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乱多辗转 回国迎解放

1935年，芮沐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毕业，获得博士学位。在遍游欧洲之后，带着对祖国无限的憧憬，芮沐坐上了从汉堡开往中国的客轮，人生的新篇章也在他的面前徐徐展开。

那时的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国势一再衰落。1931年，东北三省沦落：1937年，华北又失陷于日本发起的全面侵华战争，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惨遭日军屠城……四万万中国军民一退再退，直至退守大后方，把重庆定为战时陪都。

1938年，芮沐受聘于重庆中央大学法律系，讲授“民法”、“外国民商法”和“国际私法”等课程。

在重庆，芮沐结识了一生的伴侣周佩仪。周佩仪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开明、殷实的商人家庭，自小接受严格的教育，后考入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女大），知书达理、端庄典雅。1937年12月，日军攻陷南京，周佩仪被迫回家乡借读：后来，金陵女大迁往成都华西坝开课，周佩仪从长沙前往成都复学。途中，周佩仪在重庆表哥家暂住，邂逅了表哥的好友芮沐。年轻的芮沐浓眉大眼、鼻直口方，饱满的额头下略显峻瘦的脸庞，眉宇之间透出一股英气，给小他9岁的周佩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成都地处平原，每遇轰炸没有防空洞可藏，只能就地找隐蔽处躲藏，十分危险。表哥和几个在重庆的堂姐经常写信给周佩仪，要她到重庆去读书。芮沐也写信给她，提醒她注意安全。

不久，周佩仪来到重庆，转学就读于由上海迁至北碚的复旦大学，与芮沐接触也多了起来。在周佩仪眼中，芮沐虽然话语不多，却十分有神采：为人很平易，丝毫没有架子，常和学生们一起打球，和同事们演中、英语话剧，和他交往十分惬意。在1940年7月14日——芮沐生日这天，他和周佩仪喜结良缘，证婚人是当时的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和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

尽管身为大学教授，但芮沐几乎没有什么家当，更不要说积蓄，两人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但生活的拮据并没有影响两个年轻人的幸福：他们经常结伴爬上“云顶烟云”的歌乐山，坐在江边的堤岸上看着过往的船只……

然而，随着前线中国军队的节节败退，重庆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而政府当局也加紧对言论的控制，让生性耿直的芮沐倍感压抑。

有一天，一个学生在课堂上问芮沐：“为什么有人说解放区不好？至少那里不会物价飞涨。”芮沐从报纸、朋友处了解的解放区情况确如学生所说，但身为教员，若是鼓励学生的这种对解放区的同情，定会遭当局打压。沉思了好一阵，芮沐才回答：“哪里好、哪里不好，你们自己会看得出来，会有判断的。”

即便谨慎有加，芮沐还是被人告发，被学校解聘，罪名为“包庇学生反动言论”。当时，地处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学术空气较好，吸引国内众多学者前往任教。1941年初，在朋友的介绍下，芮沐举家搬到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芮沐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将自己在法国、德国所学的法律理论加以系统梳理，并对照清末、民初的法律体系，在教学中积累了大量的研究资料和心得。

这期间，为了将理论与实践更好地相联系，芮沐在授课之余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所得收入则大部分给了需要帮助的学生。这一点被他的学生李模牢记在心，并在自己的从业生涯中终身力行。李模，字祖敏，1949年后在台湾官至经济行政主管部门的次长，著有《民法总则之理论与实用》。他曾在芮沐的著作《民法法律行为理论之全部》一书的后序中被提及，他承担了该书的部分“誊录及整理工作”。李模去世后，其妻李许婉清将《民法法律行为理论之全部》的影印本转交给台湾三民书局，于2002年10月出版。她在后记中这样写道：

“芮师当时自国外进修归来，一面任教大学，作育人材，一面自设律师事务所，服务人群，执业所得资助有需要的学生……外子（李祖敏）有幸，立雪程门，得益良深……时时慕述芮师风范，且自我鞭策，自我期许，希望能一步一脚印随趋恩师足迹……”后来，“他（李祖敏）自出国进修后，回国执教，并设事务所，以所得嘉惠学子，都剑及履及，一一做到……”

随着抗战胜利的临近，昆明物价飞涨，政治形势也日益反动和黑暗。血气方刚的芮沐常发表不满现实的言论，抨击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引起了特务的注意。1945年上半年，在一位美国友人的劝说和帮助下，芮沐接受了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邀请，带着妻子和刚满1岁的儿子芮太初离开了动荡不安的中国，到该大学做法律系访问学者。

刚到美国，周佩仪为了补贴家用，把年幼的孩子寄放在托儿所，只身到纽约华侨学校教授中文，还到某公司做文秘。芮沐更是惜时如金，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研究，陆续发表了一些学术文章。不久，芮沐受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之邀，到两校任教：同时，妻子的收入也日渐稳定，一家人的生活终于安顿了下来。

可是，这种令许多人羡慕的安稳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就又中断了：1947年夏天，芮沐做出了令几乎所有人都感到震惊和不解的决定——回国！

在当时，大多数人躲避战乱还来不及，芮沐却要回到战火纷飞的国内，妻子周佩仪也很不理解，试图说服他打消回国的念头。芮沐不为所动，他说：“我出国不就是因为不满反动派的统治，才来到美国的么？现在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即将解放全中国，正义之师已经兵临城下，北平解放在即。你不走我自己走，我要回去迎接北平的解放！”

芮沐很快向学校递交了辞职报告，简单收拾了行李，只身匆匆离开了纽约。

当时，纽约没有开往中国的客轮，芮沐只好辗转到西雅图。可当芮沐赶到那里时，客轮刚刚开走，而下一班何时出发还是未知数。由于离开纽约匆忙，随身所带的钱不多，40岁的芮沐只得挽起袖子，靠在餐馆刷盘子、为别人做文书维持生活。在西雅图滞留几个月后，芮沐才坐上了开往上海的客轮。

时隔数月后，周佩仪带着儿子在北大教授许宝騄的帮助和陪同下，于1947年冬从美国回到国内，与芮沐团聚。每每谈起这段往事，周佩仪不禁唏嘘：多亏了许先生，否则按照后来的局势发展，一家人就要被大洋阻隔几十年啊！

在塘沽，芮沐一家喜得团圆。但是，在回京的路上，却遭遇了毕生难忘的一幕：当时，北平尚未解放，交战双方在天津、廊坊一带屯兵对峙，时有交战：就在去北平的火车上，警铃突然大作，芮沐和周佩仪赶紧和车厢内其他乘客一样趴在车厢地板上，用身体紧紧地护着孩子，躲避流弹。

几十年过去了，对于芮沐当年的激情和壮举，与他相濡以沫的人——年过九旬的周佩仪至今仍平静而坚定地表示“他让我很佩服”。

命运就如同一条河流，不经意间的一个弯道、漩涡便构成了人生旅途上的变数。芮沐的人生航向注定在1947年出现一个大大的转弯，伴着骨子里的那份正义感和勇气，伴着对于光明的追求和对祖国的无限热爱，芮沐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土地。仿佛一颗蒲公英的种子，随风吹拂，四处飘扬，最终落在了生育它的土地上，生根、发芽、生长，这一落就是60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