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理性和交易理性：东西方身份对比？
一、导言：交流与认同
像大多数其他概念一样，文化认同既有定义也有理论。但由于缺乏共识，本文把文化认同简单定义为依据某些象征的和物质的资源对特定人群的肯定以及这群人与重视这种资源的社会机构的密切程度。肯定反映了资源的影响；密切性则描绘了维护这种价值观念和资源过程中遵守制度的认知和行为。身份认同能通过锻造共同的价值观念、属性（如种族、性别、家庭或具体位置）或后天性资源（如教育、职业、道德符号或行为）获得，这种共享价值资源在经由诸如家庭、宗族、村、宗教或民族国家等社会机构得到维护。当然，文化认同也有众多其他理论。但作为一名社会学家，一个社会网络的人，我的主要兴趣在于文化认同在社会交流中得到锻造和维持这样的假设理论。具体来说，人通过交流带来的理解和取向获得身份，这种交往进一步保持和维持他们的身份。因此，社会交往提供了一个查询平台来揭露集体和个人身份，同时也揭示了相应的价值观和资源。作者在文中提出了交流理性的两个原型：关系理性和交易理性。本文其实拓展了作者别处在社会资本语境下对两种交流的理论研究。
这里将阐述这两种理性并探讨这些原型如何解释一个可能存在的东西方身份对比问题。论点归纳如下。交流有两个组成部分：经济交易和社会关系。各自涉及审慎的选择决定，所以两者都是理性的。经济交易在于通过贸易交流获得收获大于付出的利润回报，而社会关系则重视收获大于付出的社交利益回报。经济交易积累财富——经济地位；社会关系积累名声——社会地位。最佳状态下，交流既可以交易回报又可以促进经济收益。但是，种种历史和经验表明，在特定社会或团体中，两种理性之间的优先评定成了制度化。在一些社会（例如北美和西欧）交易理性承担这种主导性结构，而在另一些国家（如东亚）关系理性则占了上风。每个机制中，个体从机制领域获得作为焦点身份性的价值和资源。于是，人的意识和行为反映了财富与名声的密切性与肯定性。
二、交流：社会和经济因素
交流是社会学分析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可以被界定为一系列（两个或更多）因素的相互作用，在此过程中资源交易得以产生。本定义里，交流有两个中心组成部分：它需要有发生关系的参与者，并引发资源交易。因此，交流的社会性在于这种关系被视为相互作用，这一过程中一方的行为须考虑到别人行为。这个过程是经济性的，因为资源交易是典型的经济行为。这样，唤起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资源交易的初级交流就同时包含了社会和经济因素。为了便于理解，交流的关系层面可称为社会交往，交流的交易层面可称为经济交往。
现有研究文献中，由于两种因素经常同时出现，区分交流的社会和经济要素往往模糊不清。这一点尤其适用于社会交往这个术语的使用。社会交往不仅仅是社会意义上的互动，对它的理解还应包括资源交易这一要素。这种普通用法的结果造成了学者运用社会交流的概念在理论研究时往往有选择性地侧重两个要素中的其中一个。
在社会交流研究的话语中侧重经济因素的做法可追溯到韦伯（Weber）。他指出四种类型的行为（目标导向、价值导向、情感影响、依据传统），他的分析集中在利益合理性（或合理的目标导向）行为，这是通过计算可能的替代手段以达到目的。价值取向的行为决定于自觉相信一些价值（为了自身原因），诸如伦理、美学、宗教，或其他独立于其前景的行为形式。这两种类型的行为都基于有意识的调节和选择，即理性。这也就认定了行为理性里嵌入了交流的理性交易层面。
关于这一点，乔治·霍曼斯（George Hormans）讲述得非常清楚：“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是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交换。交换理论的一个附带优势就是可能让社会学更接近经济学这一人类最先进的，应用能力最强的，也是在知识领域最孤立的科学。”霍曼斯认为，社会行为或交流的重点是行为者在交易中的增益（价值）和成本；“初级社会学的问题在于提出命题，把个人的价值和成本变化与他可以选择的行为频率散布相关联，在这些可选范围之内，一个人使用那些变量认定的价值（在数学意义上）部分地决定了其他价值”。所以，双方继续互动或这种联系的利益具有偶然性，且取决于各方在每次交易中的相对效用或回报。随着相对回报率（边际效用）的下降，这种联系的兴趣随之减弱。因此，从逻辑上讲，霍曼斯主张“如果考虑到在特殊条件下的适用性，初级经济学原则与初级社会行为完全吻合”。
布劳（Blau）对交流的研究也反映了这一重点。他虽然承认社会交流也许追随外源性的原始心理倾向——社会吸引，但他的主要分析理论重点是交流中的交易和权力分配的联系。当行为者（自我）与别人（他者）不愿或不能进行平等的价值交易时，自我可以选择服从或遵守他者的愿望来维持与他者的关系，于是，权力关系就出现了。集体认可性赋予权力的合法性，这是社会组织的中坚。因此，在他的理论方案中，交易模式支配关系模式，并且，这种根本的微观结构过程虽然不一定能解释，但唤起了更为复杂的宏观结构（组织）过程。
科尔曼（Coleman）在他的社会行动理论中推进了这种分析。他说，社会交流是一种手段，拥有差异性利益和控制资源（事件）的行为者（通过其掌管下的资源的相对价值或权力）互相谈判以最大限度地控制感兴趣的资源（一种新的平衡）。该机制之间的交流与权力似乎与布劳的方案类似，但重点是过程中行为者增益（控制感兴趣的资源）的最大化。
到现在，交流过程的社会学解释似乎已经实现了霍曼的预言或设计，社会学的发展与经济行为中关于理性选择的核心地位的立场（即使不完全相同，但也）非常相近。也就是说，行为者如果可以在市场上选择，他/她就会选择利润最大化的交易，例如，更低的成本获得更多的回报。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意识到某些关于这种追求利润的理论假设在现实中（完美市场，充分信息，公开竞争）不太可能得到有效满足，不得不加以条件或机构限制（有限理性，交易成本，市场失灵）放缓追求利润的行为或依靠非经济机构等（如政府、机构等）。许多相同的论点和条件也被社会学家在新制度主义或经济社会学的大旗下用于分析组织行为、权力关系、机构和社会网络以及社会交往。
然而，交流关系的意义一直没有被忽视。人类学家早就注意到交流的相关性，他们强烈争辩道，这些模式并非基于经济或“理性”的计算。例如，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描述了安达曼群岛民间的交流活动，称之为“一个可带给参与者友好情感的道德活动”。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在分析特罗布里恩德岛上的库拉交换时清楚地区分了经济交流和社会交流（仪式交换）。他说：“真正的（交流）报酬在于威望、权力以及自己的位置授予的特权。”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引证莫斯（Mauss）、弗斯（Firth）和其他人类学家的研究指出，交流，包括经济交易，是“实现另一秩序的载体和工具：影响，权力，同情，地位，情感（并且）正是交流本身起作用，而交流的事物不是关键”。例如，礼物只在行为者之间交易，但圣诞节自己买礼物则没有意义。社会学家众说纷纭，孔德（Comte）认为个人须服从社会考虑，涂尔干（Durkheim）则驳斥斯宾塞（Spencer）关于社会群体发展的经济假设。但这些学者都不否认社会交往里经济交易的影响，他们也强调社会交往的超个人性和超经济性本质以及关系的重要性。在所有这些图式中，社会交流的关系取向体现在相关行为者在交往时对具体交易资源有用性之外的其他理由的承诺。
交流的两个观点如何协调呢？如现有的位置已经填满。一种做法是简单否认特定关系的重要性，这些关系与利润最大化或最优化的决策选择相连。当一个关系在交易时产生利润，它可能会被保留。否则，就被舍弃。然而，大多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和他们的社会学盟友采取了温和立场，认为关系在不完善的市场里和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是必要的“交易成本”或“计算信托”。在这个修正观点里，关系得到承认并被归入交易分析内容。
另外，支持关系的学者辩称，不是所有的行为和相互作用都是“理性的”，所以关系不但必要而且很重要。这种说法同意经济行为遵循理性选择原则，但也指出并非所有的行为都是经济的，从而是合理的。社会吸引和附属是原始生存本能，而不是计算替代损益的结果。问题是，理性选择实际上被视为自然倾向：奖励或强化引起行动和交易、优胜劣汰等。意识或无意识无关紧要，因为这一原则适用于鸽子也适用于人。进一步分析就更有问题了，为什么有些本能是“理性”的，其他则不是？
还有一种出现的论点若隐若现地承认理性适用于社会交往，存在个人追求利润的动机以外的理性原则。由于人在互动与交流时会考虑到对方的利益，可以通过维持关系来调节这种理性。由此推理还有许多分论点。其中有两个在文献中似乎相当普遍。第一，有人认为社会赞赏、尊重、喜欢、吸引等都是交流重要的动机。值得注意的是在交易不平衡的交流中，亏损的一方也许会得到另一方的认可、尊重、喜欢或吸引等。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象征性回报不是物质（其普遍媒介是金钱）的，通常被认为和经济交流一样构成有意义的奖励。然而，在霍曼斯、布劳和科尔曼的眼中，这些回报虽然形式不同但本质一样。无论它们是物质的抑或象征性的，只要代表价值（或利润或利益），就是理性计算的内容部分。而且，此处产生了多少价值与社会交往的理论发展水平毫不相关。
第二，另一分论点是人需要信任。信任可被定义为他者在交往中考虑自我的利益时的期望或相信对方。它代表一种信心，相信某个事件会不会发生，并且这种相信对交往各方是相互影响的。这是道德领域的相信，米切陶（Misztal）认为信任有三个功能：促进社会稳定（作为一种习性），社会凝聚（友谊）和协作。换言之，其动机是维护一个群体或社区。涂尔干认为，义务和利他主义的感情，以及道义上的压力（抑制自私自利行为）是团结的基础。“人们生活在一起，不可能互不相认，互不让步，也不可能消除彼此千丝万缕的联系。”涂尔干强烈主张社会生活中行为者应负担起道德因素，这意味着一定质量和/或数量上的牺牲回报。
如果团结和团体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为什么它们不能基于合理的选择或经济行为呢？齐美尔（Simmel）尝试了一种响应，提出“以牺牲获取回报（以及交换）的交流是一个功能，它能创建人与人之间的纽带组成社会，来替代人的简单聚结”。他补充说：“如若人们没有彼此一般的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因为几乎没有多少关系是完全基于对另一人的确定了解，如果信任在理性证据或个人观察下得不到保证乃至加强，也没有多少关系能够持久。”复杂的社会运作依赖于众多的承诺、契约和安排，由于“单一个人实在无法追踪和验证所有根源，（我们就必须）信以为真”。诚实或忠诚，指“维护与别人关系”的感觉。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这需要互动和信任规则。帕森斯（Parson）清晰地提出，信任是权力合法化的基础，目的是为了实现集体目标和社会一体化。同样，黑希特尔（Hechter）的团体一致性分析也推进了集体的理性基础。卢曼（Luhmann）进一步阐述了帕森斯的媒体理论和象征性概括的概念。信任被看做是广义的传播媒介之一（其他如爱、金钱和权力），这就减少了行为者面对世界的复杂性，提供了“主体间选择长短不一的中间过程这个传播行为”的能力。然而，米切陶指出，“卢曼在信任的功能如何有助于解释信任的实际形成”这个问题上还没有充分准备。
那么，信任的解释性基础就是在复杂的社会中，个人需要依靠广为接受的规则来指导个人和非个人（例如机构）之间的交流。如果没有这种诺成的规则和对它们的信任，社会将停止运作。但是，霍曼斯提醒我们说“在机构里明确的规则统领许多人的行为，人们服从它是因为能通过服从获得主要回报之外的奖励，但这些之外的奖励还有别的因素参与。主要回报必须或早或晚被实现。机构不可能凭自身动力继续永远向前”。当然，霍曼斯的主要回报是指个人对利益的基本需要。米切陶同意这种观点，他说：“在帕森斯的理论里，信任的意义作为单一的解释性策略显然被夸大了。信任的概念用来代替熟悉、相符和象征意义的合法化，但这并不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工具来分析社会现实。”威廉姆森（Williamson）认为，除非合作同时兼任利己的动机，否则就会不稳定。这意味着基于信任而不是自己利益的社会秩序是无法预料和不稳定的，也由于这个原因，信任并非总是发挥作用。
总之，一旦涉及交易的合理性，似乎迄今没有任何捍卫交流中关系的重要性的论点令人满意。本文试图确认交流中关系的重要性。首先，前提是理性应作为理论发展的基础，它既不是一种有意识针对无意识的行为，也不依赖某些准则或机构（这些是以后才出现的）。从长远来看，理性并不基于对最终交易平衡的期望（例如，重复交易将平衡收益和损失），这一点可参见霍曼斯对这些把基本社会行为视为理性的反驳。在这里，简单地说，交换被看做是一个涉及两个行为者在关系中和交易时计算损益、选择替代的行为。一旦做出这种计算和选择，它就被认为是理性的。此外，我假设这些计算和选择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这种假设并不排除考虑集体利益。但也只有与自身利益交叉时，维护集体的利益就能获得自我增益，集体的利益才开始计算在内。相反，不包含自身利益的集体利益不在计算和选择的假定之内。
三、交易理性和关系理性
事实上，关键因素在于最终回报。什么样的回报或资源能维持或中断关系和/或交易。对特定社会结构中的人来说，有两个最终（或原始）回报：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基于财富的积累和分配（如商品或其象征性的价值表现，如金钱）。社会地位的基础是信誉的积累和分配（通过在多大程度上社会网络和集体的承认来体现）。每一地位都反映了结构内个人掌握的相关“资本”的相对排名。因此，财富是商品价值体现——金钱的功能性计算，信誉是社交网络中公众意识的价值体现——认可的功能性计算。财富表明经济资本，这是因为商品和其价值的代表可用于投资和再投资产生一定的收益。同样，信誉反映社会资本，因为社会网络和其价值的代表可用来调动以产生某些回报和增殖。通过信誉，就可以调用他人的支持，包括帮助性的或表达性的行动。通过社会关系或社会资本调动资源的能力使得社会关系成为个体行为者从事交流的强大动力。经济和社会地位都会提高结构中个人（超过其他成员）的权力和影响力，提高个人的心理福祉和物质生存。个体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对较大的实体具有特定意义，例如一个团体或一个国家。该主题显然已在这篇文章范围之外，但应该承认，通过一定的积累过程和集体行动，例如，个体积累可扩展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地位领域。
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前者需要社会合法地位以及象征价值（金钱）的通行，而后者依靠基于团体（或互为交错的网络资源）的经济福祉，团体中必须维持信誉。没有社会合法地位，经济地位就会崩溃；没有集体财富，社会地位同样没有意义。然而，每个地位可被看做是独立的交流动机。可使用交往来提取经济资本（通过交易获取资源）或提取社会资本（通过社会关系获取资源）。
因此，交易理性驱动交易收益和交流费用的计算，关系理性推动关系收益和费用的计算。交易理性认为关系是组成计算交易收益损失的部分，而关系理性认为交易是组成计算关系损益的部分。关系理性偏爱维护促进关系，即使在非最佳交易中也是如此。交易理性主张最佳成果的交易，即使终止特定关系也在所不惜。虽然大部分交往中，行为者都会考虑两种理性，在特定社会的特定时间，机构往往偏爱其中的一种理性，允许道德判断一种（经济的或社会的）资本相对于其他者的“优点”。事实上，有人说文化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带有偏向性的理性交流。本文其余部分将详细阐述这些观点。
四、关系理性阐释
自然规律和自然本能似乎使我们能直观了解交易理性的观点——增益超过交易成本及通过交易维护积累资源。此外，这种计算可在普遍的货币媒介的大力帮助下获得。收益和损失可以计数，债权债务可以方便记录。即使科尔曼指出，社会信用（或信用单据）也是社会资本概念的核心，关系理性中的会计学却既不简单也不清晰。经济交流中，并非每一次都是对称的或均衡的货物贸易。不平衡的交易招致经济借贷。然而，人们坚定认为，从长远来看借贷会实现平衡，但在一定时间期限内，在反复交易中并不如此。
在社会交往中持久关系比较重要，偶发的交易不一定对称或平衡。然而，即使期限内的重复交易也不一定是均衡的。维持关系的关键因素是社会信用（和社会债务）。在持续的关系中，即使长期交易失衡，各方行为者就参与了一个更大的债权人—债务人关系，这是在失衡的交易中一方给予另一方“恩惠”的倾向。既然债务人收益，为什么债权人还要希望维持关系，从而“遭受”这种交易事务呢？有人认为，债权行为者从维护这种关系中收获了社会资本。为什么？假定债权人要求（或威胁）债务人偿还债务，但是只要债权人没有发出这样的需求，债务人永远感激债权人。债务人为了维持与债权人的这种关系，需要采取一定的社会行动以减少债权人的关系成本（或增加交往效用）。也就是说，债务人应通过他/她的社会联系，向他人传播他/她与债权人的债务关系，即借贷交易的社会承认，或者说赋予债权人的社会信用。债务传播或社会承认对债务人来说是必要的行动，以便保持与债权人的关系。这就导致债权人在较大的网络或社区中享有更大的知名度，并增加大众意识（他/她的信誉）：这是一位社区中愿意承担交易损失而维持另一方福祉的行为者。社会债务越大，债务人就越要努力传播（承认）这种债务恩惠。从债权人的角度来看，交易失衡能促进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产生承认的倾向。
此外，由于在他们之间发生不同种类的商品交易不平衡（给予对方不同优惠），两个行为者互为彼此的债权人和债务人，他们就能够保持这种关系。双方都被期望在自己的社交圈宣传对方的恩惠，从而促进对方的承认。交易就是一种手段，维护和促进社会关系，建立社会信用和社会债务，以及积累社会认可。
在一个大规模的社会里，利用大众媒体的传播手段可以加快认可。社会公众认可使得认可本身成为公益，就像金钱。公众认可有多种形式，包括向某人表示敬意的证词或庆祝某人的宴会，荣誉头衔，荣誉奖章，优异奖赏，服务证明及各类仪式，这些都不需要任何实际性的经济回报。因此，和金钱一样，在社会群体中，认可可以超越特定的社会网络并成为大众流通的资产。
那么，信誉被定义为一个功能，包括：（1）债权人维持不平等的交易（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本）的能力；（2）持续的借贷关系；（3）债务人通过他/她的社会网络（认可）承认关系的意向（意愿和能力）; （4）社会网络（和广义网络——大众网络）进行中断或蔓延承认的意向（大小）。信誉，是获得的认可的总和。它的功能和个人受到社会群体认可的程度相关。总的来说，群体的信誉是指群体中行为者的信誉程度，并且被其他群体的成员承认的程度。因此，行为者在社交网络和社会群体中的信誉是社会群体的集体信誉。
社会信用、认可和信誉都是关系性和结构性的工具。如果没有持久的社会关系，这些利润就会丧失。因此，理性的行为者参与并承诺维持关系，使社会信用和社会债务保持有效，同时促进认可。一定行为者的信誉越大，享有良好信誉的行为者越多，群体的信誉就会越高。在一个更高信誉的群体内，行为者自己的信誉也会增强。因此，群体信誉相关于鼓励成员个体从事持续性和保持性的社会交往，并认同群体——这就是群体认同和群体团结。同样，群体信誉和群体内行为者信誉推进个体继续进行可能以债权人身份进行的交往。信誉和团结会增进资源共享，相当于创造和维持公共资本。与此同时，集团的信誉和团结也为个体行为者提供积极的反馈，强化了不平等交易、社会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乃至社会资本等。下面将详尽阐述这种微—宏观联系。例如，从交往中交易被视为社会借贷关系产生的方法开始，这种借贷关系然后推进了社会网络中认可的蔓延，并最终创建了一个普遍化了的信誉，加强了群体团结，鼓励了公共资本。由于群体信誉和团结，社会债权人和债务人获得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网络中的牢固关系和丰富资源），并进一步强化了交流的参与性。这里，在微观和宏观层次上的联系之间进行的互惠和互动的过程被视为得到了社会网络的帮助，这是交流和资本化之间的一个基本要素。
一个团体会利用在社会中别处建立起来的信誉招募行为者，以便促进群体团结和信誉。群体通过授予具体行为者以认可，期望他们认同群体，随时准备在今后的交往中影响该团体的其他成员。在这个过程中，信誉和承认并不是微观层面交流的后果，而是前因。虽然被赋予这样认可和信誉的行为者也许与群体中别的成员不是合作伙伴的交流，但一旦承担了这样的认可和赋予的信誉，他们就有义务在未来进行这种交流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微观层次的交流与更宏观层面的认可与信誉在非正式关系中最终是互惠互利的。
五、综述
总之，这两个理性的一些显著特点列在表1，对比较强烈，突出了差异。在交易理性里，由典型的经济交流分析可知，它的目标是为了获取经济资本（通过交易获取的资源）。交往中兴趣在于交易方面的交流，即资源被交易及受价格和金钱波动的程度。交往的效用就是优化交易利润，理性选择是基于分析产生不同交易损益可能的替代关系。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有两个参与交流的规则。首先，如果与某一特定他者的关系能产生相对增益，就决定继续这种关系以进一步进行交易。如果这种关系没有产生相对增益，就有两个选择：（1）找到一个替代关系；（2）维持关系，同时承受或减少交易成本。二者择一的选择取决于从可能的替代关系到可能的交易成本或减少维持目前关系的投入中获取的收益的相对权重。经济交流中的关键分析侧重于单个或反复交易中的对称交易。
表1 经济交流和社会交流的理性
交易的合理性，可视为应用于交流中的新达尔文理论：众多个体的优胜劣汰。通过交易寻找合作伙伴优化资源收益是自我的本能。自我遵循本能，寻找关系以获得相对较高或积极的交易收益以及相对较低或几近于零的交易成本。对特定他者—行为者之间的投入往往是偶然和短期的，人们期望公平交易（增益大于成本）。伙伴关系是偶然的交易要求，也能通过合同规则具有约束力，使关系减少交易成本并证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因此交易理性遵循自然规律和自然选择。行为者从多次交易中获益不仅丰富了自己，而且建设了一个更加富裕的集体。以上就是交易理性这只无形之手的论点。
另一方面，正如社会交往暗示，关系理性侧重关系方面的交流，即在何种程度上的关系得到维护和促进，通常由认可在其间斡旋（或期望其他行为者传播）。其动机是为了通过网络和团体的认可获取信誉，交往的功效是为了优化关系性增益（维持社会关系），同时也是损益分析。在此基础上，还有两个交易参与准则：一、如果一个具体交易促进了关系的持续发展和认可的蔓延，那么交易将继续进行；二、如果交易没有促进关系的持续发展，那么还可以考虑两个选择：（1）找出一个替代交易（例如，增加交易有利因素以吸引和鼓励认可）; （2）维持交易，承担或减少相关成本（没有或减少认可）。这里，采取决定是一个衡量过程，涉及找到一个替代交易的相对可能性和相对关系成本。
持久的关系通过社会关系促进推广和传播个人的认可。更持久的关系增加了认可传播的可能。为了确保认可的蔓延，维护和促进持久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当一个网络或一群人分享、播撒关于特定行为者的情绪存在时，社会地位才有意义。因此，社会关系（直接和间接）规模越大，认可和信誉的效果就越大。个体依靠不断扩大的社交圈生存，维持来继续并促进他们的社会地位。即使是那些较低社会地位的个体，如果他们继续参加社会网络和团体，也能获得交易利益。
交易理性被视为无形是因为它从个体资本建立起集体资本，但它依赖于普遍的货币媒介，这是一个可见的资本形式，在每个交易中都有记录。关系理性也是依赖从个人资本中建立的集体资本，其成员的信誉越高，群体地位就越高。这依赖于一个更显著的媒介：认可或是传播有关社会团体中一个行为者的情绪。正是这种无形的手推动了持续的社会关系和群体的团结。
交易理性依靠个人基础生存，只要符合交易效用的要求，其中交往中的合作伙伴是互换的。关系理性依赖群体及其组员的生存。植根于社会网络的资源越多，社会关系越强，集体以及其中个体行为者的收益就更大。
理性关系基于群体间的优胜劣汰原则，尤其是一个拥有牢固的成员关系的群体。虽然动物本能也显示这种为了家庭和氏族利益的关系理性，但只有人类表明了广泛和普遍的关系理性关系，它超越了亲属和部族标准的结构性群体的团结。人类显示了以合理的交易成本维护持久有益关系的兴趣和能力。因此，关系理性是关于人的规则并基于人的理性选择。
六、深层分析
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澄清。第一，为什么采用信誉这个术语，而不是现有文献的其他术语，如社会认可，社会吸引，特别是相互承认或社会信用？第二，为什么团体或社会中有一个经验性的倾向，侧重一种理性（交易或关系）？此外，它为何显示一个（交易性的）理性取代另一个（关系性的）理性的历史趋势？第三，是什么打破了这种交流—集体团结之间的联系？第四，社会和经济资本是不是一个维度的两极来决定选择？
作为个人和群体资本的信誉
到目前为止，社会地位，如信誉或社会资本的论点与其他类似说法没有什么差异。信用被视为收集到后来交往中的债务。例如，皮佐尔诺（Pizzorno）认为相互认可促进自我保护。维护自己的利益，相应的代价就是承认别人的利益，由此带来了他人对自己权利的认可，该原则与此处论点吻合。然而，把相互承认作为动机或理由而加以利用有个困难，即相互性意味着互惠互利，意味着对称的行动、行为者之间平等的排名。这些行为和相互作用将导致团体内的凝聚和同质，即没有组员差异的群体团结。目前为止已经阐述了：认可可以不对称，在交易中换取回报，也可是一个关于行为和反应的偶然性叙述。其他术语，如社会认可和社会吸引力等也存在类似问题。现在建议采取下一措施：关系中有可能存在不平等交易，它们组成了群体内行为者之间差异性的社会地位（信誉）基础。
认可使得他人（债权人）对资源的要求合法化。随着认可在一个个事件中得到提高，网络中得到传播，我们需要一个更广义的概念来捕获社会群体内个体行为者自身认可的积累。这里，有人建议选择信誉，因为它抓住了资产可以被群体或个人拥有和分化这个观念。一个群体可以建立、维持或丢失信誉，同样，群体内部个人也可获取不同程度的名誉或遭受名誉损失。因此，像经济交流的财富一样，信誉是个人和集体的资产。这种资产可以用其他两个概念表示：威信和尊敬。然而，威信在文献中被挪用为给层次结构分级（例如职业声望），尊敬被广泛用作社会或心理过程（如自尊）。
应该指出的是，经济学家使用信誉来解释失败的经济现象（例如，市场失灵或有缺陷的信息市场）。这是用作理解信息或信号投资、质量投资、纪律投资以及允诺投资的潜变量。这些其他因素然后被视为在交易因素之间流通以便减少道德风险或交易成本，乃至提高交易价格以及随之而来的回报。虽然格瑞夫（Grief）提出一种联盟，在其范围内建立维持信誉，经济学家却很少关注或讨论信誉的社会或集体性质。如果不了解它的社会性质，这个术语就蜕变成了一个不可观察的概念，只能被用来解释意想不到的经济现象，如市场失灵等。
目前，信誉被理解为一个网络资产。它建立在交易过程中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之上，建立在社会和大众网络中的认可和撒播行为之上。它强化了特定行为者占有资源和职位的主张的合法性，同时，进一步激励行为者之间的社会交往和不平等交易，增加了他们的社会资本。它也提高了群体或集体的信誉，从而增进团结和增加公共资本。这里并不排除其他导向信誉的路径，但是当前论点明确指出了一条信誉建设和效用的途径。
理性的制度化
如果交易理性遵循新达尔文主义和自然法则，可以推断出，自然选择过程最终将更偏向交易理性而不是关系理性。事实上，许多例子和研究，特别是基于对古代或原始社会数据和观察的人类学研究，证明交往中关系的必要性。有人提出，强调人际关系则反映了更加同质化、技术和工业较不发达的群体的性质，在那里，仪式、归属和情感等界定交往。随着技术和工业的发展，社会越来越要求多样的技能，知识和生产、劳动分工需要更合理地分配资源，包括日益重要的资源交易理性。进一步说，今天经济交流的关系意义代表了过去带来的残余影响。随着选择性过程的延续，关系的意义最终将被取代，被交易意义取而代之。区分一个特定的社会可以看到交换关系的分析，例如，中国环境里的关系，或者俄国的“blat”。
这种观点其实自相矛盾，因为，如果交易理性是自然规律，那么就会在更原始或古老的社区发现，交往更贴切地代表自然本能。事实上，霍曼斯看出在更复杂的社会发展中，越来越多的机构证明了为何更“初级”的社会行为（和交往）越来越不明显。但是这些“次级机构”仍然比较强大，除非新的体制和所谓的“良好管理”使其满意，它们甚至能发生冲突，造成破坏。这样，现代社会及其众多的机构被视为交易理性和关系理性双方的敌人。
此外，本文不是完全基于经验事实。研究表明，在当代社会（如中国、日本、意大利北部和大部分东亚地区），即使在发达和富有经济竞争力的社会里，如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关系仍然是一个经济交易的重要因素。证据就是，交往中的关系意义不仅存在而且在多样化的当代社会获得长足发展。
如果没有合乎逻辑基础或经验主义证据来证明关系理性和交易理性之间的发展观点，那么为何一种理性占据另一种理性的上风呢？我认为，一种主导的作为意识形态的理性反映了程序化的社会计算，这种计算使用自身的历史经历作为数据来为生存服务。随着理论化的计算嵌入社会机构，它就成了“真理”。
在某些社会中生存和延续被归为发展财富，这容易理解。因为建立个人财富乃至集体财富带有固定特点，财富发展的理论要求交易理性制度化。竞争、开放市场（从而在交易中自由选择关系）、减少交易成本等催生了分析假设和组织原则。在其他社会，生存和延续存在的原因是由于社会团结的发展。因为集体团结性以及个体忠诚度带有一定特征，团体情绪理论决定了关系理性的制度化。合作，联网，从而保持关系（甚至牺牲交易成本）也要求制定分析性假设和组织原则。一旦理性成为主导思想，这些机构就要实施、落实并加强具体的个人和集体行为。此外，其解释性图式会把别的理性视为非理性、噪音或制约因素。
普遍化的体制规则和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随着理论化历史经验的命运而兴衰起伏。自19世纪以来，盎格鲁—美国式的工业化、技术创新、民主选举明确导致了它自身的计算理论成为主导思想。建立财富通过政治战略和智力分析坐上了中心舞台。社会交往是交易的市场。任何牺牲交易增益的关系都可看成是一个信息缺乏的不完善市场，导致了社会组织和社会网络必然的制约。即使这样，它们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交易费用，应当就此分析。
另一方面，在许多社会和社区，例如，中国的关系，愿意维持社会关系的意愿被看做是向他人表达和实践更高级的道德、伦理和义务。行为者的社会信誉和社会地位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信誉和脸面是政治战略和智力事业的核心概念，交易在交流中被降为次要地位。用交易收益牺牲关系被认为是低级理性的，或者是不道德、不人道、没有伦理的动物行为。
误认可和坏信誉
交往—关系—认可—信誉之间的联系可在任何一环发生中断。也许始于交往层次，交易中给予的恩惠却未被承认。当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未被承认时，唯一的持续交流基础就成了交易效用，在那里伙伴和关系是偶然和次要的选择因素。交易成本超过利益时，保持关系的激励不再存在。
当付出的恩惠未被承认，如果认可发生的网络对债权人来说资源并不丰富，债权人仍可脱离这种关系。一圈吹牛者的认可对时尚设计师或学者毫无意义。在“错误的”网络或集体获得的认可对债权人来说可能徒劳无益或不合时宜。末流杂志上致谢一个学者对他的信誉毫无帮助，出现在一张油印杂志上的名字甚至会破坏该学者的学术信誉。而且，如果认可不足以反映给予支持的程度，也能导致解除接触关系。例如，提供论文中的收集和分析所有数据，作者却用一个脚注致谢这样的帮助，将会挫伤下次提供这样帮助的积极性。
如果债务人不认为给予的恩惠符合自己的期望，负面认可也可能发生。在网络中传播坏消息会导致消极承认和不良信誉（坏名声）。在这种情况下，债权人可以决定是否在未来的交易中增加恩惠，扭转认可的方向，或脱离交易。决定是一个衡量的过程，权衡关系增益（或认可增益）与增加的交易成本，或权衡脱离债务人甚至网络的成本与仍保留在资源丰富的群体内的信誉受损。
从债务人或团体的角度也会进行类似的考虑。债务人何时被驱逐出交流呢？是不是传播坏消息却得到交易利润，或者一直玩债务游戏却根本不考虑给予恩惠？一个群体的团结何时开始打破呢？如果群体团结确实部分地基于其组员的信誉程度以及它引导“公民”的信誉程度，那么，应该是该群体的规模或债务人和债权人的相对数目，或两者的功能，侵蚀群体的团结吗？
总之，虽然本文侧重“积极”的过程，但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的中断等方面仍有不少地方需要完善。这些完善和社会交往理论同等重要。
社会和经济资本的互补性与选择
这些程序化的争论表明，经济和社会是生存的意义标准并构成理性选择的基本依据。为了防止这听上去似乎在说两种理性是一个统一体的两极分化的价值，这两种理性相互排斥（一个非此即彼的命题），请允许我补充说明一下，没有任何理论或经验主义的理由认为这应该是事实。有一点是可以想象的，在特定环境下，关系交流和交易交流相辅相成。理想状态下，一个特定关系对关系和交易的目标可能都是有利可图的，为双方行为者都产生交易，而双方行为者都参与给对方带来利益的社会传播行为，从而增加彼此的社会资本。在这种情况下，据说可给双方的关系和交易带来一个同构的效用功能。因为个体的生存和交互作用群体的生存都得到强化，这种功能促进了行为者之间的交流。理想情况下，这两种理性并存、互补、相互作用。
这并不掩盖两种理性间潜在的冲突。交易理性建议放弃某一特定关系以有利于情况更好的交易。这种合作伙伴是偶然的，这取决于所交往的伙伴关系带来交易利润的程度。这一原则明确了关系理性在选择标准中的次级地位。因此，往往在交易理性和关系理性之间做出选择。也就是说，最佳的交易并不匹配最优关系。根据上文的决定准则，优化交易将导致寻求可替代关系，而优化关系将导致交易不平衡。我们可以推测，较大群体内两种交流的选择与公共资本即财富和信誉相关。现提供一些替代性假设。首先，一个团体的资本，例如财富，较低，预计个体倾向获得另一特定资本，例如信誉。一种陈述可用边际效用原则来解释。假定在团体具有足够财富但缺少信誉认同（譬如，团体内大量新人和移民，但拥有足够物质和经济资源），对个体而言，信誉比财富更有价值。同样，在一个信誉良好缺少财富的团体里面（譬如，一个稳定的团体但缺乏物质或经济资源），个人倾向于赞成获得财富。然而，在另一种解释中，集体效用也驱动个人愿望。当集体资产中某一资本，譬如财富，较低，同时，另一资本，譬如声誉，较高，这时，集体就会倾向更加丰富的资本——信誉。而个人，也将赋予信誉以更高的价值。在这里，我认为是集体效用原则在起作用。
其次，当这两种类型的公共资本都丰富时，那么在它们之间就有一种强烈的交流和演算。也就是说，一种类型的资本变多会引起另一种资本变多的愿望和可能性。在一个团体内，当财富和信誉都足够时，选择任意一种资本的增加都是理性的。一种资本增加了也会提高另一种资本增加的可能性。因此，在一个稳定的拥有足够物质和经济资源的团体内，财富和信誉都是重要的，相辅相成的。
当一个团体社会财富和信誉（人口不稳定和物质和经济资源匮乏）都缺乏时，预计该社会将会离散，以价值判断的名义竞争财富和信誉。个体被预计要么争取财富，要么获取信誉，要么两者都要，这取决于个体植根的社会网络规模（较大的网络，就越有可能倾向获取信誉），以及获得物质和经济资源的途径。由于缺乏集体协商和交流模式，这样的群体性很容易造成混乱或变化。应该研究这些推测。
然而，基本生存不再处于危险或不再由少数成员积累资本时，满足需要的经济和社会资本可通过交流关系获取。一个社会地位很高的行为者和一个富有的行为者可以互“借”资本，增进彼此的资本或建立其他类型的资本。积累一种类型的资本也可以让行为者参与交往，促进他/她的其他资本。如果一位富裕的银行家捐款给需要帮助的人，并广为宣传，就为银行家带来社会信用和社会认可。同样，一位受人尊敬的物理学家可以借她/他的信誉为一个产品打广告从而创造可观的收益。成功的资本家认识到，他们必须既要聪明又要仁慈，这对他们本人和别人都有好处。
此外，还必须注意到，交易和关系理性归根到底都取决于社会基础。没有社会和政治体系及其组成成员的合法化和支持，基于象征和普遍化的媒介——金钱的经济系统根本无法生存。把关系理性归入交易理性具有天然的吸引力，但实际上对人来说则是不可能的。
作为认同基础的东方理性和西方理性
现在，我们可以考虑划定与交易理性相对照的关系理性的“文化”意义。有人错误地认为，东方文化倾向关系理性、排斥交易理性或西方文化关注交易理性、丢弃关系理性。也有人错误地说，只存在一种类型的理性，其他类型是不合理的。我认为，在每一种文化里这两种类型的理性都存在。然而，历史在提升一种理性成为机制而压制另一种理性当中发挥了巨大的决定性作用。在西方，由于政治事件、经济事件（例如，帝国主义和城市/农村的精英失败，城市中心和市场分散）、技术（例如，纺织机械，蒸汽发动机）和攫取资源（如新世界的金银）、成功（例如，殖民地的物质胜利和新世界的“精神”胜利）等等，它们互相结合逐步形成个人主义、自由和竞争的思维，同时，交往中基于交易理性的文化身份也随之产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意识形态成了身份的基础，人民相信它的价值和优势，把它当成机制加以维护，依照准则交往和行动。
相比之下，在东方，主要是在中国，关系理性有其自身深刻的历史根源。随着时间的推移，儒家学者加强了关系理性作为机制的意义和重要性，国家也强化了这种思想并在官僚体系和地方组织里执行。在行为和交流中个体被期望以获取信誉作为指导。
应该指出的是，关系理性在西方也一直存在，甚至存在于工业革命和殖民扩张（见亚当·斯密对情感的评说）的全盛期。东方的中国和其他地区也有交易理性。但是，身份中机制的优先性是很明确的。在西方知识界和政治领域，主张个人自由和“理性选择”。群体团结（例如，一个和谐的社会）和信誉在东方的知识和政治话语中仍是至高无上的。
然而，在主流学术话语中西方认同占主导地位，交易理性成了绝大多数人喜爱的“理论”。本文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东方不满”的理论对19和20世纪美欧社会学理论关于科学和历史发展的规范做出的贡献。由于科学界被认为是超越国家或社会的界限，理论是普遍原则的企图，东方学者在西方主导的全球科学团体中要得到承认和认可，他们可供选择的数量有限。来自其他社会的矛盾证据往往受到质疑或解释为偶发事件而不具备普遍意义。只有通过发展理论，拓展现有理论才能维持现有理论。
理论形成和范式的贡献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代表了挑战现有被接受的理论。这种挑战的发生必须有一些条件。第一，必须有一贯和持久的证据表明，替代理论解释了一系列现有的或广为接受的理论无法充分解释的现象。第二，必须有足够数量的学者支持这一说法。第三，必须证明替代理论可以补充广为接受的理论或取而代之。补充意味着现有的被广为接受的理论仍有不能预测的现象，但它可以被替代理论解释。取代意味着现有的被广为接受的能解释的现象也能被替代理论解释，但是现有的理论不能解释的现象能被替代理论解释清楚。
知识话语中把关系理性和交易理性放置平等地位就是这种挑战的一个初步步骤。在文化身份的语境中安置话语可能是这种挑战的一个可行的视角。就像交易理性受益于西方工业的崛起，关系理性也有可能随着东方的崛起而获得良好的发展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