将要着重分析。而他有关佛学著作中则表现了比较突出的佛学思想，同时也表现了三教调和的思想。这些具有不同倾向、特点的著作是在不同的条件下，为了不同的目的而写的，不能据此来划分他思想发展的前后期，强调他前后期思想的不同。梁武帝之好佛亦是重在理，而不在教，故亦与玄学相通，他也自讲《老》、《庄》、《周易》，其佛学亦不脱离玄学。他之舍道归佛，主要是反对道教，而道教与玄学并不是一回事。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刘勰的《灭惑论》中虽反道教，而对老庄玄学则仍是肯定的。认为在以“虚无”、“寂静”为本方面，释、道两教是很接近的。他在充分肯定佛教最高地位的同时，明确论述了三教调和的观点。他说：“至道宗极，理归乎一；妙法真境，本固无二。”又说：“梵言菩提，汉语曰道。”“是以一音演法，殊译共解；一乘敷教，异经同归。经典由权，故孔释教殊而道契；解同由妙，故梵汉语隔而化通。但感有精粗，故教分道俗；地有东西，故国限内外。其弥纶神化，陶铸群生，无异也。”这里，刘勰着重说明儒道和释道本是相通的，其根本原理与目的也是一致的，不过一为宗教，一为世俗，有所不同罢了。他的这种熔儒、释、道（玄）于一炉的思想，自然是有其政治上的目的的，这就是为了适应梁武帝的需要。

刘勰的佛学思想也是很明显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上面是我们对刘勰基本思想的看法。

刘勰的佛学著作除《灭惑论》外，尚有《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一篇，此文之作当在梁天监十五年至十七年间（516—518）。碑文中曾讲到此石像自天监十二年（513）二月十二日“开凿爰始”，至天监十五年三月十五日“妆画云毕”。故此文之作应在其后。而梁建安王萧伟于天监十七年三月改封为南平王，碑文称建安王，故当在此前。此石像之建立，据慧皎《高僧传》卷十三《僧护传》记载如下：

释僧护，本会稽剡人也。少出家，便克意常苦节，戒行严净。后居石城山隐岳寺。寺北有青壁，直上数十余丈，当中央有如佛焰光之形。上有丛树，曲干垂阴。护每经行至壁所，辄见光明焕炳，闻弦管歌赞之声。于是擎炉发誓，愿博山镌造十丈石佛，以敬拟弥勒千尺之容，使凡厥有缘，同睹三会。以北齐建武中，招结道俗，初就雕剪。疏凿移年，仅成面朴。顷之，护遘疾而亡。临终誓曰：“吾之所造，本不期一生成办。第二身中，其愿克果。”后有沙门僧淑，纂袭遗功，而资力莫由，未获成遂。至梁天监六年，有始丰令吴郡陆咸，罢邑还国，夜宿剡溪，值风雨晦冥，咸危惧假寐，忽梦见三道人来告云：“君识信坚正，自然安隐。有建安殿下感患未瘳，若能治剡县僧护所造石像得成就者，必获平豫。冥理非虚，宜相开发也。”咸还都经年，稍忘前梦。后出门乃见一僧云，听讲寄宿，因言：“去岁剡溪所嘱建安王事，犹忆此不？”咸当时惧然，答云：“不忆。”道人笑曰：“宜更思之。”仍即辞去。咸悟其非凡，乃倒屣谘访，追及百步，忽然不见。咸豁尔意解，具忆前梦，乃剡溪所见第三僧也。咸即驰启建安王，王即以上闻，敕遣僧佑律师专任像事。王乃深信益加，喜踊充遍，抽舍金贝，誓取成毕。初僧佑未至一日，寺僧慧逞梦见黑衣大神，翼从甚壮，立于龛所，商略分数，至明旦而佑律师至，其神应若此。初僧护所创，凿龛过浅，乃铲入五丈，更施顶髻，及身相克成，莹磨将毕。夜中忽当万字处，色赤而隆起。今像胸万字处，犹不施金镈，而赤色在焉。像以天监十二年春就功，至十五年春竟。坐躯高五丈，立形十丈，龛前架三层台，又造门阁殿堂，并立众基业，以充供养。其四远士庶，并提挟香华，万里来集。供施往还，轨迹填委。自像成之后，建安王所苦稍瘳，今年已康复。王后改封，今之南平王是也。

说明刘勰这篇碑文的写作也和他的老师僧佑有关，因为此石像乃是在僧佑的主持下完成的。传文中有关陆咸的记载就是根据刘勰的碑文所述而来的。刘勰有关佛学著作，除这两篇外，据释慧皎《高僧传》记载，还曾为当时著名的僧人写过碑传，除梁天监十七年僧佑死时为他写碑文外，还在南齐永明十年（492）为定林寺高僧释超辩死后写了碑文，延兴元年（494）为定林寺高僧释僧柔死后写了碑文，但是这些都没有流传下来。根据《梁书·刘勰传》所说：“然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明僧碑志，必请勰制文。”刘勰所写的佛学碑文自然不止这些。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曾有人提出《刘子》一书为刘勰所著，其实这并不是新问题。《刘子》的作者是谁，历代一直有不同说法，不过历代著名学者都基本否定了《刘子》是刘勰所作的说法，至多不过说明还有这种说法，留作参考而已。尤其是当代研究《刘子》最有成就的学者，四川大学杨明照和台湾大学王叔岷，他们都是研究六朝文史的杰出专家，也是研究《文心雕龙》的权威专家，在他们为《刘子》所作的校注中，都收集了相当丰富的资料，对作者问题作过非常细致认真和客观科学的分析，并一致认为说《刘子》是刘勰所作是完全不可靠的。八十年代后提出《刘子》为刘勰所作的研究者，并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新资料，甚至回避了前辈学者已经提出的资料和见解，所以本来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不过现在居然还有些人别出心裁地从《刘子》是刘勰所作出发去写《刘勰传》，所以我就不得不对此说一点看法。其实我并没有什么新的研究成果，只不过综合前代和当代学者的研究做一点具体分析而已，但是这就已经很清楚地可以说明问题了。我认为《刘子》不可能是刘勰所著，根据历代学者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原因：

首先，从文献记载看没有充分根据。说《刘子》作者是刘勰最早是《唐书》的著录，后来宋代郑樵《通志·艺文略》因之，某些佛学典籍和有些明清版本也题为刘勰。究其来历皆因两《唐书》之著录。《旧唐书》作者为后晋的刘昫，但是实际上，刘昫并没有执笔写，书是在他之前由原宰相赵莹监修，史官张昭远、贾纬、郑受益、李为先等所撰写。开运二年（945）书成后，赵莹改任晋昌节度使，刘昫继任宰相，由他奏上，故以他的名字为作者，全书共二百一十四卷。《新唐书》为北宋至和元年（1055）由欧阳修和宋祁主持，参加撰写的还有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等人。《新唐书》重视文字表达，而于史实有些反不如《旧唐书》。其著录《刘子》作者为刘勰当也是因袭《旧唐书》之说。从宋代晁公武、陈振孙等最有权威性的图书版本和目录专家开始，历代学者几乎都不认为《唐书》著录题为刘勰著是有根据的。因为最早为《刘子》作过注释的唐人袁孝政已经说得很清楚，《刘子》是北齐刘昼所作：“昼伤己不遇，天下陵迟，播迁江表。时人莫知，谓为刘勰，或曰刘歆、刘孝标作。”（见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引）根据王叔岷先生的考证，从《刘子》一书袁孝政注本的避讳情况来看，袁孝政可能是唐高宗时人，属于唐前期。再从《隋书·经籍志》在著录杨伟《时务论》后附注里说有《刘子》十卷而未注作者情况来看，隋唐时对《刘子》一书作者已经不清楚了，故唐初有袁孝政说的各种不同讲法。为此，袁孝政特别辨明其作者为刘昼，而非刘勰、刘歆、刘孝标等人。显然，著录《刘子》为刘勰著的新、旧《唐书》正是沿用了袁孝政所说的“时人”揣测，是并没有什么根据的。所以，到了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均按照袁孝政说法，题为北齐刘昼著。不过他们作为严谨的学者，态度相当客观，也都说到还有另外的说法，或刘勰或刘孝标，因为没有确凿证据，故云“未知孰是”。然而，我们不能说他们的“本意”是怀疑不是刘昼所作。此后，《宋史·艺文志》、宋王应麟《玉海》、宋章俊卿《山堂考索》、元马端临《文献通考》、明末清初钱谦益《绛云楼书目》陈景云注本、清代著名的学者及藏书家如于敏中的《天禄琳琅书目》、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中所藏明孙鑛本、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张之洞《书目答问》、日本《静嘉堂秘笈志》等，均署刘昼著。其他如明沈津百家类纂本、潜庵子汇本、王灏刻的畿辅丛书本，以至湖北崇文书局百子全书本等，所题亦同。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虽题刘勰，又说明有刘昼作一说。只有汉魏丛书等个别收入《刘子》的题刘勰著。这些可以充分说明《唐书》的著录为历代学者所不取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袁孝政作注时写的序还是比较可靠的，因为他毕竟是最早研究《刘子》，并认真为之作注的人。近人王重民在《巴黎敦煌残卷叙录》里说：“敦煌遗书内有所谓《随身宝》者，所记经籍一门，均系当时最通行之书，不啻一部唐人书目答问也。余乃求之卷内，正有‘流子刘协注’一则，知必系‘刘子刘勰著’矣。”这只能说明《随身宝》所记不过是坊间俗本，其作者题为刘勰正是袁孝政所说时人无知之故，这种资料很难作为严谨的学术论证。更何况王重民先生在叙录中《刘子新论残卷》下还特别引用罗振玉跋语，说明此书作者有刘昼和刘勰二说，并说：“至其撰人，应为刘勰抑刘昼，仍不敢赞一言也。”其实《刘子》是不是刘昼所作，也是可以研究的，根据现有材料也还不能有确凿的定论。但是说《刘子》为刘勰作则已为绝大多数学者所不取。

关于《刘子》作者问题，王叔岷先生在他的《刘子集证》自序中曾作了非常清晰和很有根据的辨析。《刘子》是刘歆作的说法，王先生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和清人陈鳣《简庄文钞》中《刘子注跋》所说指出：“是书《激通篇》称‘班超愤而习武，卒建西域之绩’，又安得谓刘歆作乎？”班超在刘歆之后，此说当然不可能成立。至于说是刘孝标所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刘孝标之说，南史、梁书俱无明文，未足为据。”杨明照先生在《刘子理惑》中也说得非常明白：“按《南史》（卷四十九）、《梁书》，俱无明文，而彼此持论，又臭味不同。孝标之《辨命》，与是书《命相》（卷五第二十五篇）径庭也，孝标之绝交，与是书《托附》（卷五第二十一篇）天壤也。果出一人之手，何有首鼠之词？至其铺采之褥丽不侔，行文之轻蒨有异，展卷并观，即易品藻，则孝标只不过是说，亦迎刃而解矣。”所以，多数学者比较倾向于是刘昼所著，但是这也有疑问，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惟北齐刘昼，字孔昭，渤海阜城人，名见北史儒林传。然未尝播迁江表，与孝政之序不符，传称昼孤贫，受学恣意披览，昼夜不息，举秀才不第，乃恨不学属文，方复缀辑词藻，言甚古拙，与此书之缛丽轻蒨，亦不合。又称求秀才十年不得，乃发愤撰高才不遇传，孝昭时出诣晋阳，上书言亦切直，而多非世要，终不见收，乃编录所上之书为帝道。河清中又著金箱壁言，以指机政之不良。亦不云有此书。岂孝政所指又别一刘昼欤？”不过，有不少学者对此说也不赞同，而认为《刘子》作者即刘昼，尤其是王叔岷先生论述得很详细，他说：“《北齐书》、《北史》虽不言刘昼作《刘子》，然有数端，颇堪留意。传言昼‘知太府少卿宋世良家多书，乃造焉。世良纳之，恣意披览，昼夜不息’。又‘自谓博物奇才’。《刘子》中之陈言故实，异闻奇说，援引万端，非博物奇才，决不能作，此其一；传言昼‘举秀才不第，乃恨不学属文，放复缉缀辞藻，言甚古拙’。其为文古拙，盖有意矫正当时浮艳之习，《刘子·正赏》篇云：‘不以名实眩惑，不为古今易情，采其制意之本，略其文外之华。’其旨亦正相符，此其二；传言昼‘求秀才十年不得，发愤撰《高才不遇传》'。袁序谓‘昼伤己不遇，故作此书’。是《高才不遇传》与是书伤己不遇之意颇合（百家类纂本题辞、子汇本序，并有类此之说），此其三。据此，则《刘子》似即刘昼所作矣。是书知人、荐贤、因显、托附、心隐、通塞、遇不遇、正赏、激通、惜时诸篇，皆为伤己不遇而作。《惜时篇》末云：‘岁之秋也，凉风鸣条，清露变叶，则寒蝉抱树而长叫吟，烈悲酸瑟于落日之际，何也？哀其时命迫于严霜，而寄悲于菀柳。今日向西风，道业未就，郁声于穷岫之阴，无闻于休明之世，已矣夫，亦奚能不沾衿于将来，染意于松烟者哉！’传称昼‘使我数十卷书行于后世，不易齐景之千驷也！’其所以‘染意于松烟’，亦正欲行其书于后世耳。故《刘子》似非刘昼莫属也。”比较谨慎的态度就是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那样：“然刘勰之名，今既确知其非，自当刊正。刘昼之名，则介在疑似之间，难以确断，姑仍晁氏、陈氏二家之目，题昼之名，而附着抵牾如右。”那么，为什么“时人”会把此书说成是刘勰所著呢？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辩证》中曾引宋代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一百七十九诗话续集所引唐代张《朝夜佥载》的说法：“刘子书，咸以为刘勰所撰，乃渤海刘昼所制，昼无位，博学有才，窃取其名，人莫知也。”虽然，今本《朝夜佥载》中没有这段话，但是我们应当相信在宋代其书中应该是有的，所以刘克庄才会那么清楚地引用。说刘昼窃取刘勰名字来写，是不可信的，这点王叔岷先生在他的书中已经分析得很明白了。不过它足以说明在唐初很多有文化的人已经不相信是刘勰著的了。张为唐高宗调露时进士，和袁孝政时代应该是接近的。这个材料正好可以说明把《刘子》说成是刘勰所作，正是唐初时人无知之说，在当时已经为文人学者所否定。同时也更说明为刘昼所作可能性是很大的。谨慎一点说，《刘子》的作者尚无足够资料来确证，但是从刘昼和刘勰两人来说，刘勰的可能极小，而刘昼的可能性则比较大。为此，我们至少可以说，从文献角度看，说《刘子》为刘勰所作，是没有充分根据的。

其次，从《刘子》的思想与刘勰的及其《文心雕龙》的思想来说，则差距实在是非常之大，也是极其明显的，所以这两本书绝非一人所作。最早对《刘子》内容作出看法的是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他说其书“言修心治身之道”。王应麟《玉海》说此书“泛论治国修身之要，杂以九流之说”。章俊卿《山堂考索》亦同此说。如果只是写的内容和《文心雕龙》不同，并不能说明两书不是一人所作，主要是立论水准的高下和思想观点的差异。明万历刊子汇本序中说：“其书泛论治国修身之要，杂以九流之说，无甚高奇。然引物连类，有可绎思者，故汇刻之。”明万历《二十家子书》序说：“此书泛论治国修身之要，杂以九流之说，无甚高论。然有可喜者。”可见，《刘子》一书虽然阐说修心养身治国较为细致、论述较为圆润，但是见解相当一般，不过是将九流杂家之说融会组合，没有什么新鲜的、过人的高论，和《文心雕龙》立论之独创、见解之深邃、分析之深度，实在无法比拟。《刘子》一书之境界和格调较为平庸低俗，说明其作者虽然学问有一定水准，文字表达能力也比较强，但是其思想水准和识见能力，比刘勰差了一大截，明眼人一看就可以断定两书不可能是一个人所著。再从《刘子》一书的思想观点来看，由于其书杂取九流之说，没有明确的、统一的思想立场，这自然和它的“无甚高论”是相联系的。不过，其书之旨趣大体来说是比较倾向于道家的，这一点前人早已指出，《四库全书提要》曾把它和《文心雕龙》作了比较，指出两书不仅内容上有抵牾之处，而且基本志趣迥异，从而明确断定《刘子》非刘勰所作，其云：“按梁通事舍人刘勰，史惟称其撰《文心雕龙》五十篇，不云更有别书。且《文心雕龙·乐府》篇称，‘涂山歌于候人，始为南音，有娀谣乎飞燕，始为北声。夏甲叹于东阳，东音以发。殷整思于西河，西音以兴’。此书《辨乐篇》称夏甲作破斧之歌，始为东音，与勰说合。其称殷辛作靡靡之乐，始为北音，则与勰说迥异，必不出于一人。又史称勰长于佛理，尝定定林寺经藏，后出家改名慧地。此书末篇乃归心道教，与勰志趣迥殊。白云霁道藏目录亦收之太元部无字号中。其非奉佛者明甚，近本仍刻刘勰，殊为失考。”就《辨乐》一篇和《文心雕龙·乐府》篇比较来看，并不只是北音之说相矛盾，其全篇内容几乎全部是选取荀子《乐论》、《吕氏春秋》论乐、《礼记·乐记》、《淮南子》以及魏晋时阮籍等论乐的说法，编纂而成，没有任何自己的独立见解。而刘勰《文心雕龙·乐府》篇，则提出很多极有深度的见解，如“乐本心术”、“诗为乐心，声为乐体”、“声来被辞，辞繁难节”等，《刘子·辨乐》实难望其项背。

至于《四库提要》说其“归心道教”则不为无因，有人说应改为“归心道家”，当然说此书“归心道家”是对的，不过，他所理解和认识的道家，实际是更接近于道教思想的。清代著名学者卢文弨在《抱经堂文集·刘子跋》中说：“其书首言清神、防欲、去情、韬光，近乎道家所言。”近人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辩证》中进一步说：“此书若《清神》、《防欲》、《去情》、《韬光》等篇，多黄、老家言，故卢文弨谓其近乎道家，是其归心道教，不仅见于《九流》一篇也。”王叔岷先生又发挥说：“《刘子》虽采九流百家之说，然其中心思想实为道家，与《吕氏春秋》、《淮南子》相类，故以《清神》为第一篇，又继之以《防欲》第二，《去情》第三，《韬光》第四，皆其验也。末篇《九流》首述道家，正以名其所宗。则此书非宠佛之刘勰所作甚明。”按，《刘子》末篇《九流》本首叙道家，而有些本子从尊儒出发，将其叙儒家移前，这是不合适的。卢文弨在上文中已经辨明，他说：“道藏本先道家，外闲本先儒家，关其总括之语，则道藏本实据其本书次第如此，非由黄冠所妄为移易也。”从全书内容看，特别是从《九流》篇末段“道以玄化为本，儒以德教为宗”等说，可以充分说明《九流》篇道家在先是符合原书实际的。刘勰《文心雕龙》虽然也有道家思想影响，但是主要是在自然美和艺术美理想、文学创作构思想象等方面，而在对待儒、道、佛三家思想的态度上，显然是以儒和佛放在道之前的。在《灭惑论》中也可出这一点。它本是批评道教《三破论》的，道教和道家是不同的，但是道教思想渊源还是属于道家。前面已经说过，刘勰是不否定老庄道家思想的，曾指出其无为虚静是和佛学相通的。但是显然他是把儒释两家放在比道家更重要的地位，着重讲儒释两家之“至道终极，理归乎一”。而《文心雕龙》以《原道》、《征圣》、《宗经》放在最前面，也说明他对儒家是最尊重的。《序志》篇中做梦也是梦见孔子。而刘勰一生始终和佛学联系紧密，最后出家为僧，更名慧地。而对道家思想的评价从《诸子》篇来看，庄子仅为百家学说之一，其评述远少于孟子和荀子等。《情采》篇中对庄、韩之书，认为是采滥辞艳，乃“为文造情”之作。再从《论说》篇来看，对玄学之有无之争，曾和佛学相比：“然滞有者，全系于形用；贵无者，专守于寂寥；徒锐偏解，莫诣正理；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乎。”明确指出玄学有无之争，都有其片面性，从本体论来讲远不及佛学“般若之绝境”更为全面。而《刘子》一书则显然是以偏重于道教的道家思想为主导的。除上述《四库提要》、卢文弨及今人王叔岷等所说外，不仅前四篇都是属于偏重于道教的道家思想内容，而且第五篇《崇学》和第六篇《专学》都不是从儒家所主张的学习圣人经典和仁义礼乐出发，也是偏重从道家和道教养生角度来谈的。《崇学》篇首云：“至道无言，非立言无以明其理；大象无形，非立象无以测其奥。道象之妙，非言不津，津言之妙，非学不传。”“至道无言”、“大象无形”本是道家思想，但是他又把道家这些精微的论说，从低级浅俗的角度去理解，表示“立言”、“立象”之重要和“津言之妙，非学不传”，说明他对道家思想并未真正领会，而把它杂家化了。而刘勰对道家思想的肯定却正是从其精微深奥的玄旨出发的，所以他在《灭惑论》中说：“寻柱史嘉遁，实惟大贤，著书论道，贵在无为，理归静一，化本虚柔。”他所严厉批评和反对的正是道教归之于养生求仙的低俗之学。所以即使从肯定道家思想的意义上说，也是和《刘子》一书所述相背离的。至于《刘子》中《专学》一篇则又是从“正心”立论的，所谓“正心”，其实就是说心的“专一”，“是故学者，必精勤专心，以入于神。若心不在学，而强讽诵，虽入于耳，而不谛于心”。完全是从最一般的人的生理角度来讲所谓“专学”，道教的气味也相当浓厚。《崇学》、《专学》两篇哪里有一点儒家论学的味道？和刘勰之以学习儒家经典为最紧要关键，相去何啻十万八千里！和《荀子》第一篇《劝学》相比，其志趣完全相反，南辕北辙，如果说写过《文心雕龙》的刘勰，会写出这样的《崇学》和《专学》来，岂非天方夜谭？

晁公武说《刘子》一书“言修心养身之道，而辞颇薄俗”，王应麟说《刘子》一书“泛论治国修身之要，杂以九流之说”，实在是非常正确而击中要害之论，故清代王旭《春融堂集》卷四十三《跋刘子》说：“晁氏谓其俗薄，则殊有见也。”其实，这种“薄俗”不仅表现在文辞上，首先是体现在内容上。《刘子》一书文字表达能力是比较强的，古书典故较为熟悉，辞藻也可算“丰美”，近人黄云眉在《古今伪书考补证》中说：“就文字论：或谓其丰美，或谓其俗薄，或谓其褥丽轻蒨，与《北史》（刘昼）本传所称古拙不类；余谓褥丽轻蒨之文字，谓之丰美可，谓之俗薄可，毁誉异辞，诚不足怪，然决非所谓古拙。此盖伪托者未能熟玩本传，以为六朝文字固当如此，而不知刘昼乃非其比也。”但是，和《文心雕龙》相比，则其识见之深浅和文笔之风格，实有天渊之别，谓其出自一人，实在使人瞠目结舌，无言以对。细心检阅《文心雕龙》，几乎篇篇都有发人深省、非常人所能有的独到之见，而读《刘子》一书，虽其论述也很周全圆润，但是基本上都是从九流杂家拼凑起来的一般空泛之说，尽管归纳为五十五篇，无论篇目还是内容，均无深切独创之处，甚至没有什么自己的见解。今以起首第一篇《清神》为例，可见一斑。其篇名实自《淮南子·俶真》“神清者，嗜欲弗能乱”，《文子·九守篇》“神清者，嗜欲不误也”而来。其首谓“形者，生之器也。心者，形之本也。神者，心之宝也”，显然来自《淮南子·原道》和《文子·九守篇》所说的“夫形者，生之舍也”，和《淮南子·精神》“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宝也”。其谓“神躁则心荡，心荡则形伤”，则源于嵇康之《养生论》“神躁于中，而形伤于外”。而“虚室生白，吉祥至矣”，当抄自《庄子·人世间》之“虚室生白，吉祥止止”。至其“不鉴于流波，而鉴于静水者，以静能清也，镜水以明清之性，故能形物之形”，则是源于《庄子·德充符》“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以及《庄子·天道》篇：“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也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其谓“故万人弯弧，以向一鹄，鹄能无中乎？万物眩曜，以惑一生，生能无伤乎”则出自《吕氏春秋·本生篇》:“万人操弓，共射一招，招无不中；万物章章，以害一生，生无不伤。”篇末讲到：“容身而处，适情而游。”则出自《淮南子·精神》:“容身而游，适情而行。”可以说，全篇都是从各家杂抄而来编撰成文，没有深度，平庸无奇。而且整个《刘子》一书，差不多篇篇都是这样。说这样的书竟会是刘勰所作，岂非糟蹋了刘勰！刘勰并不是没有借鉴前人之处，但是都是经过自己融会贯通，藉以更深切地阐述自己独到之见。

至于从《刘子》一书的文笔风格来看，则更没有办法把它归入刘勰的著作。刘勰《文心雕龙》文笔雅丽，出自独创；而《刘子》文笔鄙浅，只是卖弄文辞。刘勰《文心雕龙》作为骈文来看深弘精严，瑰丽雅致，而《刘子》虽然也是骈文，但是如上文所举对比，几乎大都是杂抄改编九流百家之作拼凑而成，其格调薄俗，岂能是刘勰之所为？台湾王叔岷先生在《刘子集证》中说：“又卢氏《抱经堂文集》刘子跋云：‘其文笔丰美，颇似刘彦和。’然祥审二书，颇不相似。《雕龙》文笔丰美，《刘子》文笔清秀；《雕龙》词义深晦，《刘子》词义浅显；《雕龙》于陈言故实多化用，《刘子》于陈言故实多因袭，此又可证《刘子》非刘勰所作矣。”王先生说《刘子》文笔清秀，其实是溢美之词，诚如前引黄云眉先生所说，如果说《刘子》文笔丰美，不如说是薄俗或俗艳，清秀则说不上。王先生说刘勰词义深晦，其实不如说深奥或深隐，更为贴切。总之，两书之文笔绝不相同，谓出一人之手，实在是天大的笑话！

杨明照先生早在上个世纪的上半期就已经做过详细的考证，明确指出《刘子》非刘勰所作，这是大家一致肯定的。因此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没有把《刘子》作为刘勰著作来看待，这不是他们无知，而是只要有一点文史常识的人，一看就明白它根本不可能是刘勰的著作。学术问题是允许保留自己意见的，但是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不可以强加于人，更不可以把有分歧、并且多数人不赞成的观点，当做定论来加以论述，这就涉及学风的问题了。特别是我们为刘勰制订年谱，为他写传记，就绝对不可以用这种个别人的意见作为根据。我看到山东有一位出生刘勰祖籍莒县的先生写了一本《刘勰传》，就是肯定《刘子》作为刘勰的著作，来写刘勰传记的。我个人认为这是极不严肃的态度。学术界执著一种见解的人，当然也可以提出一些根据，好像主张《刘子》是刘勰所作的人，总会把唐人著录中有关《刘子》是刘勰所著的说法拿出来一样，但是，不应该把否定这种说法的别的材料扔在一边，或毫无根据地否定对自己不利的材料。其实，现在再去讨论《刘子》是否为刘勰所作已经没有意义，也没有必要再去繁琐地争论这个问题。肯定和否定的双方都已经说得很充分了，在没有新的证据之前，各自可以保留意见。然而大多数学者不认为《刘子》是刘勰所作，说明这只是不能确证的少数人意见。因此，写刘勰的传记是不可以把没有确认的事情当做事实来杜撰的，所以我认为像三秦出版社出的《刘勰传》，是不妥当的，也是不应该提倡的。这样的书只能对一般读者起到误导的作用，说得不好听一点是对刘勰的一种亵渎。学术界对一种没有确凿证据、不能为多数人同意的见解，只能保留存疑，暂时仍维持传统的一般认识，决不可以依此来为历史人物写传记，我想这应该是最普通的常识。不过我们现在学风不正，欺世盗名的现象，变得见怪不怪了，有什么办法呢！这里我还想要说的是：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的第一任会长张光年先生在有的研究者提出《刘子》是刘勰所作问题时，确曾在安徽屯溪的学会年会上表示过同意这种看法，《文心雕龙学刊》第五期发表了他在会议上的讲话稿。光年先生是德高望重的前辈诗人，又是最早把《文心雕龙》论创作的篇章译成现代汉语的文学家。他热心地关怀年轻人、关怀后辈研究者，支持他们提出的见解，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也都非常地尊敬他，但是他毕竟是著名的诗人和作家，而不是专门研究古代文史的学者。他同意《刘子》是刘勰所作，只是出于对刘勰的热爱，对研究刘勰和《文心雕龙》者的鼓励，而并没有专门对《刘子》的作者进行过考证和研究。关于光年先生在会议上的讲话，我记得在会下曾和王元化先生专门交谈过。王先生和我谈得很投缘，看法也很一致。王先生和光年是交情深厚的好朋友，对光年先生的看法，只是非常幽默地微笑着对我说：“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的诗人！”所以，我认为如果一再把光年先生那次会议上的几句话反复征引，作为《刘子》是刘勰所作的根据，只能给人以拉大旗做虎皮的感觉。这对光年先生也是不恭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