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甑鬲甗与鼎豆壶

以上大致梳理了新石器时期中国南北不同地区建筑技术的特点和交流，同时涉及北方受惠于南方的若干现象。南方自然资源的多样和丰富，促成了南方建筑技术多方面的先进；北方自然条件的相对严酷，迫使北方人更加善于吸收和改良。从生存的基本立场出发，建筑是人类走出洞穴之后，生命赖以持续的必要硬件。与建筑同样必要的是与饮食相关的炊器，如果不能进行合理高效的食物加工，人类群体的健康及其持续就很难得到保证。在通常所谓的衣食住行四大需求中，食与住的重要性显然大大高于衣与行。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建筑和炊器两者都曾经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而炊器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与建筑也产生了微妙的关系，甚至成为建筑的元素。以下也从南北比较的角度着眼，追溯中国新石器时期炊器的演进。

就食物的丰富和多样化而言，长江流域应当超过黄河流域，可是在炊器改良和制度建设上则并非如此。譬如甑，最早实物出土于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遗址；这是一种圆形炊器，底部和近底处有许多透气的孔格，置于鼎上蒸煮食物，如同现代的蒸锅上层。用高温水汽熟化食物或消毒杀菌，是人类健康的必要保证，其方法简易而高效，因而从6000年以前一直持续至今。华夏文明那超越一切的顽强生命力，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此。又如鬲，最早实物出土于距今约4200年的襄汾陶寺遗址；器形与鼎相近，区别在于鼎足实心，鬲足袋状；前者的造型庄重，但盛水功用显然不及后者。当鬲取代鼎成为与甑结合的蒸锅下层之际，甗便应声出现；这种极其巧妙而实用的古代炊器，最早出现于龙山文化时期的山东章丘城子崖和河南淮阳平粮台遗址（图4-5）。甑、鬲和甗这三种炊具先前都是陶质，到了商代，青铜制作的甗大量出现，并且随着中原文明的推进，分布到长江流域广大地区。

图4-5 淮阳平粮台陶甗

如果说，甑、鬲和甗这三种器物反映了中原炊具在实用方面持续改良的话，那么被视为华夏文明代表性器物的鼎，就是将日常饮具改良之后进而提高到制度层面的重大创举。初期的鼎是将烹煮用的圜底器（釜）与作为支架的三足连体而成的，显然有效简化了日常炊事的程序。在距今约9000年的河南贾湖遗址，出土的典型陶器是锥足鼎、双耳壶和钵；在稍晚的河南裴李岗遗址，出土陶器有三足鼎、双耳壶、碗、罐、钵等。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距今约8000年，其所处时代和出土陶器与裴李岗遗址基本相同，因而二者被合称为“裴李岗·磁山文化”。磁山遗址出土的陶器主要有鼎、豆、壶、罐、盘、钵等，其中陶盂和陶支架的大量组合，暗示着鼎的演进过程。在这一时期的各种炊具中，鼎的体量最大、功用最重要。在先仰韶文化的陕西华县老官台遗址，陶器最具特点的是圈足碗、彩陶钵与筒腹三足罐，后者可能就是鼎的先型。

大约1000年后，仰韶文化继之而起（7000～5000年前），然而在其类型极其丰富的陶器中，我们惊讶地发现先前显赫的鼎已经退出，取而代之的是光彩夺目的尖底瓶（欹器）。仰韶陶器以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最具代表性：半坡类型的典型陶器有尖底瓶、圜底或平底钵、细颈壶、平底盆、圜底盆、大腹壶、小平底瓮等。庙底沟类型的典型陶器有尖底或平底瓶、曲腹碗、曲腹盆、小平底瓮、圜底釜、釜形鼎等。

仰韶文化持续存在约2000年，其势力之强大成就之辉煌毋庸置疑，可是功用良好的鼎为什么会退出呢？这个问题令人倍感困惑，有学者甚至由此怀疑仰韶文化与裴李岗·磁山文化之间的承继关系。我们推测，答案或许就隐藏于鼎与尖底瓶这两种器物的相互消长之上。尖底瓶古称欹器，很早就从实用取水器变为贤者启发凡俗心智的教具：“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相比之下，鼎的初始功用是满足人的口腹之欲，鼎的过度强化可能意味着人类贪欲和侈靡的极大膨胀，正如后世铜鼎上饕餮纹所暗示的那样。“铜鼎与其说是社稷稳定和谐的象征，不如说是国家灾难和病变的征兆。”批评家朱大可对商代铜鼎发出的严厉批判，应该是十分中肯的，虽然这一批判未必能够同样精确地针对距今6000多年前的陶鼎。

一个合理的推测似乎是，在中原地区的物质文化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裴李岗·磁山人猛然发现某些方面是否可持续的问题，从而迅速警醒。在鼎与尖底瓶这两种器物相互消长的背后，可能就是一种极其睿智的深谋远虑。正是这种睿智的深谋远虑，使裴李岗—磁山文化转型为仰韶文化，再转型为龙山文化，最终结晶成中华文明的摇篮。这是全球文明中独一无二的现象，其不间断持续8000多年的成就堪称奇迹。它足以警醒面临多种危机的今人：任何文明经历高度发展之后，都必须及时反省，及时改革。“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孔子卓越的智慧，显然来源于古老的华夏经验。

在龙山文化的早期遗存中，陶器保留了仰韶文化的某些类型，如尖底瓶、杯、盆、罐等；到了中期，尖底瓶趋于消失，而鼎重新出现。在距今约4500年的淮阳平粮台古城，出土陶器有鼎、罐、壶、豆、瓮、盆、纺轮等。在距今4500～3900年的陶寺遗址，早期炊器以连釜灶和斝为主，中晚期鬲的使用越来越多，连釜灶消失；数量较多的其它陶器有罐、壶、瓶、盆、盘、豆、鼎和觚等。晚期龙山文化的主要陶器中包括鼎、甑、鬲，还有杯、盘、碗、盆、罐、器盖、器座等。龙山文化中期以后尖底瓶与鼎这两种器物的再一次此消彼长，似乎并不意味着华夏文明的精神倒退。尖底瓶消失的背景可能是其思想内涵已经深入人心，或附丽于其他载体；鼎则首先作为中原居民日常实用器中的主要一员而复出，进而逐渐成为精神色彩浓厚的礼器。

传说夏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于荆山之下，以象征九州；鼎从日常炊具演变为传国重器，升华为国家和政权的象征。《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昔夏之方有德，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为之备。”《史记·孝武本纪》云：“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在二里头文化遗址中，鼎在各类器物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在二里岗文化遗址中，三足两耳的青铜鼎首次出现，同时跃升为青铜器中最主要的种类，而作为日常炊具的功能逐渐被鬲所替代。四足鼎最早出现于商代中期，且体型较大，似乎已经退出炊器行列，成为权利地位的象征。从实用角度看，三足的稳定性远远优于四足；从威仪角度看，四足则能更好地映射主人的庄严。

自此以后，“定鼎”意味着新王朝的建立，国灭亡后鼎随即迁移。“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夏亡商兴，九鼎迁于商都亳京；商亡周兴，九鼎又迁于周都镐京。商周时，鼎作为最隆重的礼器，常出现于国家祭祀或军事庆典的场所，届时在鼎身内外铭刻文字，记载丰功伟绩或庆典盛况。现存最大的青铜四足大方鼎“司母戊”，是商王武丁（前1250—前1192年）之子为祭祀母亲戊而铸造的，高133厘米，重835公斤，腹内有“司母戊”三字。在西周著名的青铜器如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和颂鼎上，都有铭文记载典章制度和册封、祭祀、征伐等史实。“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洛，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这就是“问鼎”的典故，楚庄王问鼎，大有取天子而代之的意思。直到今天，“鼎”字依然有显赫、尊贵、盛大等引申意义，如一言九鼎、大名鼎鼎、鼎盛时期、鼎力相助等。

在西周末春秋初的墓葬中，鼎与豆、壶、簋、盘等已构成秩序井然的随葬明器；春秋迄至汉代，常以陶质的明器取代青铜器。此时的鼎多为三足圆形，开后世香炉之滥觞，与同为圆形的豆、壶等成为等级最高的祭祀陈设。这一制度持续了大约3000年，直到明清两代。在明清帝后墓葬或祠庙中，等级最高的祭祀陈设是所谓“五供”（图4-6）。祭台之上，一个鼎（香炉）居中，一对豆（烛台）和一对壶（花瓶）居于两侧，象征着神主享受如同生前的供养。低一级的祭祀陈设为“三供”，由一个鼎和一对豆组成。在汉化佛教殿堂中，类似的祭器称之为“五具足”和“三具足”，大约南宋时期传入日本。从供器的类形上说，“五供”只有三种，香炉、烛台和花瓶；将其还原于炊具和食器，则为鼎、豆、壶。

图4-6 清东陵石五供

在“五供”中，鼎、豆、壶三者之间的主次分明。在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佚名刻《钦定大清会典图·卷十三·礼制》中，太岁殿内五供从左到右的排列次序是：瓶、烛、炉、烛、瓶（壶、豆、鼎、豆、壶）。卷十七之文昌庙中的五供陈设与之相同。若低一级神主如先医庙等，则陈设以三供：烛、炉、烛。在经历乱世兵燹之后，明清残存五供的序列常常会被扰乱。今人在修复工程之际，往往不知其本，将鼎置于中央固然毋庸置疑，豆、壶二者的序列则常常混乱。清东陵和清西陵中的诸多问题，急待解决。

鼎的渊源可谓久矣！在中华文明史上，它们堪称最具代表性的器物。8000多年来，鼎经历了也许不止一次的兴衰沉浮，见证了中华文明从物质到精神的稳健转变。在漫长的历史画卷中，鼎的身影从其发源地逐渐被及全国；追随鼎的足迹，我们也许能够更加清晰地看见中华文明那久远的分分合合。

在黄河下游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并未发现鼎。鼎在这里的出现大约比中游晚1000多年，很可能曾受到来自中游的影响。淄博后李文化遗址，章丘刁镇茄庄村南的小荆山遗址，距今约8000年，出土陶器皆有釜、罐、钵、碗、壶等。直到距今约7000年的滕县北辛遗址，鼎才在这一地区出现，出土陶器皆为手制的生活用具，造形简单，主要有鼎、釜、罐、钵、壶等。

在南方新石器文化中，鼎的出现大约比中原地区晚2000年，而且很可能也曾受到来自中原的影响。在长江流域大约6000年前的各处遗址中，迄今发现的陶器系列中大多以无脚的釜而不是以鼎为主。在两湖地区，湖北宜都城背溪文化，湖南石门县皂市下层文化，距今8000～7000年，陶器有釜、钵、罐、盘等，多圜底器、圈足器和平底器，未见三足器；湖南安乡县汤家岗文化距今6800～6300年，遗址中的陶器以釜、罐、碗、盘、钵等五类器物为基本组合，多圜底和圈足器。在钱塘江以南，浙江诸暨楼家桥下层遗址距今6500年，出土陶炊器中包括河姆渡文化早期典型的带脊釜，但主体是带扉棱足鼎，地域特点十分明显。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5300年，其早中期遗址中的主要陶器有釜、钵、罐、盆、盘等；鼎始出现于河姆渡遗址第三层，距今不超过6000年。在太湖南面，马家浜文化距今7000～6000年，早期炊具以釜为主，到距今约6200年的草鞋山遗址第十层演变为鼎，晚期鼎的数量激增。豆、壶在马家浜文化遗址中数量很少，式样也单调，但到距今6000～5300年的崧泽文化时期却数量大增，并且与鼎逐渐形成组合关系。到距今5250～4150年的良渚文化时期，鼎成为常用炊具，而在墓葬的随葬品中，往往有鼎、豆、壶的组合。由于鼎在浙江地区新石器晚期文化中的地位显赫，有人认为，良渚墓葬中的鼎、豆、壶组合开启了商周青铜礼器的先河。在一定意义上，这一组合反映了黄河与长江文明之间的碰撞和融合。作为个体的实用陶器，鼎、豆、壶最早出现于河北磁山遗址；作为成组的礼器，鼎、豆、壶成熟于良渚文化时期，再于龙山文化晚期回归中原，为华夏文明的最终凝聚贡献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