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传统建筑至今仍然是个令人感到沉重的话题。民国初年，欧风美雨横扫大陆，在很多洋化的军政大佬眼里，那坚固的砖石城墙无异于封建堡垒，那昏暗的土木寺观就等于封建迷信。由此立场出发，凡所见城墙、寺观以及其他旧时代遗留下的残余，莫不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一空而后快。在华南尤其是广东及其周边华侨较多的地区，这种情形极为严重，原因在于海上逐臭风气之浸淫早非一朝一夕。

北方的情形有所不同，在新文化运动的疾风暴雨中，“保存国粹”的呼喊并未完全停歇。与胡适、陈独秀同登北京大学讲坛的，还有留辫子、穿旧服以至于仍旧主张皇权的“怪物”辜鸿铭。早年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知名人物，他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九种语言，被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建筑领域的情形也颇出人意料，1921年至1926年，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受聘为燕京大学进行了总体规划和建筑设计，在建筑内部采用时尚的设备如暖气、浴缸、抽水马桶等的同时，建筑外观完全采用了中国传统的样式。

在全盘西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人对于自己传统的正面认识往往有待欧美人士的引导。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也曾反复出现于建筑界。1925年，在中外建筑师40余人参加的南京中山陵设计方案竞赛中，中国建筑师吕彦直名列榜首。这位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年轻人，先前曾数年担任亨利·墨菲的助手，学习如何采用现代材料和技术，实现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建筑造型。1926年，吕彦直又以同样的设计手法，在广州中山纪念堂方案竞赛中荣获大奖。中山陵和中山纪念堂方案竞赛是当时颇为轰动的事件，它在建筑层面上点燃了中国人的民族热情。

1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站稳脚跟后，强调民族主义原则，恢复对孔子的崇拜，从传统学术中寻找支持中央政权的学说。30年代初，在日本军队步步紧逼、中华民族危在旦夕的劣势下，爱国情绪空前高涨，政府要员相继提出，“全国人士从速研究以发扬光大吾国之固有文化”。

在此背景下，建筑界掀起了探索“中国固有形式”的热潮。其基本宗旨是：在接受现代建筑材料、技术及设计方法的基础上，继承中国的优良传统，创作具有民族形式的建筑作品。1927年，赵深负责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大楼的建筑设计，这座于次年完工的高楼带有中国传统风格。1928年开始建造的南京铁道部建筑群也由赵深设计，结构为钢筋混凝土，风格则完全回归中国传统。追随其后的同类作品有：1928—1935年在广州，林克明设计完成的中山图书馆、市府合署大楼及中山大学校舍二期等；1931—1933年在上海，董大酉设计完成的政府大楼；1934—1936年在南京，杨廷宝设计完成的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卢树森设计完成的中山陵园藏经楼以及徐敬直、李惠伯设计的中央博物院等。

1927—1937这十年，曾被称为中国建筑的文艺复兴时期，其中官方的导向十分重要。1929年亨利·墨菲被南京的“首都建设委员会”聘为建筑顾问，协助制定出《首都计划》。计划要求：建筑以“中国固有之形式为最宜，而公署及公共建筑尤当尽量采用”。

亨利·墨菲、吕彦直及赵深等中外建筑师的设计创作，终归于建筑形式上的复古，虽然能够采用现代材料和结构，但难以解决形式与功能及经济上的矛盾。为了寻求答案，当年也有中国建筑师走上局部仿古的模式，即整体上遵循现代主义建筑的原则，只在局部采用中国传统的要素。如1934—1935年在上海，董大酉设计完成的市图书馆与博物馆。有人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摒弃中国传统最具特色的大屋顶，只在局部添加传统的装饰。如1932年在北京，梁思成、林徽因设计完成的仁立地毯公司铺面；1933年在南京，童寯、赵深、陈植设计完成的外交部办公楼、杨廷宝设计完成的中央医院；1937年在上海，陆谦受设计完成的中国银行大楼。

至此，留学归来的中国建筑师已经大致控制了本土建筑的设计市场，在学术领域也登上了一个新台阶。中国建筑师中的佼佼者，在正面接受现代主义的同时，对中国传统建筑也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他们的部分作品已经超越了先前西方建筑师的水平。这就是用创新态度对待中国建筑的传统，设计中不求形似但求神似。

与建筑师们的出色成就交相辉映的是，中国营造学社于1929年的成立及其以后多年的学术研究。其中特别重要的是，1930年刘敦桢和1931年梁思成的加入，二人分别担任文献部和法式部主任。从1932年开始，学社对11个省共2000多处古建筑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记录，并据此对古代有关建筑的典籍进行了初步整理。这个私人兴办的学术团体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其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中国建筑史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中国建筑遗产被正式认可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在世界建筑之林中独树一帜。

也许，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给日本军国主义者以极大的刺激。1937年日军挑起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年底，淞沪会战失败以及首都南京的陷落，终致国民政府所谓“黄金十年”落下了帷幕，建筑领域方兴未艾的深入探索戛然而止。在此后的八年抗战及国内战争中，中国大陆到处烽火连天、民不聊生，建筑创作上的追求当然无从谈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梁思成兼任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1950年他和规划师陈占祥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期望在为首都的未来发展开拓更大空间的基础上，保护明清都城的古建筑和古城墙。不幸的是，这个建议未被采纳。1951—1954年间，在向苏联学习的大背景下，梁思成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开展有关“民族形式”的讨论。虽然他完全无意于倡导简单地模仿古代宫殿，建造所谓的“大屋顶”，但在百废待兴的紧迫压力下，应接不暇的建筑师们手忙脚乱，终致日后为人诟病的“大屋顶”风行全国。

1955年2月，建筑工程部召开“设计及施工工作会议”，报告几年来全国建设中的浪费问题以及导致浪费的“复古主义”倾向，全国范围内针对“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的大批判开始了。作为学养深厚的专家，梁思成的思想并未被大批判所彻底摧毁，但是他终究不是中国的堂吉诃德。1956年1月，梁思成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做出了公开检查。

为迎接建国10周年，1958年，中央政府决定在首都建设十大建筑。9月，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30多位建筑专家，进京着手方案设计。根据周总理提出“古今中外、皆为我用”的原则，建筑界夜以继日，在10个月内完成了从设计到竣工的全过程。当时建筑师的创作自由大体上得到了保证，十大建筑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人民大会堂采用略加改造的西洋古典式，军事博物馆模仿苏联式，民族文化宫注重中国传统的创新，全国农业展览馆则毫不避讳曾遭批判的大屋顶模式。

我们可以将这批急就章的作品视为一次可贵的建筑探索，在很大程度上，它们延续了抗战前夕的创作道路。当时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宝刀未老，第二代建筑师则在大规模的运动中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在此后的20年中，过热的政治加上过冷的经济，迫使中国的建筑业一直处于冬眠状态。我们今天常常轻而易举地将这段时间一笔带过，但其损失是难以估量的。正是在这20年间，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理想主义遭遇挫折，实用主义到处流行。中国的严重问题在于，经济上的长期停滞导致了文化上的全面瘫痪。当生活需求降低到最低点时，任何有关建筑文化或艺术的讨论都无异于痴人说梦。

1978年以后，全国性的思想解放和经济改革，激发了建筑领域的创作热情。毋庸置疑，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带动下，30年来中国建筑业的发展空前绝后，城市和乡村都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从目前都市建筑的物质层面上看，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几乎已经降为零。

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以后，北京的城市建设进入了高速发展期。全球建筑师云集北京，参与争夺重大项目的方案竞赛，随着一座座大厦的标新立异，北京几乎成了先锋建筑师的试验场。2009年北京评出了新十大建筑，按得票高低的排序是：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国家体育场、国家大剧院、北京南站、国家游泳中心、首都博物馆、北京电视中心、国家图书馆（二期）、北京新保利大厦、国家体育馆。其中除了一座由中国建筑师独立设计，两座由中国建筑师主导设计以外，其余七座都是欧美日建筑师的作品。与50年前的十大建筑相比，在新十大建筑的里里外外，我们几乎看不出设计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

这些建筑中多数的技术含量，堪称全球领先。然而事情似乎不那么简单，那些斥资高达数十亿元以上的重大建筑项目关乎国计民生，足以构成国民经济中的支柱行业。建筑设计也绝非单纯的技术或艺术创作，往往高达工程总投资8%的建筑设计费，使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建筑师有关设计业务的竞争实际上也是国家之间有关建筑市场的竞争。在这方面，日本建筑师群体始终保持着清醒的眼光，他们曾利用1964年东京奥运会场馆设计的机会，将丹下健三等国内建筑师推向国际。虽然对于日本人而言，欧美建筑市场仍旧壁垒高耸，可是毕竟存在一个广阔的全球市场。1970年以后，丹下健三及其他日本建筑师在北非和中东的设计市场上占据了很大份额，他们所承担的项目中包括：约旦哈西姆皇宫、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城市规划、阿尔及尔国际机场等。

中国著名建筑师包括很多一言九鼎的院士们，迄今远离国际市场，他们在包括北京奥运会场馆在内的国内重大项目设计招标中，往往高居评审委员宝座而非建筑师席上。他们中有人学贯中西而享有“国际桥梁”之美誉，但在其匆匆沟通的建筑大道上，我们只见外国设计师离开紧缩的欧美市场，来到繁荣的中国建筑市场上捞得满盆满钵。有些顶戴洋博士帽的中国建筑师，则打着欧美公司的旗号，在获得中国市场上的份额之后，心甘情愿地向名义上的外国老板频频上贡。

近年来，在中国建筑师中，也出现了一批真正的大师级人物。他们在中国各地的建筑设计中，进行探索本土特色的可贵尝试，获得了广泛的好评。例如关肇邺设计1998年完成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新馆，齐康设计1998年完成的河南省博物院，何静堂设计2007年开工建设的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在多元化的宏观背景下，任何文化门类都别无选择，只有凸出本土特色才能够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我们相信，天助自助者，只有自尊才能为人所尊。正如当年东京代代木体育馆被认为具有日本独特的造型风格，从而使建筑师丹下健三广受赞誉那样，中国建筑师在创作中坚持自己的独特探索，也是走向世界文化、进入国际市场的不二法门。

然而以上大师们皆年逾古稀，在他们所开拓的建筑道路上，似乎缺少足够的后继者。在那些近年崛起的中青年建筑师中，有人已经获得了全国勘察设计大师的荣誉，也在国内建筑市场上占据了少量份额。然而他们的工作过于忙碌了，各自担任设计院的院长或老总，担负着国家企业的创收重任，对于眼下看不见效益的理性探索，对于民族优秀文化的弘扬，实在是无暇顾及。不久以前，一位年轻的全国勘察设计大师在面对媒体提问时坦承自己的设计经验：“在中国，创新就是率先模仿。”我们很钦佩他的直率，但不能不感到情不自禁的痛心疾首。

回顾32年前，作为十年浩劫之后首批入学的建筑系学生，我们对欧美建筑充满了景仰。当年师生们讨论世界建筑历史的发展时，当然言必称希腊罗马；思考中国当代建筑的设计方案时，无不以欧美现代著名建筑师的意趣为旨归。应该说，在那个封闭多年后全盘西化观念甚嚣尘上的焦躁年代，建筑领域的此类倾向有其合理性，中国新一代建筑师也藉此而完成了自己与世界主流的接轨。可是支撑我们数十年来虚心学习的初衷，难道只是满足于食饱衣暖而后永远匍匐于地下？在国土资源不受侵犯、国民生计再无担忧之后，民族信心的重建也许是中国当前最为紧迫的工作，民族精神的树立才是一个国家持久强大的根本保证。

本书十五讲中各讲的思路及其铺陈，大体都来源于著者有关建筑的反复琢磨和长期思考。30多年前，在一个对西方文化极其崇拜的建筑系新生眼里，只有欧美传统建筑才是人类文明的正宗，中国传统建筑则是黑暗与落后的象征。20多年前，在福建泉州开元寺，紫云大殿那宏丽精妙而充满理性的木架结构，使一个困惑中的青年建筑师茅塞顿开。10多年前，在新加坡双林寺，虽然置身于玻璃摩天楼内，一个中年建筑师已在精神上完成了向中国传统的彻底皈依。

回眸中国历史，我们也许看不见多少“伟大的建筑”，但却绝不能轻率抛弃深藏于内的建筑思想。欧洲与中国建筑之间的根本差异，现在看来是显而易见的。有关中西古代建筑异同的讨论，绝不能仅仅局限于物质层面。欧洲传统建筑上所谓坚固、实用、美观的三原则，只是一种立足于自身语境的叙述，并不能完整贴切地用之于中国。探讨中国古代特立独行的建筑现象，常常需要站在更高的精神层面，开拓更宽的人文视野，才能够进行缜密的分析，进而做出正确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