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场景素描

一 售楼处

售楼处，按照它的基本功能，也是一个纯粹的买卖场所，是一个购物商城——在这里，物单纯地就是房子，因此，这还是一个专卖店式的商城。同所有的商城一样，在售楼处这里，商品的交易发生了。人们在这里浏览、打听、咨询、选择、商谈、讨价还价、签约、毁约、再签约、交付订金，直至付款，这是一个漫长的、反复权衡的并且夹杂着强烈赌徒心理的交易过程——也许是所有的商品买卖中最为漫长而艰难的决定过程，因此，那些潜在的顾客们总是一再地光临，踏破了售楼处的门槛。在这个长周期的交易中，他们细细分辨，察言观色，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他们对售楼处的每一个角落都烂熟于心，每一个顾客都了解它的规则、区域、构成和销售小姐，他们能够细腻地感知售楼处的氛围。售楼处充斥着各种礼仪，在这里，在这个临时性的销售空间，顾客被当做真正的客人，他们被隆隆的热情包围（一进门就被茶水和沙发伺候），没有什么商城像售楼处那样像上帝一般地对待顾客了——每一个顾客都被指派一个专职销售人员，这些销售人员不厌其烦。售楼处是一个艰苦的谈判空间，但也是一个交织着细致礼仪的空间。

就个人而言，售楼处是一个具有漫长周期的交易场所，个人必须对所有的细节都清晰计算之后，才能完成他的购买行为，因此，售楼处中的顾客，不断地拖延他们的犹豫身影，他们有意无意地将售楼空间的历史性命运拉长。但就自身的历史而言，售楼处却是一个短期的交易场所。售楼处一开始的建造，就想到了它即将拆毁的命运。它内在的最大愿望，就是它的尽快消失。建造，就是为了尽快拆除。这就是售楼处作为一个建筑的独特之处：它的光辉依附于它的倒塌，它的奇迹奠定于它的速朽性。如果说这个建筑空间，其内部存在着一种生存的秘密之花，那么，这朵秘密之花就是将自身的能量拼命地聚集至一个璀璨状态，然后在最短暂的时间内爆发而死。这使得售楼处置身于一个悖论中。售楼处，作为一个建筑，它的短命性一目了然，就此，售楼处是一次性的、耗费性的、无保留价值的、无以再生的，它的可见性命运是废墟。总之，售楼处是个临时建筑，很快就要从城市中的某一个地方一劳永逸地消失。就这一点而言，它和建筑工地上的临时工人宿舍并没有区别：作为建筑物，它们的命运既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中，也不是掌握在任何自主的个人手中，而是掌握在它们所依附的建筑物商品（楼盘）手中。它们包围着这些建筑物商品，也依附于它们。当这些建筑物商品各自获得自身命运的时候，售楼处也就完成了它的使命，此刻，它失去了生的希望，它要消失了。

但是，售楼处破除了一次性短命物品的神话：它不能是廉价的。售楼处是整个楼盘的灵魂，是楼盘的启动机器，是楼盘和顾客的中介，是楼盘命运的决定性场所。一栋栋僵化的水泥建筑，正是通过售楼处这个空间，才开始沾染人的光晕和气息。售楼处成为单纯的水泥建筑通向人世间的出路、通道和坦途。它被赋予了如此巨大的功能性使命，这样，即便是短命的，但是，它的价值因为这种巨大的功能性而必须强化。这样，售楼处，作为一种建筑空间，它的临时性和功能性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两种性质同时寄生在售楼处的内部，并处于一种强烈的对峙状态。短命性和临时性，它的内在经济学要求必定是，售楼处应尽可能直截了当，尽可能节俭，尽可能实用，尽可能以最低价的方式造就——因为它立即的可以被预见的命运，就是一堆废墟。但是，售楼处的功能性却在拒绝临时性的内在要求，因为售楼处使命非凡，这是一个销售场所，是让整个楼盘活动起来的场所。但是除了它的销售功能外——这是它的基本功能，我们可以说，这是它的使用价值——售楼处还是卖主的隐喻，是整个楼盘的隐喻，是销售本身的隐喻，是整个商品体系（无论是眼前的还是背后的）的隐喻。因此，售楼处，远远地超出了它的销售和签约行为这一功能性，而变成了一个具有巨大符号价值的场所。楼盘和卖主的本质，就寄托在售楼处这个空间形象之中：恰好因为它的废墟命运，售楼处短暂的必定通向毁灭的生存历史，正好反过来成为衡量销售商实力的砝码。财富的积累和浪费，这充满紧张的二重关系行为，当它们在一个瞬间熔化为一体时，显赫的声名光芒就出现了。一个豪华的售楼处，瞬间内就要被毫不吝惜地毁灭，这正是巴塔耶意义上的耗费。它越是一掷千金，它所获得的声望就越是直冲云霄。我们发现，售楼处成为新时代博取声望和等级的祭品。

但是，它并不是纯粹的耗费，除了获取声望外，它还潜藏着实用目的。售楼处的豪华，财力的勃发涌现，声望的获取，这种奢华的一掷千金，即便令人负债累累，也在所不惜。这是因为，建筑商品，同任何商品一样，依赖于它的形象布置。售楼处在这个意义上，本身就成为一个广告，它是次一级的样板间，或者说，是楼盘的软形象。如果说，样板间是所售房屋的一个精华式的提炼，那么，售楼处则构成了所售楼盘的一个氛围，一种情调，一种暧昧的符号学，它冲出了实用主义的沟壑，伴之以炫耀、富丽、堂皇和奢华。这类剩余的能指不是一劳永逸的，它总是要被损耗掉，但是，正是在急速地冲向损耗结局的途中，它却将它全部的能量聚集起来，在整个商品流通体系中爆炸。

这就是城市中各种各样售楼处的基本命运。实质性的商品本身并不在这个空间中，它是一个空的商城，里面的商品也是一个微缩的虚假模型，它同样也是一种空的表意。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不是一个商城，这是一个没有商品的空间，一个空的能指体系，一个没有交易物的交易场所。但是，它却被潜在的——准确地说——包围着它外部的建筑物商品所纠缠，外在于它的商品似乎执著、强硬而且具体地置身于其中。再也没有什么商城像售楼处一样空洞了，但同样地，再也没有什么商城像售楼处一样如此的具有一种实体性；再也没有什么商城像售楼处一样短命了，但同样地，再也没有什么商城像售楼处一样充满着永恒意志所导致的奢华想象了。

一个空的商城，一个形式主导的符号，一个没有内容的场景，它们却在自身的短暂的命运中寄托全部的辉煌，这就是作为销售体系的灵魂和核心的售楼处的实质。今天，售楼处，这个新时代的发明之物，如雨后春笋般地从城市中的各个角落涌现，它们快速的起伏跌落，不单纯地是城市经济生活的晴雨表，也是整个城市机器——它囊括了我们的整个生活本身——运行的顽强再现。售楼处的命运，就是时代的命运，我们每个人都存活于售楼处这个空的空间中。

二 艺术酒店

在人们的印象中，酒店是旅行者的暂时栖居之地，而美术馆则是艺术品的永久停靠之所。就功能和性质而言，酒店和美术馆各行其是，毫无交集。但是，这种看上去毫无交集的美术馆和酒店一旦真的发生了关联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这就是银珠（IN-ZONE）酒店和泰达当代艺术博物馆所表达出来的新意义。

泰达当代艺术博物馆和银珠酒店是一体化的，这个一体化既指的是它们的产权关系和地理位置的一体化（尽管看上去是两个不同的建筑，但它们借助于一个隐秘的通道，在空间上连成一体，不可分割），更主要的是，它们的功能和性质也是一体化的：酒店是美术馆的一个延伸，同样，美术馆也是酒店的一个延伸。

从外观上来看，酒店显得消瘦而高挑，美术馆则方正和矮小。美术馆稳重地躺在酒店的侧底部，非常安详。这完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对照性的空间造型。从外观上来看，美术馆倒像是一个平静的传统的居住场所。而酒店，因为它的外立面（外立面非常“粗糙”，像是一个尚未装饰过的空间，看上去像是一个未完工的场所），也因为它硬朗的造型，就像是一个高大的仓库空间——换句话说，从外观上来看，美术馆像是一个居住空间，酒店则像是一个储藏空间：它们好像在故意地相互颠倒自己的身份。一般而言，酒店的外墙总是内在性的透明展示，但是，在这里，外墙完全将内在性隐藏和包裹起来，我们一旦进入酒店大厅，外墙的“粗糙”便将室内的精致凸现出来。而这种精致感主要是借助艺术品得以传达的。

酒店大堂、过道、餐厅和房间，都挂满了艺术家的作品。这在酒店中并不罕见，我们在各种各样的酒店中总是能看到艺术品作为装饰性背景出现，艺术品是对酒店的等级和品位的强化，它是为酒店而服务的。但是，在这里，这些作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装饰性的，也不单纯是作为一个背景而出现的，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是酒店的主角之一。我们看到，艺术品如此之多而密集，它们在酒店中如此的显赫，以至于你会觉得，这个酒店不单纯是个酒店，而且还是一个艺术品的巨大展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酒店是为艺术品而服务的。确实，我们看到，这些艺术品从酒店的依附和装饰功能中解脱出来，它们自身扮演着独立的展示功能，有着自身的自主性。比如，在餐厅的墙上，出现的是同一个艺术家的好几张作品。这个艺术家的作品有明显的风格，而且非常突出，这就不会让人觉得这些画是单纯背景性的，相反，因为画作的数量，它的尺寸，最重要的，是这些画作的相近风格性，它们相近的视觉感，使得它太像是一种“个展”：它迫使人去看看作者，去看看作品的名称——就像在美术馆的展厅中观众所做的那样。在这样一个餐厅吃饭，人们犹如置身在一个画廊的开幕酒会中一般。餐厅在这个意义上就变成了一个小型的展厅。

酒店中的大量客房也是如此。在客房中，艺术作品以同样的方式在展示：它们既是室内的装饰品，也在独立地自我展示。客房都是小型的展厅。这种展示性质，使得客人通常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浏览，而是像一个观众一样认真地对这些作品进行“细读”，客人就这样变成了艺术的观众。不过，这里更有意义的是几个艺术家设计的客房。艺术家将客房这个空间作为创作对象。整个客房就此成为了艺术作品，就此，人们住进这个客房中，实际上是住在一个作品中。事实上，不同的人在这个作品中的居住，就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这个作品，每天都在被不停地翻阅，每天都有不同的要素（客人）插入这个作品中，就此，客人成为作品的一部分：一方面，客人住在作品中，变成作品的一个有机要素，成为这个作品的一个机动而灵活的部分，他的变换和更迭，使得这个作品也发生变换和更迭，这个作品因此总是活的和流动性的。作品（客房）的意义，就在于同客人的结合，它需要客人将它激活。不仅如此，客人同时也是这个作品的观看者，是这个作品在某一固定时段内的唯一观众。如果离开了这个观众，这个作品将遥遥无期地沉睡下去。因为，同其他的所有艺术作品不一样，它是不能移动的，也是不能复制的；更重要的是，它是隐而不现的，藏身于一个封闭的空间之内，它不能现身在另一个时间和另一个地点。它就是此时此刻的这个客房本身。它的意义就在于这个客房当中，而不是布置在客房中的一个对象，这样，这间客房和艺术作品是一体的。这就是它的唯一性：此时此地的唯一性：它只能等待着参观者，这个参观者也就是居住者。住宿费就是门票。就此，这个居住者的身份变得多样化了：居住者（客人），观众，以及作品的成分。这是三重身份，一旦入住这个房间，他就是观看者，参与者，同时也是客人。正是在这里，酒店锻造了客人的身份。艺术品的意义每天随着客人的改变而发生改变。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酒店的特殊的“空间生产”，它重新铸造了客人的“主体”：一旦踏入这个酒店，就获得了新的身份。

酒店在锻造新的主体性的同时，也发生了自我改造。我们已经看到了，在提供最基本的旅居功能的同时，它还发挥着美术馆的展示功能。就大部分美术馆而言，收藏和展览是它的两个基本方面。但是，美术馆的大部分收藏品总是藏在库房中，艺术作品一旦被收藏，它通常也遭遇到窒息的命运，它们被囚禁在美术馆的库房中，无人问津。收藏，对美术馆来说是财富，但是，对艺术作品来说，往往是厄运。

而一旦酒店和美术馆结合起来，就可能使这些沉默的作品重新面世。这是酒店和美术馆结合后的效果。这二者可以循环起来：美术馆中的展品和藏品，可以不断地移植到酒店中来继续展出，酒店的零散展出结束之后，作品又重新回到美术馆的库房中来，然后又从美术馆中移植新的作品到酒店中再来展示。这是一个不停的轮回式的展览过程，正是借助于这个展览过程，艺术品总是处在展示过程中，而不是在某些紧闭的空间中沉睡，不是被历史的尘埃深深地掩埋。事实上，美术馆有它的展出空间，但是，它不可能展出它的所有作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酒店延伸了美术馆的展出功能，它可以不停地展示，可以在任何一个空间中展示，在客房，在大堂，在过道，在餐厅中展示，而且，重要的是，它可以反复变动地来展示，就像一个展期一样来展示。

就此，这个循环展览的过程是没有终结的，因为这些参观者（客人）络绎不绝，只要酒店继续存在，总会有新的客人（观众）；只要有新的客人，这些展览就永远是新的。在酒店中的展示，大大增加了作品的显现概率。客人（观众）同作品相遭遇，具有一种偶然性，这种偶然的遭遇，对作品对客人都会发生影响。事实上，有些艺术品，一旦被收藏，可能永远不会被人驻足，不会被人解读，但是，在酒店里，它可能会被一个陌生的客人注入新的意义；有些客人，可能永远不会进美术馆，艺术的大门一直对他紧闭，但是，在这里，他可能会偶然地撞上了艺术，也被艺术所偶然地撞击。

人们今天都在讨论艺术和日常生活的关系。但是，艺术和日常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使艺术悄悄地和流动的人群偶然遭遇，这或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这种“偶遇”到处都在发生，如果到处都有这样的“空间生产”和锻造，人们的趣味和习性都会慢慢地发生改变，倘若人们不再是在酒店大厅看到金碧辉煌的“景观”，而是看到沉默的画面，也许，酒店大厅会变得更加安静而不是喧哗。

三 墙上的书写

在中国，20世纪60年代爆发的全民性的城市墙上书写运动，可能是书写史上的一个奇迹。整个国家都被一种墙上的大字报所充斥着，由政府发起的大字报运动几乎将每个人挟裹进去，墙上的书写生活变成了公共生活。大字报成为革命者和反革命者的分水岭。一旦整个国家的神经被狂热的阶级斗争所主宰的话，那么，大字报就必定是阶级间的激烈战斗形式。它具有一种昭示和批判的双重功能：既将某个人指斥为阶级敌人，同时也对他进行暴风骤雨般的毁灭。大字报变成了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双重界面。它牢牢地攫住了人们的内心。事实上，哪里存在着人群，哪里就存在着墙面，哪里存在着墙面，哪里就存在着大字报。这样，大字报的政治生活可以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展开，可以让每一个人都卷入政治生活的漩涡。在狂热的阶级斗争的年代，社会生活，往往就是围绕着这些大字报而展开的墙上的书写批判生活。同时，大字报已经变成了城市的一个景观，除了它没完没了的申斥、揭发和控诉之外，大字报本身获得了自身的物质性的表意能力，它在装裱、包裹和粉饰城市。正是因为这些墙上的书写，因为这些日日更新的大字报和一成不变的红色口号标语，那些灰暗而麻木的城市，才有了一些视觉生气。墙上的书写，不仅在改造人们的世界观，而且在改造城市的景观。

70年代末期，政府结束了阶级斗争运动，同时也管制了墙上的大字报形式。但是，这无法管制住大字报锻铸的批判精神。大字报的批判矛头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是在阶级对立的范畴内对某个人或者观点进行身份指认，同时大字报的书写者由学生和群众变成了严肃的知识分子。大字报零星地但却是非法地出现着，这个时期的街头大字报是先知式的知识分子曲折的启蒙行为。这些新的墙上书写，其观点简单，但却耳目一新，它是肤浅的，但却是大胆的；大字报数量很少，但影响深远。不过，它的张贴形式和地点不是随意的，它要故意造成一种有效的传播。墙上的书写，从来不像那个时候那样焦虑地等待着大众的目光，不过，确实，这些书写得到了回报，在校园的食堂里，在街头，到处都可以看到虔诚的群众眉头紧锁，有些人还严肃地拿着笔记本作仔细的抄写，离开的时候通常会握紧拳头，表情严峻，似乎真理般的启示在内心缓缓地扩散开来。此时此刻，墙上的书写，与其说是一个城市景观，不如说是一个城市事件。墙上的书写，它爆发的力量，完全掩盖了纯粹的书籍文本。正是这些力量，使得墙上的那些并不占据显赫地盘的书写，却会片刻地成为城市的重心，它甚至将承载它的墙面变成某种城市圣地，让人们为之奔走相告。

如果说，1980年代的墙上书写者通常是知识分子，他们表达的主要是政治话语的话，那么，今天，只有那些处在社会底层的人，才选择这种表现形式，书写也不再是宏大叙事般的政治性诉求，相反，它要么是个体内心的难以排遣的悲愤表达，要么是江湖郎中的具有广告色彩的欺骗性推销，要么是些无辜的孩童在遭到欺凌之后对对手的匿名谩骂，要么是些不成功的艺术家以公共艺术的名义的最后一搏——墙上的书写已经不再构成一个令人紧张的政治事件了。再也不会有激动的抄写者全神贯注地诵读和围观了。墙上的书写还存在着——无疑这种书写会一直存在下去——但它们不再成为一个话题，并且退出了人们的生活中心，人们不再将这种书写看得煞有介事，相反，他们扫过一眼，会心一笑，这些书写就被抛弃在脑后。这些墙面不再令政治家忧心忡忡，只是让城市的清洁工人烦恼不已。不过这些墙上的作者同要抹擦掉这些文字的清洁工人属于同样的阶层，墙面是他们所能找到的最方便的载体形式，无论是表达悲愤、广告推销还是欺诈伎俩，所有的渠道和对象都被堵死了。于是，在墙上，他们的要求、愿望和诡计得以披露，显然，这种披露从来就乏人问津，毫无结果。它变成了一种象征形式，一种没有效果的发泄形式。墙上的书写，不再是真理性或者事实性的有用启示，而是没有希望的个人表达。今天，书写一旦选择了墙壁，就选择了绝望。它不再是真理的启示源头，而成为城市的垃圾场所。擦掉它们，是居委会的头等大事。

四 店铺法则

城市的活力来源于店铺。店铺的法则是物以类聚的法则，店铺总是在寻找店铺。店铺如果茕茕孑立，它只能等待着纯粹的巧遇，等待一个偶然的顾客：虽然这个唯一的店铺可能吞噬全部的却又是寥寥无几的过客，但没有人专程奔赴一个孤独的无名店铺。这样的店铺只能等待四周的定居者，它绝没有吞吐万物的远大气概。一般来说，店铺的本能是汇集于商业街道，或者说，商业性大街正是因为店铺的本能汇集而自发地形成。在这里，店铺会撞上自己的悖论：它要冒着竞争的风险和其他店铺比邻而居：它既嫉恨另一些店铺的竞争，又依赖它们的招徕效应。这是店铺复杂的双重感受。店铺只能在庞大的店铺群中找到自身的感觉。每一个店铺都想拼命地招摇，但每一个店铺都被其他的店铺无情地湮没。

但是，街道上的店铺还是存着自发的秩序。大型购物中心注定是商业街的重心，它庞大的建筑醒目而隆重地矗立在街头，并成为街道上的一个高潮。各种各样的小店铺环绕在它们周围，构成它们的依附和补充。这使得商业街层次分明，衔接紧凑，错落有致，并具有一种轮廓上的丰富性和变化性。同购物中心的稳定性——它几乎成为街道的固定品牌——相比，这些小店铺是临时的，机动的，灵活的，变迁性的和游击式的，它们反复地改头换面，而且，这些店铺是异质性的，它们的商品和功能并不雷同。小店铺的改装在书写商业街的兴衰。它们不仅仅依附那些大型购物中心，也和购物中心形成一种相互寄生的关系。它不是购物中心的终结，而是它的一个自然延伸；它不是和购物中心充满敌意地对抗，而是和它保持着通畅的过渡关系；它在地理上外在于购物中心，但在逻辑上却内在于购物中心。小店铺和大型购物中心织成了一个买卖的整体。而街道，并不因为建筑物的地理隔离而形成严格的区分场所，相反，街道是没有界线的，四处都是敞开的门，供人们自如地穿梭，从这个意义上说，街道是一个有机整体，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巨型建筑物，是一个没有封闭点和终结点的开放场所。街道，既是多种店铺的综合，也是某种单一的庞大店铺。如果说，一个综合性的购物中心将众多小型店铺囊括其中，并让它们保持着自然过渡的话，那么，在同样的意义上，街道囊括了所有的店铺。街道，成为一个放大的通畅而又无所不包的购物中心。

街道各种建筑物的可穿透性，保证了街道的流动性，这也保证了街道的活力。实际上，所有的店铺都在焦急地等待人们的光临。店铺一定要招徕，要展示，要夺人耳目，这样，街道两边充斥着的不是禁闭性的森严围墙，而是敞开的透明的玻璃橱窗。橱窗将店铺包含的内容展示在外，使店铺和街道在光线中相接，橱窗不是让店铺和街道保持严肃的黑暗界线，而是将这种界线拆毁。橱窗既让店铺保持着可见性，也让店铺保持着同街道的沟通。透过橱窗，商品摆在店铺里，“就像是摆在一个耀眼的舞台之上，摆在一种神圣化的炫耀之中（这就像在广告中那样，并非是单纯展示，而是像拉格诺说的那样，是赋值）。陈列物品模仿的这种象征性赠予，陈列物品和目光之间的这种安静的象征性交换，显然会引诱行人到商店内部去进行真正的经济交换。”（鲍德里亚语）橱窗，使商品披上了光晕。它镶嵌在街道两侧，但并不令人感到空洞和刺眼。正是在橱窗的保护下，商品能自在地暴露于街头。橱窗是商业大街最显著的品质，它使街道获得了透明的深度，获得立体效应，街道不再是个封闭的线型的笔直通道，而是一个可以向四周悄悄渗透的立体网络。

这样，街道的行走就变得极其缓慢。由于各种店铺的展示性和透明性，行人会一再地驻足探寻其间，好奇心总是驱使人们对店铺反复深入，而店铺常常会令希望和失望发生瞬间更替。行走变成了对店铺的饶舌般的探秘，于是，直线步行变成了横向游逛。目光扯住了脚步。在街道上——如果人们确实是去购物的话——时间会很快地流逝而去。一般来说，人们在街道上的实际时间，总是会超出预定的时间，人们容易被层出不穷的可能性，被各种显现的物品，被各种诱惑性的店铺抓住。街道需要眼睛保持着运动，而步行和时间因为目光的过度兴奋失去了知觉，它们往往沉默无语，但，街道和行人却永不知疲惫。街道的尽头看起来近在咫尺，走过去却遥遥无期。将商品秘密包裹其中的店铺，就这样改变了街道上的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