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历史地理

本雅明无与伦比的《拱廊计划》的存在，使得对第二帝国的巴黎进行的任何研究，都不得不小心翼翼：既要从本雅明这里获得启示，但也必须奋力地挣脱开本雅明的束缚。或许，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给大卫·哈维的《巴黎，现代性之都》定位：如何清除本雅明的幽灵？如何给巴黎建造——这个重大的历史主题——提供一种另类解释？如果说，两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都试图将巴黎和现代性结合在一起，都试图用巴黎这个现代都市来充实现代性的内容，都试图将巴黎作为欧洲现代性的一个完美案例，那么，哈维想要构建出一个怎样不同的现代性概念？

在本雅明这里，现代性主要是作为一种体验而得到特别强调的。现代性是遭遇新奇之物的经验：瞬间变化的经验；碎片经验；商品和商场经验；交通，街道和人群经验；车间和厂房的经验；赌博，行窃和拾垃圾经验——所有这些巴黎经验，都是历史的新奇之物，都像梦幻一样呈现——正是在这个新奇和（资产阶级）梦幻的意义上，人们说它们是现代的。巴黎街头的闲逛者承担了这些现代经验。为此，本雅明不得不像转动万花筒般地对巴黎进行眼花缭乱的现象描述。波德莱尔及其抒情诗，是他捕捉巴黎经验的核心。

哈维也描述了现代经验，不过，他借助的是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通过《人间喜剧》，他揭开了现代性的面纱。这个现代性同本雅明的经验现代性有大量的重合之处：人群的漩涡，麻木不仁的感知；闲逛者在挖掘秘密，绘制城市地图；街道是巴黎的丰富诗篇；拜物教的盛行；偶然性，短暂互动，机缘式的表浅接触；未来时间和过去时间在现在巅峰一般的汇聚，等等；这些处在现代性神话之核心的经验，在本雅明那里，在西美尔那里，在众多的其他的现代性理论家那里，都得到过详细的描述，这是现代性的一般经验。但是，哈维的另外一些论述，是独独属于他个人的，并且专门针对着巴黎：脱去外省人的身份，对乡村的拒斥，从而对过去的完全否定；巴黎内部空间的封闭和穿透；努力克服时空的束缚，从而将自己从世界和空间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巴黎的道德秩序在空间模式中的再现，社会关系在社会空间中的镌刻；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虚构和空洞；阶级力量横陈和彼此撞击；对金钱的追逐，导致对亲密关系的压制；资产阶级的欲望、野心和抱负席卷了一切，流通资本的绝对主宰，等等。这样的巴黎，“被五花八门的现象和匆忙的速度所包裹”。

我们看到，同本雅明相比，哈维特别强调了两点：巴黎内外空间的关系；巴黎崭新的政治经济关系。或者，更恰当地说，哈维强调的是空间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也就是说，巴黎的空间构型，如何受到政治经济力量的支配？巴黎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是如何镌刻在巴黎的空间关系之上？空间，是如何历史性地被锻造而成？这样的问题就偏离了本雅明的重心：在本雅明那里，只有空间，只有外部，只有流动，只有闲逛者，只有体验，也就是说，只有现象，只有碎片，而既不将现象，也不将碎片纳入到政治经济的宰制逻辑中；或者，经济过程本身就是现象；或者，每一个碎片都是孕育着无限总体性的种子；或者，体验本身就可以获得自主性；或者，闲逛者能够独自创造出自己的风格美学。在本雅明那里，并没有一个内在性的东西宰制着一个外在现象。本雅明在他的著作中不断地返归到空间的主题，但是，他沉浸在对空间的特殊体验之上。空间与其说是受制于政治经济逻辑，不如说是受制于个人的目光和脚步等敞开的感官机器。正像阿多诺所批评的，在本雅明这里，政治经济关系并没有辩证地决定空间的生产和形式——这一说法的潜台词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在这个庞大的拱廊研究计划中并没有作为教义牢牢地潜伏下来。在巴黎纷繁的现代经验的背后，本雅明对任何决定性的经济基础都（故意地）视而不见——这是本雅明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分歧，但是，他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是，经济并非不能获得形象的结晶。

哈维这本书正是对此的补足。这本书，同他后来的主要著作一样，一直在有些孤独的马克思主义氛围中呼吸。在这个氛围中，他找到了列菲伏尔，更恰切地说，他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分支。列菲伏尔的创造性贡献，就是将空间强行塞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使得这种政治经济学充斥着一个空间维度。

事实上，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将空间和地理的问题提出来了，但是，他对时间（历史）魔力的强调，对终极性的解放叙事的强调，使得他最终将已经萌芽的空间论述压抑住了。在马克思这里，生产，意味着对物质进行生产，而空间不过是这种物质生产的器皿和媒介。而列菲伏尔则创造性地将空间本身作为生产对象来对待。物质生产，也可以是对空间的生产。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现在转变为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产越来越趋向空间生产——这正是资本主义同之前的社会的一个重大差异。列菲伏尔甚至断言，资本主义正是不断地通过对空间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才将各种危机摆脱掉，从而存活到了20世纪——显然，这甚至是将殖民主义的扩张（在今天，我们可以说是全球化）作为一种空间生产的形式来看待。如果从空间生产的角度来看待经济生产，我们会将目光置放在各种各样的都市建造、规划和设计方面来——都市的大规模建造，正是从资本主义时代开始露出的显赫特征。就此，商品生产，变成了空间生产：空间是带有意图和目的地被生产出来的，它是一个产品，剩余价值正是在这空间的生产中汩汩流出；空间也是资本在其上流通和运转的媒介，是各种权力竞技和角逐的场所，是各种政治经济奋力捕获的对象。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19世纪中期巴黎的庞大改造，被哈维视做列菲伏尔所谓的“空间生产”。本雅明将改建后的巴黎体验作为重要主题，尽管这种空间体验同空间生产并不是没有关联；哈维则将巴黎的改建，将巴黎的空间生产作为重要的主题，尽管这种空间生产同空间体验也紧密相关。从本雅明到哈维的转变，就是列菲伏尔所说的，人们“兴趣的对象有望从空间中的事物转变到实际的空间生产方面来”。

如果是探讨巴黎的“空间生产”的话，那么，巴黎的空间首先是作为一种商品而出现的。是政治经济学在驱动着这一生产。或者说，空间之所以得以生产，就是因为政治经济的图谋。19世纪中期巴黎庞大的改造故事，就不是游手好闲者街头的散漫闲逛，而是资本和政治的残酷角力。在这里，人们或许看不到本雅明笔下的抒情诗人；给他们留下至深印象的是反而是一个外科医生般的冷静解剖：改造的动能、过程、结果以及遍布这个过程中的种种纠纷，就是这本书的内容——与其说这是在炫耀着文人的才华和诗意，毋宁说，它表达了历史—地理学的耐心和审慎。

改建巴黎的主人公是市长奥斯曼。1853年，由第二帝国的皇帝路易·波拿巴指定他挑起巴黎改造这个大任。奥斯曼精于权术，意志坚定，野心勃勃，精明老到，事必躬亲。新皇帝要通过打造一个新的巴黎，来打造一个新的历史。第二帝国要以一种全新的面貌脱颖而出，要同过去决裂，要表现新皇帝的意志和威权。对此，奥斯曼心领神会，他也因此能够施展拳脚，大胆地对巴黎开肠剖肚。他掌权之际，巴黎，这个法国当时的中枢，正痛苦地承受着各种疾病的折磨，一片混乱，骚动不安；马克思笔下的资本主义的苦难、堕落和丑恶不折不扣地弥漫在巴黎的每一片空气之中；农业歉收使得农民纷纷拥进巴黎，使得巴黎僻静但却肮脏的角落都塞满了人群；席卷欧洲的经济危机扑面而来，劳动力和资本出现了双重过剩；生产和消费变得繁复、琐碎、多样和细致。这一切，都使得古老而陈旧的市政结构负荷累累，气喘吁吁。巴黎的拥挤不堪令人窒息——资本积累的内在要求在这种堵塞的城市结构中遭到了压制。扩建迫在眉睫。巴黎，急于将自己从这种种束缚中解脱出来。

皇帝和奥斯曼对此心知肚明。因此，巴黎的剧烈改造，其重要根源是化解各种政治和经济危机：剩余的资本和大量的失业工人，只有借助巴黎大规模的市政建设来消化。这种改造要照顾到各方面的经济利益：“新空间关系乃是从国家、金融资本和土地利益的结盟中创造出来的，在都市转型的过程中，每个部分都必须痛苦地进行调整以配合其他部分。”巴黎被资本意志和利益分配的意志所垂涎。但是，要进行规模庞大的改造，除了资金之外，还要确保现实的生产和改造能力，这是改造巴黎的前提。这样，生产能力——它包括技术，生产组织，以及更重要的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力处境——也成为要考察的对象；最后，改造也受制于当时的都市意识：如何理解都市？都市与自然、环境、生态、疾病、卫生和情感有什么样的关系？甚至，都市改造怎样摧毁了城市的记忆，并且锻造出新的城市记忆？这是人们改造巴黎的认识论背景——奥斯曼及其官僚的视野和抉择脱离不了这种背景。事实上，所有这些并不是割裂的，它们分头表明了改造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根源。从政治上来说，要展现帝国权力的气度，要展现巴黎作为欧洲核心的尊严；从经济上来说，要化解经济危机，要让资本通过改造进一步增殖，让各个阶级都有利可图；从社会上来说，要消除拥挤，改善交通和居住；从生产方面来说，要有劳动力和技术的保障；从文化上来说，改造要符合新的城市观念和意识形态。巴黎的改造，是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不同领域互动的结果。哈维这本书，分头考察了这所有的领域，它们形成了一个个的片断故事，这些不同的片断编织成一个整体，绘制了巴黎改造的全景图，在某种意义上，也绘制了19世纪中期的巴黎全景图——事实上，这本讨论空间的书，宛如一本历史之书。对空间生产的还原，也一定是对历史情势的还原——这同样是列菲伏尔的教训。这也是哈维反复说到的“历史—地理”的含义：用地理和空间的维度将历史的单纯直线炸开；或者，反过来，用时间和历史的维度将单纯的封闭性的空间物理牢牢地裹住。

空间一旦生产出来，就意味着它同过去的决裂——不仅是同旧巴黎的决裂，而且是同旧巴黎的社会关系的决裂——新的空间生产，也就生产了新的社会关系；对空间的生产，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新的宽阔大道、百货公司、咖啡馆、餐馆、剧院、公园，以及一些标志性的纪念建筑，它们一旦生产出来，就立即重新塑造了新的阶层区分，塑造了新的社会关联：阶级的区分不得不铭刻在空间的区分之上；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也开始泾渭分明：彼此隔离的空间的禁令和穿透，都会重新安顿社会秩序。在此，每个空间都在塑造人的习性，都在划定人的范围，都具备一种控制能力，都在暗示着统治的合法性；不仅如此，每个空间也是权力和财富的景观展示，它们怀抱着实用之外的象征目的。巴黎新空间的生产，在重新塑造一种新的共同体的同时，也是对旧共同体的摧毁；它在塑造新的情感结构的同时，也是对旧的情感结构的摧毁；它在塑造一种新的城市概念的同时，也是对旧的城市概念的摧毁。一个新的巴黎被打造出来，这也意味着，一个新的巴黎人被打造出来，一个新的巴黎政治经济关系被打造出来。

这是绝对的断裂吗？哈维更愿意称此为创造性的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它指的是，历史，会在某一个时刻点，将其重大的能量聚焦起来，一举将过去摧毁。历史，正是在这种对过去的摧毁中创造出新的面貌来。哈维将1848年视做是这样一个重大时刻。正是在这一年，许多重要的东西从过去中孕育出来。福楼拜和马克思都告别了乌托邦主义和浪漫主义，前者转向了文学现代主义，后者转向了科学社会主义。而奥斯曼，则同样地要向旧的巴黎告别，他要在巴黎的废墟中奠定一个新的巴黎——这是奥斯曼的创造性破坏。奥斯曼的目的，就是通过建造巴黎，同过去彻底决裂，从而证明这是一个全新的与旧时代毫无瓜葛的帝国——尽管存在这样的抱负，但是，他也明白，现在不可能同过去绝对断裂。就像马克思、福楼拜和波德莱尔等人一样，尽管同过去决裂，但是，如果没有过去，如果没有刚刚完成的《人间喜剧》的伟大启示，他们是不可能同过去决裂的。决裂，在这个意义上，并不意味对过去的眷念消逝殆尽，它只是意味着，要在过去的废墟中新生。这是对现代性一刀两断的决裂神话的一个破除。马克思、福楼拜、波德莱尔证明了这点，奥斯曼尽管想掩饰这点，但他私下也偷偷地承认这点。

显然，这是试图将都市的空间生产同现代性概念连接起来。为什么选择巴黎作为研究对象？巴黎的改造正好承载了现代性的方方面面，它是现代性进程的一个重要征兆，是现代性的一个充分案例。巴黎，打开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窗口。（欧洲的）现代性，它的种种面相，就是在19世纪中期的巴黎身上活灵活现地表达出来的。我们可以说，这是从一个大都市入手，来讨论现代性的一本书；也可以说，这是从现代性入手，来讨论大都市的一本书。就此，城市的剧变，是现代性的剧变；反过来，现代性的剧变也是城市的剧变。《巴黎，现代性之都》，这个书名，恰如其分地将书中这两个要素暴露出来：巴黎和现代性。既非巴黎，也非现代性，而是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本书的主题。尽管书中将大量的篇幅对准了19世纪中期巴黎的剧变，但是，正是通过巴黎的这种剧变，哈维的现代性概念得以成形：创造性的破坏。与其说，现代性剧变意味着同过去一刀两断，毋宁说，现代性是从过去的废墟中孕育出新生。

就此，将巴黎作为一个个案进行分析，是历史地理学的绝佳选择。同时，巴黎的改造，几乎是日后对空间生产所作的研究的一个范本。几乎所有的空间生产模式，都能在巴黎的改造中，找到切近的根源。从这个意义上，哈维对巴黎的研究，几乎有一种历史—地理学的示范效应（事实上，书中的很多章节，总是会令人从历史中回到现实，从19世纪的巴黎回到今日的北京），他差不多为空间生产理论提供了一种原理。而这同本雅明完全不同。本雅明几乎是独一无二的。阿多诺批评本雅明缺乏足够的辩证法，这是想用一种框架来束缚住本雅明，而本雅明是不属于任何框架的，他既不遵从别人，别人也无法遵从他。他偏离了几乎一切伟大的既定的思想建制，尽管他也悄悄地出没于各种思想建制中（西美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如此），本雅明煽动的热情正在于此，人们涌向本雅明，正在于他的神秘莫测，他的似是而非。在他的笔下，占据19世纪中期的巴黎的舞台的，不是老谋深算胸有成竹的市长先生，而是无所事事的游手好闲之徒；在此，巴黎不是更清晰，而是更暧昧；不是更现实，而是更浪漫；不是更政治化，而是更诗意化；这符合今天人们对巴黎的想象。相反，对哈维来说，巴黎是个现实的历史过程，尽管他并不排除文学的方式。但文学对于本雅明来说，可以直接抵达历史的深邃核心。对哈维来说，文学是都市主义者的研究手段，是历史地理学暴露城市欲望的一个中介。

哈维的巴黎是对本雅明的巴黎的补充，而不是一种对抗。本雅明的巴黎，看上去像是美学；或者说，本雅明的历史是以一种美学面貌出现的；而哈维的巴黎，是政治经济学，或者说，他的历史是以政治经济学的面目出现的。本雅明的拱廊计划无法效仿，而哈维的研究可以说是历史地理学的完美一课。在此，人们不仅理解了巴黎的历史全景，而且理解了历史地理学的方法论，理解了一个学科要达到的规范，一种学科建制的楷模。本雅明是难以望其项背的天才，哈维则是一个能让众人学习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