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新石器建筑的多样化

古人类的踪迹，频繁出现在温顺的河谷地带。长江三峡“巫山人”，云南“元谋人”，山西芮城西侯渡，河北阳原泥河湾，四个距今约200万年的远古人类遗址，都处于古老盆地的边缘，分布于北纬25至40度之间。我们相信这不是巧合，而是先民们经过多方辗转，不断汲取经验并深思熟虑后的理性选择。人类天性对于安全感的心理需求，使得先民们倾向于一种可获庇护的地形，而小气候良好的丘陵洞穴最为适合。陡峭的高山固然不宜，辽阔的平原和大漠，也可能存在难以预测的凶险。天然造化的洞穴，为人类提供了最初的家。《周易·系辞》曰“上古穴居而野处”。从北京周口店开始（图3-1），洞穴遗址不分南北，在辽、黔、粤、鄂、赣、苏、浙等地都有发现。在火的帮助下，穴居人度过了严寒而漫长的冰河期。大约距今一万年以前，随着最后一次冰河期的过去，人类开始运用不同的建筑形式，摆脱天然洞穴的束缚，满足不同地区的生存需要。在近年的考古工作中，人们常常惊讶地发现，仅仅运用石制工具，新石器时期的人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建筑的基本问题，并且在很多方面将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图3-1 北京周口店遗址

学术界过去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其外就是蛮荒之地。20世纪后期，随着长江流域考古的不断发现，很多失落的文明灿烂浮现，过去的误解渐被纠正，中华文明的历史逐渐重写。随后学术界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哺育中华文明并促其不断发展的，是黄河、长江这两大河流，或所谓中国的两河流域。

随着西辽河流域考古的不断发现，学术界近年来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又有进展。有学者根据不同的标准，将中国新石器文化分为三大区系。日本秋山进午、甲元真之以经济类型为标准，分出黄河流域的杂谷区、长江流域的稻作区、西辽河流域的狩猎渔捞区。台湾邓淑苹、杨美莉以玉器特征为标准，分出西部、东北部、中南部三大区系。严文明和郭大顺以典型陶器为标准，分出以筒形罐为主的东北渔猎文化区、以钵盆鬲为主的中原粟作农业区、以鼎为主的东南沿海稻作农业区。

本文尝试以建筑为切入点，讨论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地区特征。作为文化的载体，建筑与地理、地质和气候等自然条件之间的联系可能比经济类型、玉器或陶器与之联系更强。早期建筑的几大要素如材料、结构和空间，无不由自然条件所决定。建筑的原生性越强，与地理、地质和气候之间的联系就越紧密。近年来的考古成果，大体揭示了黄河、长江和西辽河三大地区的物质遗存，同时也触及到各大文明之间可能发生过的某些碰撞与融合。以此为基础，加上对于建筑结构、功能与形式的分析，我们将新石器时期的建筑分为四大类型，其中景象可能与目前考古学家的描绘不完全相同。这四大类型中各自的特点是：1．南部平原湿地的干栏“长屋”；2．西北黄土高原的横窑与竖穴；3．中原丘陵坡地的半地穴“大房子”；4．东部丘陵坡地的半地穴“排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