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斯蒂格利茨在一本叫做《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的书中说过如下的话：“社会主义70年尝试的最大教训就在于它们放弃了探索其他的道路。”他说的是以1991年苏联解体作为历史界标的前7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图景。其实，即使不算那些不成功的改革尝试，单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社会主义体制改革来看，此说也未必准确。正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三十余年的实践，恰恰可以用“探索”和“转型”来概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线，实现了党和政府工作重心的转移。自那时以来，中国社会转型迅速成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当代社会历史景观。伴随着中国的改革进程，中外文化学者一致关心的一个焦点问题是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即中国的现代化需要什么样的现代性来匹配？西方的现代性方案是否是唯一正确的答案？中国经济持续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出色表现，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初步的回答：这就是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体框架中，经济体制改革是最基础性的改革，而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观念革新因其涉及文化现代性问题而成为最敏感和最难以把握的改革。20世纪末，中共中央领导人倡导以“知识经济”迎接新的科技进步浪潮引发的新一轮经济发展。虽然这里的“知识”偏于科技创新，但是，知识本身就是文化的核心要义之一，因此，由大力提倡“知识经济”进展到大力发展“文化经济”和“文化产业”，展现出中国改革开放对现代性问题的自觉回应及其渐进式的思维轨迹。由“文化经济”到“文化产业”是理念上的进步与创新，如果说前者着眼于文化的经济价值和意义，看到了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关系，那么后者则把“文化”视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是一个可以并且应该参与国际间文化贸易竞争的新经济增长点。蓬勃发展的社会现实推动了观念的变革，观念的更新则进一步拉动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中国当代文化产业起步虽晚，却以坚定和迅捷的步伐验证了中国社会转型的理路与意义。

一、中国当代社会转型与现代化都市消费社会发育

中国当代文化产业的兴起与发展有两个直接前提：社会转型的实现与都市消费社会的发育与成长。

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是全球化与改革开放语境下的转型，是全方位的转型。以1991年苏联解体、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为标志，经济全球化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中国，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资本主义也可以有计划”的新论断，扫清了中国进一步拥抱市场经济在认识上的禁忌，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开辟了道路。此后的十几年里，中国社会转型明显加快，呈现出全方位变化的特点。

首先是经济层面的转型。新中国建立之后，通过对官僚买办资本的没收和对民族工商资本的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为国民经济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在三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这一经济体制以其优越的计划性，保证了重点部门如重工业、军工产业等在国民经济中的优先地位，为新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另一方面，这一体制在实践中也日益暴露出局限性。具体表现为资源调配不合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束缚了生产力和个人创造性，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本来是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但现实却是需求不仅得不到满足，反而导向萎缩。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农村承包责任制的铺开，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转型，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逐渐取代了“一大二公”的僵硬的经济模式。但是，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对接一度被视为权宜之计，在20世纪80年代，对商品经济的质疑与批判不绝于耳，文化商品化引发的观念冲突标明了思想解放的既有限度，同时也说明了这一转型的过渡性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经济转型是对市场经济地位和意义的确认。自1992年邓小平创造性地终结了市场与计划姓“资”姓“社”的无谓争辩，一直到2001年中国被WTO接纳，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为自己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这也标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初步完成。

其次是文化层面的转型。这里所谓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创造、习得并现实地持有的思维模式、情感模式、行为习俗模式的综合体。在根本上，文化是文明的有意味的形式，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现实的历史的因素制约或决定的。台湾著名学者钱穆说：“凡文化，必有它的传统历史意义。故我们说文化，并不是平面，而是立体的。在这平面的、大的空间，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再经过时间的绵延性，那就是民族整个的生命，也就是那个民族的文化。”文化有历史继承性，文化的核心价值和基本信念往往代代相传，而文化的某些形态则可能会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改变。所以我们说文化“转型”是相对意义上的，它指的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应时代生活或民族命运的变化而做出的文化姿态上的调整，而并非指民族性格和核心价值的更替。与计划经济时代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文化，是该时代器物、制度、符号、观念、审美、行为习俗诸方面体现出来的有意味的形式，其内容是丰富多彩的，其形式则打上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烙印。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折射出的必然是集体主义精神。社会主义核心观念，必然要体现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审美文化自然要强调简洁明快、整齐划一，在文学艺术上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化诸方面在计划经济时代表现出突出的时代特征，东西方之间的冷战、意识形态间的对垒、国内不同路线之间的斗争，对计划经济时代的文化产生了塑形作用。1978年之后，中国当代文化转型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激进的但指向明确的过程，这个过程被冠以种种称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拨乱反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解放”等等说法。作为核心的观念文化，这些主张意味着文化形态的明显改变：不切实际的主观主义理想冲动日益让位于实事求是的务实主义考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整个1980年代的文化都是转型期过渡文化，在此阶段，观念文化在整个文化结构的变革中充当了先锋和领衔者的角色，尽管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发生着远为深刻的变化，但是，意识形态观念领域的不同观念的冲突显然更为引人瞩目。1992年以后，意识形态观念领域的重大冲突逐渐淡出焦点位置，虽然不能说1980年代的改革龃龉已彻底消解，但是至少可以说在新的历史阶段思想解放的议题已基本解决并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1992年以来十几年间，中国初步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形态，这一形态具有丰富、多元、灵活、开放的特点，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同时，在文化诸方面都表现出与市场和需求的紧密联系。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电视、手机、网络等现代媒体信息手段的迅速普及在1990年代以来文化转型中的独特作用。文化信息传播的高速度与文化信息传播的高容量在数字信息技术的平台上已同步实现。在当今信息技术媒介文化条件下，文化走向进一步开放、多元和自由是必然的，新的问题是如何利用媒介文化的高速度与高容量，如何把握这种迅速增加的开放、多元和自由。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看法，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基础变化，政治上层建筑总会率先呼应这一变化。一般来说，人们对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转型的意义往往给予比较充分的估计，而对政治转型的事实往往认识不足。实际上，如果没有政治上的转型，经济和文化上的转型就很难实现，也不可能维持下去。中国社会主义前三十年，在冷战和阶级斗争语境下，党内政治生活长期不正常，民主集中制形同虚设，党外民主更谈不上。1976年之后，通过拨乱反正和解放思想，中国共产党已经成功转型为一个适应中国发展要求的执政党，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改善证明了它的执政能力。值得指出的是，1978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1992年明确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兼容关系，全力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1990年代中期以来倡导知识经济，强调知识就是生产力；新世纪以来，开展文化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一系列发展战略和政策，都是党根据新的历史情境提出的具有前瞻性的政治主张。这些政策与措施引领了改革的新方向，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毫无疑问，中国目前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何适应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转变，如何实现民族振兴，如何真正造福于人民，是我国政治转型的重大历史课题。

中国当代文化产业兴起和发展的另一个直接前提是都市消费社会的发育与成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经济领域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变化就是都市消费型社会的发育与成长。不管从何种意义上说，这都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所谓都市消费型社会，指的是以市民为主体的社会。市民是指家道相对殷实的城市居民，他们是都市消费社会的主体和中坚力量。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主要成就之一是锻造了中国都市社会的主体——市民阶层。近年来，市民阶层的研究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作家梁晓声、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研究员的课题组均对中国社会阶层问题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对当代社会阶层的研究在思想领域是一个突破。

从经济学角度看市民主体，主要着眼于该主体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和价值，以及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都市是一个个单纯的生产中心，许多重工业部门都建在城市里面，城市以拥有某些国营大厂而闻名遐迩。与此相应，产业工人在城市中以物质财富生产者的身份占有主导地位。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市民”作为有产者的隐晦称呼是被刻意回避的，尽管它比“地主”“富农”“资本家”要好听一些。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城市社会是一个单纯的生产型社会，社会主体是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国家通过意识形态教育人们以节俭为荣，以浪费为耻，把人们的需求压到最低，从而能够用较低的经济成本来满足社会主体的基本生活需要，把绝大部分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向最急迫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那个年代，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创造了许多奇迹，但是，对个人主体地位、权利和欲求的压抑与剥夺，最终导致了对生产力的伤害。单纯生产型社会的消费需求水平很低，有效供给也十分短缺。商品流通受到严格控制，政府在货币之外发行各种票证对稀缺消费品实行配给制，以保证分配公平。单纯生产型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是缺少流动性，不仅商品与货币流通性不足，劳动力也同样缺少流通，农村劳动者被束缚在土地上，城市劳动者被束缚在单一工作岗位上。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社会是一个缺少活力的社会，城市主体的无产阶级属性使得这一主体既缺乏购买力，也缺乏消费欲望。

市民阶层的涌现依赖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1978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城市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主体方面，城市主体的无产阶级身份逐渐淡化，财富意识日益觉醒。不断增长的消费欲望构成了劳动者摆脱贫穷、满足温饱、追求小康的强劲内驱力。改革开放初期，受益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城市中出现了第一批富有者阶层。关于这些人，作家梁晓声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把他们称作“当代资产者阶层”。他对这个阶层做了分别：一部分人是官僚资产者，另一部分人则是非官僚资产者。在谈到前者时梁晓声的谴责和批判的倾向非常明确：官僚资产者阶层和官僚买办者阶层“以官僚为母体，受孕于资产者阶层和买办阶层的‘杂交阶层’，对于权力的腐蚀性是无可比拟。对于普遍的商业原则的破坏性也是巨大的。同时必定等于对全社会的公平意识的强奸。它们使商业委身于权力，因而使商业的行径近乎于‘偷汉子’。它们使权力卖淫于金钱，因而使权力形同暗娼。结果是商业和权力，同时变得下贱、卑鄙又肮脏”。与对官僚资产者的鄙视相比，梁晓声对后者中凭借自身的聪明才智和自我奋斗致富的人则“怀有大的敬意”，“他们的产生带有空前活跃的原发性。他们的存在证明了时代即是他们的阳光，即是他们的水分，即是他们的土壤，只要归还这样的一个时代给他们，对于他们就足够了。他们并不需要比别人更多的，另外的，在他们看来是非分的东西。只要给了他们起码的条件，他们就能靠自己的奋斗获得成功”。其实，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之所以崛起为富裕阶层，都或多或少地得益于改革开放初期宽松的或者不如说是粗疏的经济政策以及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不管怎么说，这一小部分人都是中国都市经济中的先行致富者，他们的事迹和他们的财富对人们的致富欲望是一个强有力的刺激。对成长中的中国都市社会而言，他们是最早的社会上层，是引领消费的群体。

在城市经济主体中，除少数先行致富者在极短时间内攀升到社会上层之外，尚有一部分人凭着知识、技术、能力、机缘或行业优势，加上个人奋斗，达到较高生活水平，成为市民阶层的重要力量。他们包括金融、证券、保险业中上层管理者、外资企业经理层、知名媒体人、国企主管、私营企业主、大学知名教授、高科技研发人员等等。在市民阶层中，这是一支逐渐壮大的力量，是市民中的中上层。一般工薪层是市民阶层中最庞大的部分。工薪阶层就是以获得工薪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人群。“薪水”的原始意义揭示了“工薪一族”的经济地位。在这里“一般”一词所涵盖的范围比较大，既包括月收入千元人民币左右的初级职业劳动者，也包括月收入三千元以上的中高级职业劳动者。在这一阶层中，包括了数量庞大的国企和私企工人和低职管理者。他们共同构成了市民阶层的中低层。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职业劳动分工细化和阶层化趋势明显加快，这使得职业劳动者比较普遍地纳入到职级升迁的管理体系之中。与薪金报酬和奖励挂钩的职级升迁体制保证了职业劳动的效率，同时也使工薪阶层成为市民阶层中最勤勉最广大的主体。

概言之，1978年以来的三十年间，中国都市社会发展迅速，其显著标志是都市社会主体市民阶层的壮大与渐趋成熟。在我们看来，除少数拥有巨额财富的社会上层与一无所有的城市流浪者与贫民之外，其他主体均可归入市民范畴。粗略地说，市民主要由中产者、小资产者、工薪阶层组成。他们数量庞大，构成了都市社会的主体，是这个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和消费者，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态度影响着都市社会的风貌。

得益于三十年富民政策的贯彻落实，如今的市民阶层已今非昔比，他们或多或少都拥有属于自己的财富，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基础上，他们的消费欲望日益增强，正在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8年北京市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4715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4725元，城市居民人均生活费支出16460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上半年，全国共有23个城市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1.2万元以上，其中，超过1.4万元的城市有9个。北京市以13567元列入“很富裕城市”。这些数据表明，在中国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城市，特别是一些大都市，市民阶层在经济上已经超过了温饱线，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进行基本消费之外的其他消费活动了。

二、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与快速发展的文化产业

消费是社会生产过程的重要环节之一。一般来说，可以把消费区分为生产消费与个人消费。生产消费指的是物质资料生产中生产资料和活劳动的消耗，它本身包含在生产之中。个人消费指的是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和生活需要而消费各种物质资料和精神产品。

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消费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个方面，从生产方面来理解的文化消费是指生产精神文化产品过程中对精神生产资料以及物质生产资料的使用与活劳动的“消耗”。我们知道，即便是生产精神文化产品，同样也要消耗一定的物质性的生产资料和活劳动，这是人类所有生产活动的基础和前提。但是，作为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它所使用和“消耗”的对象主要是精神文化资源与成果、内容信息、符号形式等。这种使用与“消耗”所创造与生产的精神文化产品并不以精神文化资源与成果的损毁与消失为前提，而是通过智慧生产、加工、组织与创造，形成新的精神文化资源与成果、内容信息、符号形式。比如“百家讲坛”是一种文化生产，除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与技术前提，它的生产性消费的一个主要对象是前人创造的精神财富和文化符号，而产出的是具体的精神文化产品——栏目与作品、品牌与影响力。“百家讲坛”要进行文化产品生产，就必须要以对一定的精神生产资料的消费为前提，否则，生产就无法进行。“百家讲坛”的畅销产品——于丹的《论语心得》、易中天的《品三国》等等，都离不开对古代精神文化资料的“使用”与“消费”，但是这种使用与消费显然与物质生产对物质资料的消费有本质区别，“三国”与“论语”作为先在的公共文化资源与财富并未随着这种使用与消费而损毁或消失。这也凸显了精神文化生产的特殊性。

在精神文化生产的生产性消费中，物质性消费体现在文化产品中主要是以载体、媒介、质料的技术形式存在的，而对精神文化资料的消费则主要体现为对先在文化资源的开发、整合、利用和演绎方面，在文化产品中，它是予以重新加工、升华、改编、创造的内容。现代传媒的精心策划与营销将这两个方面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呈现为前所未有的价值形式。在此过程中，创意、策划、组织、营销的智慧作为活劳动的组成部分，同样成为精神文化生产中生产性消费的重要内容，并且往往成为文化生产的关键因素。

正视并强调精神文化生产的生产性消费的重要意义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生产与文化产业是非同寻常的。换言之，对精神文化生产的“物质性”的重新发现，是中国当代思想解放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对日后文化产业的大发展而言，具有“破冰”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关于艺术生产的讨论是围绕着经典作家的观点展开的，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理论的还原，其用意则是为了给脱离现实与物质的精神生产一个具体的物质基础。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我们看到，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上，而总是仅仅从外表的效用的方面来理解，因为在异化范围内活动的人们仅仅把人的普遍存在、宗教或者具有抽象普遍本质的历史，如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的类活动。”“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在这里，马克思重点还是强调工业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意义与价值，在“异化”的统治下，人们恰恰忽略了这一点，而仅仅把宗教、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及其活动。换言之，工业生产与宗教、政治、艺术和文学有共同方面，后者也是生产，“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

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启迪了中国改革开放前期的文艺观念，在1980年代中期，形成了艺术生产论文艺思潮。艺术生产论文艺观将自己的理论基点奠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艺术生产”的某些论述上面，同时参照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结合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现实，提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文学艺术观。艺术生产论文艺观不仅仅是在一种比附的意义上将文艺本身及其运动过程视作生产和生产的结果，而且将文艺的运动与过程现实地视为一种生产活动。作为这样的生产活动，艺术生产就要受到生产的一般规律的支配，在今天就要受到市场经济规律的支配。从某种意义说来，艺术生产论文艺观不光是要为艺术生产的特殊规律作辩护，更为重要的是要为艺术生产作为“生产”的权利寻找合法性的依据。艺术生产论文艺观从生产和消费角度来看文艺的本质与规律，从而将文艺从“天国”拉回到“人间”，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文艺的本来面目。它凸显出文艺的“利益”维度，认为文艺既然是一种生产，就可以将其区分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环节，在这些环节之中活动的是作为生产者的作家、艺术家、诗人，作为消费者的读者与观众，作为流通渠道、中介、润滑剂和价值倍增器的各类文化艺术媒介（广播、电视、报纸、书籍出版业、文化经纪人和文化传媒公司等等），作为产品或商品的文艺作品，作为这种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得以进行的保障的成熟的市场经济规则、规律和惯例，作为生产与消费实现良性循环机制与动力的审美的需要与欲望，以及对这些需要与欲望进行调试和满足的系统，等等。

1980年代关于艺术生产的论争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生产的文化本质和文化的生产本质得到确认。正由于此，才会有后来关于文化产业更为大胆的思考与尝试。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在推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方面起到了关键性的历史作用。

第二个方面，从个人消费方面理解的文化消费。人以及由人组成的社会组织和群体是文化消费的主体，任何消费都是一种主体行为。但是，任何消费都是具体的、现实的，这种具体性和现实性最终要体现在个人身上，文化消费也不例外。因此，主体消费欲望的觉醒以及现实地产生文化消费的需要，是文化消费趋于活跃的前提条件。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几乎不存在文化消费意义上的个人，那时的文化消费是集体主义的文化消费。绝对的集体主义不仅排斥个人的独立思考，同时也排斥文化享乐与消费的个人性。所以，在“文化大革命”的极端年代，最具有私密性的文化消费往往具有民间的、地下的、叛逆的色彩。在那时度过青少年岁月的人都记得诸如《第二次握手》等手抄本的秘密流传和“不良青少年”的窄腿裤等奇装异服产生的纷扰。即使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前半期，个人的文化消费在推动城市经济发展中仍然无足轻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主要是以实体经济、国民经济基础建设为中心。不过，正是改革开放前半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使个人的主体地位得到重视，并现实地唤醒和激发了个人的欲望。

在整个1980年代，关于个人欲望或情欲是一个引起争议的思想主题。与当时流行的诸种“西学”一起，欲望的解放与行进首先是在哲学、文艺理论、美学等意识形态领域为自己开辟道路。在现实领域，文艺生产则明显地摆脱了禁欲主义的束缚，种种以人的感性、本能、情欲为表达的文艺作品大量涌现。在城市之中，人们能够感受到流行文化的冲击力量：歌舞厅、校园歌曲、摇滚乐、美容院、包含性意味的人体艺术展与讲座等等令人眼花缭乱。与此相应，在观念领域引起的矛盾与冲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今天，当我们总结与反思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可以明晰地看到，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必然面临着发展悖论。换言之，实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最大限度地解放人的生产力，在激发人的创造力和生产热情的时候，同样也会释放某些“恶”的力量。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于“恶”的历史作用做过这样的论述：“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制度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恩格斯关于“恶”的历史作用的观点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1980年代以来中国解放社会生产力过程中对人的种种欲望或情欲的解禁与控制的矛盾与争执是有帮助的。“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这些看起来不那么崇高的东西，在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历史进程中，作为一种具有原始性和非理性色彩的生命力被激发和释放，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在此意义上，它是进步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在荡涤神圣教条、解构神秘主义、瓦解禁欲主义的同时也亵渎了某些真正美好和崇高的事物，这也是值得忧虑的。

对于中国都市社会中的芸芸众生来说，对个人主体性、权利、自由以及“情欲”“贪欲”的确认，主要应当从“善”的一面来理解，而不应理解为“恶”。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是成功地调动并有效地组织起老百姓追寻美好生活的热情，正是这种热情缔造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奇迹。

文化消费说到底是个人消费。在中国，作为文化经济和文化产业发展内驱力的个人文化消费主要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兴起的。新世纪以来，个人文化消费获得大发展，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从个人消费方面理解的文化消费就其直接意义而言是非生产性的，它指的是个人为了获得快感和愉悦、为了达致身心的和谐而从事的休闲、娱乐、审美活动。换言之，它是个人为了获得文化享受支付必要成本购买并使用文化产品的过程。它的文化性质主要通过主体、对象（产品）以及过程的文化特性得到体现与保证。

最近十几年来，伴随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公民个人性文化消费增长很快，呈现为多元化、多样化发展的态势。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与这种需求未能得到有效及时的满足的状况，一方面彰显了我国文化生产力和文化体制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巨大空间与潜力。在世纪之交，党和政府日益认识到文化生产力问题的重要性，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最近几年来，我国文化领域的改革与发展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表现为：其一，党和政府高调主张振兴发展文化产业，中央以及地方各级政府纷纷制定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出台一系列支持政策，甚至把文化产业视为本地区支柱产业之一。其二，文化商业化产业化进程明显加快，在器物、制度、符号、观念、审美、行为习俗等方面均有体现。其三，文化体制改革成为最引人关注的改革领域之一。诸如广播电视、报刊出版与发行、表演院团等传统事业单位，纷纷在体制改革的浪潮中，整体或部分地转变性质，或者采取了远较过去灵活的运营机制。其四，文化产业园区成为都市经济中富有活力的亮点。诸如“798”艺术园区、中关村文化产业先导基地、德胜园工业设计园区等等，以同类产业样式创造规模效益，在短期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五，在政策利好因素影响下，民间文化企业和网络媒体产业的兴起更加具有变革性的影响，其价值与意义不可低估。其六，都市经济中文化产业的勃兴对高等教育也产生了直接影响，推动了高校专业和学科的整合，高校中与休闲娱乐联系密切的专业受到青年人的追捧。

上述各种变化交织在一起，蔚然生成了我国新世纪十年来最具戏剧性的文化景观。说它有戏剧性，并不仅仅着眼于其时间短暂变化快捷，更在于其转变的巨大和对比的鲜明。

处在急剧发展和变化中的中国当代文化产业凝聚的诉求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和经济的诉求，也有文化和艺术的诉求，诉求的主体不同，其内容也就不同。换言之，中国当代文化产业是一个复杂的利益和欲望交织的体系，其本身尚有结构不清、功能不明、机制与生命尚不成熟的方方面面，对中国当代文化产业的任何分析，显然都不应忽略这种复杂性。

三、研究中国当代文化产业的立场与角度

中国当代文化产业不管有多么复杂、多么难以测度，都是客观现实与现象，更何况中国当代文化产业丰富多彩且具有问题的典型性，因此，它之引起理性的关注与思考便毫不奇怪了。

对象的特点往往决定研究方法的特点，对象的复杂性也往往会使研究方法具有复杂多层次的特点。但是，不管问题有多么复杂，研究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一基本立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对于我们客观准确地研究和分析中国当代文化产业的特殊性很有帮助，因为中国当代文化产业的发生和发展既具有历史必然性，也有现实偶然性。只有从中国特殊的历史和国情出发，才能理解中国当代文化产业的特殊性。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对于我们客观准确地研究和分析中国当代文化产业的复杂性很有帮助，因为中国当代文化产业中种种积极与消极并存、高雅与低俗互见、善与恶冲突的现象只有从辩证法的角度才能予以最好的解析和掌握。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基本原则和方法，它不能代替对问题进行剖析的具体方法和理论，对复杂多变、处在成长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产业来说情况更是如此。本书主要采取了如下一些方法：

经济学的或文化经济学的方法。采取这一方法，是由中国当代文化产业一方面呈现为经济现象，另一方面呈现为文化现象而决定的。在我们的分析和研究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和角度。举例来说，居民是否购买和购买多少文化消费品，既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也是一个文化学问题。作为经济学问题，我们可能会思考文化消费品价格因素、城市或乡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产品有效供给等问题；而作为文化学问题，我们可能会将其与生活式样、习惯、社群、种族、文化符号等因素联系起来。目前，在对中国当代文化产业的研究中，经济学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方法。运用这一方法研究中国当代文化产业，是把文化产业现象当做一个普通的经济学现象加以研究，容易忽略其文化的因素。于是一些学者试图将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结合起来剖析文化产业现象。但是，就目前来看，文化经济学的方法并不成熟，大多是两张皮拼凑在一起。本教材在试图运用文化经济学方法的时候，意识到了这种探索性。在我们看来，文化经济学在研究分析文化产业现象的时候应该把立足点和归宿放在“文化”上，就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那样，虽然剖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但落脚点却是在“政治”上，即在分析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和秘密的同时，也揭示了无产阶级胜利的历史必然性。对中国当代文化产业的文化经济学研究，应该研究和揭示文化经济事实背后的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与成长的本质、规律与趋势，为中华文化的健康成长提供学理性依据和路径参照。

社会学的或文化社会学的方法。社会学对社会整体、结构、功能、机制的研究对探析文化产业现象特别有益，因为中国当代文化产业是中国当代文化生产充分社会化的产物，不了解中国当代社会的深刻变革，显然就无法理解中国当代文化产业的存在与发展。社会学倡导的调查、统计、分析的具体方法在对中国当代文化产业进行具体研究的时候十分有效。真实而具体的调查研究是展开文化产业研究的基础，对文化经济事实局部微观和片断的量化研究，有助于对文化产业发展趋势的认识。

美学、文艺学、传播学的方法和理论对文化产业的宏观研究和分层研究也十分有益。我们知道，中国当代美学在完成1980年代思想解放的历史任务之后热度衰退并走向边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学的基本原理、基本范畴的失效。实际上，美学的一些基本观念如形式美的观念、真善美统一的观念、优美与崇高的观念、悲剧的和喜剧的观念，仍然在文化产业评论中发挥着作用。文艺学之于文化产业研究也同样如此。文艺学中的文化研究趋势，其动因不能不与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关。即使是从文化研究角度对文化产业所做的批判性分析，也可以看做是对文化产业的一种研究。传播学对媒体媒介作用、功能、价值、意义的研究在剖析文化产业中的媒体产业的时候具有优势。现代传播学的一些著名理论和命题实际上与现代文化产业形态息息相关。这些方法的交错并用有助于理解和把握中国当代文化产业现象的本质与规律。

【核心概念】

文化：文化是特定的人类社群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形成的足以体现该社群的精神、气质和独特追求的行为模式、思维模式和情感模式的综合体。它为该社群的成员所共享，并以某种方式反复。它在观念层面、制度层面、器物层面、符号层面、行为习俗层面均有体现，相应地展现为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器物文化、审美文化、符号文化、行为习俗文化等方面，我们把这些叫做文化的六个方面。在根本上，文化是文明的有意味的形式，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现实的历史的因素制约或决定的。

文化消费：文化消费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个方面，从生产方面来理解的文化消费是指生产精神文化产品过程中对精神生产资料以及物质生产资料的使用与活劳动的“消耗”。第二个方面，从个人消费方面理解，人以及由人组成的社会组织和群体是文化消费的主体，任何消费都是一种主体行为。主体消费欲望的觉醒以及现实地产生文化消费的需要，是文化消费趋于活跃的前提条件。

【拓展阅读】

1．《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该著为马克思26岁时所著，当时他在巴黎过着流亡生活，所以又称“巴黎手稿”。马克思在世时该著从未发表，手稿全文首次公开发表是在1932年。手稿的发表在东西方引起了巨大反响，催生了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手稿中关于人的本质力量、劳动异化、艺术生产的一些思想激发了哲学、美学和文艺思潮，对中国社会转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著的内容在东西方引起广泛的讨论和争议，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都十分重要。

2．《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著，李猛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出版。皮埃尔·布迪厄是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华康德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后者是英语世界中介绍布迪厄理论最不遗余力的一位学者。本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通过勾画出布迪厄有关知识、实践和社会的理论结构及其学术图景的轮廓，向读者提供了理解布迪厄著作的广博体系和内在理路的钥匙；第二部分主要反映芝加哥大学研讨班的成就；第三部分以巴黎研讨班的讨论为基础，反思社会学的实践。通过阅读该著，可以对皮埃尔·布迪厄有关文化资本、惯习、场域的观念有所了解。

3．《文化研究导论》：陆扬、王毅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本书是一部系统介绍和评述西方文化研究基本理论的专著。作者将伯明翰传统的文化研究放到从现代性到后现代的西方文化大背景中深入分析。对了解西方文化研究理论较有帮助。

4．《文化研究导论》:[英]阿雷恩·鲍尔德温等著，陶东风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本著广泛讨论了文化概念、文化身份、文化与权力、视觉文化等问题，对于了解西方文化研究思想观念有帮助。

【思考题】

1．中国当代文化产业兴起和发展的前提是什么？

2．如何理解“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资本主义也可以有计划”？

3．什么是都市消费型社会，如何理解都市消费型社会与单纯生产型社会的区别？

4．如何理解恩格斯所说的“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

5．如何理解研究中国当代文化产业的文化经济学方法？

6．怎样理解马克思的“艺术生产”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