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官场文学的批判向度与警世作用

政界官场是权力聚集的中心，也是最容易滋生腐败的地方。“只要存在公共权力，就难免产生腐败行为”。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的急速转型，政治与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价值评判体系与道德规范的混乱，给投机钻营分子以可乘之机，社会的腐败现象屡禁不止，日益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90年代，作家们继承现实主义文学的优良传统，以直面现实的极大勇气揭露和抨击社会上的种种腐败行为，官场文学的“崛起”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当代作家通过自己犀利的笔触，对当代官场中污秽面给予全面地揭露与批判：权力的腐败与倾轧，权钱交易的丑恶现象，情欲下的扭曲人性。在讽尽官场事相的同时，一些优秀的作家，还进一步剖视与批判了深藏在腐败现象背后的一些腐朽的官场文化，及其对政府官员的支配和异化。总而言之，当代的官场小说主要从权、钱、情、文化四个方面对当今社会的腐败现象予以深刻批判，对现实官场起到告诫、警示作用。

一、对权力的腐败揭露与批判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说权力是“实现某种结果的能力”，“是实现自由或解放的手段”。公共权力是在公共监督下实现公共意志的能力，但是当监督与约束缺乏或不足时，就会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它的后果是可怕的。

对权力腐败的揭露和批判是当代官场小说的最基本的审美所在。在当代官场小说中，读者随处可以见识到“独断专权”的杀伤力。如王跃文的《头发的故事》里，小马一句“满头烦恼丝”，就在无意间开罪了发质不好且凌乱的陈科长，因而迷迷糊糊地就被发配到农村去扶贫了。《天气不好》里，小刘在新县长的第一次办公会议中因喷嚏而酿成“千古恨”，仅因为这个被视为“昂首望天”、“目无尊长”的喷嚏，小刘彻底葬送了自己的前程。《抉择》中也有精彩片断对绝对权力加以描述。在省委常委会上，腐败的严副书记以寥寥数语便给李高成定了罪，而当权力更大的许书记及时赶到时，几乎不置一词便又宣告了李高成的无罪。在这里，确定罪与非罪的不是法律，也不是事实，而是权力。权力就是事实，权力就是法律，权力代表着一切。

权力的滥用不仅对官员个人带来危害，更严重的是，它会使公共利益蒙受损失。张平的许多小说就表现了权力腐败对公共利益造成侵害。如周梅森《至高利益》中的副省长赵启功为了自己的政绩，不惜劳民伤财，制造了一个后患无穷的“民心工程”，给峡江市的经济、环境造成了无可估量的危害。

官场小说不仅揭示了官员自身的权力腐败，有的作品还犀利地揭示了权力腐败的另一种存在：“权力辐射的腐败”。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夫荣妻贵”，权力的能量不仅供给它的拥有者，也辐射到所有者的四周。权力者周边人员自身并没有实权或者没有足够的权力，但是他们凭借自己特殊的身份染指权力的廷杖。有些作家已经敏锐地看到这点。周梅森的《绝对权力》就对“权力辐射腐败”的现象作了深刻的揭示和鞭辟入里的批判。镜州市委书记齐全盛是个励精图治、尽心尽力好官员，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但却对身边人员疏于管制，他的妻子高雅菊、女儿齐小艳依仗他的权力非法聚敛钱财，他手下的干部打着他的旗号贪赃枉法。无独有偶，书中的省委副秘书长刘重天也惊讶地发现他的小舅子利用与他的关系，胆敢私自答应释放关押人员。而身为服刑犯的祁宇宙竟能用管教干部的手机牟取私利等。作家张成功的小说《黑洞》也批判了这种裙带关系的腐败。聂明宇是龙腾集团董事长，但是他有一个更加重要的身份，他还是副市长聂大海之子，为了自己集团的利益，为了个人的利益，他利用父亲的背景，收买海关各级人员，走私贩私，谋取暴利。官场小说中，对权力腐败的揭示无疑具有很强的警世意义，透露出作者对当下我国民主制度、法制体系不完善的隐忧，要杜绝权力的腐败现象，还要不断完善我国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制。

二、对金钱腐败的揭露与批判

金钱腐败，即用政治权力换取金钱。经济腐败是权力腐败的衍生物，这两者往往紧密地纠结在一起。贪官污吏以权谋私，这大概是自官场产生以来就有的现象，中国的历史书籍（如“二十四史”）和文学作品中有不少记载。著名的史学家吴晗在著作《论贪污》中曾说“贪污这一现象，假如我们能细心翻读过去每一朝代的历史，不禁令人痛心地发现‘无代无之’意与史实同寿。”历史延续到今天，政界官场中的贪渎现象并未消失，相反，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型，让社会上的腐败行为加倍生长起来，腐败的现象更加突出。从当下查处的一些腐败案件中看，当代社会的腐败程度更加骇人听闻，一些官员私下受贿的财富达到上百万，甚至上千万元巨额。同时它造成的损失与危害更加严重，不仅让公共资产落入个人口袋，还有的让国家财富，甚至是无法量价的资源流失到境外，因此人民在情感上更加深恶痛绝。

经济的腐败主要通过权力的腐败来实现。在现代社会里，经济急速发展，财富快速累积，但社会制度建设脚步却相对的落后，少数人的手中掌握着巨大的市场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权力。面对巨大的财富诱惑，一些人通过权力寻租方式，贪婪地吞噬着人民的血汗钱，败坏着社会的风气。官场小说主要从两个方面披露了权钱交易的腐败：以权捞钱和以钱谋权。

以权捞钱主要表现为官商勾结，商人用金钱贿赂政府官员，官员则利用手中的权力，给行贿的商人提供种种便利，使其得到更大的好处。这种现象在国有企业腐败案件中最为典型。小说《抉择》就披露了国企中阳纺织集团破产的背后一些集团领导、政府官员的腐败。这家原来经济效益很好的大型国企是被大大小小的领导官员纷纷吸取“唐僧肉”而破产的，数千工人下岗，生活没有保障，民怨沸腾。在所有被搜查的领导干部家里，无一例外地都搜出了来源不明的大量财物，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持有长期的外国护照和拥有大笔的外币。有各种各样的贵重首饰，有豪华的私人住宅……该小说对国有企业经济腐败的揭示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又如陆天明的《大雪无痕》中，省委顾副书记接受了港商的“好处”，便授意九天集团的冯祥龙将价值5000万元的橡树湾基地以500万元的价格卖给港商，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毕四海的《财富与人性》对经济腐败的揭示更是骇人听闻。身为省行副行长的毕天成竟敢私自挪用巨额资金为黄金公司的孟广太走私黄金提供财源，孟广太不仅用重金铺平了通向省委副书记林之文权门的道路，还用黄金为自己修建了一座地下坟墓，经济腐败程度令人咋舌。

只要有权力，就可以获得利益，正是这种意识刺激了权力欲望的膨胀。通过权钱交换，获得更大的权力。以钱谋权是官场文学表现金钱腐败的另一个方面。“贿赂”是权力建构中经常出现的行为。《国画》中朱怀镜的升迁，除了他对官场之道的娴熟把握和对官场心理的谙熟之外，其对皮市长和柳秘书长的贿赂也是一个直接的原因，加上朱怀镜善于把握机会，长于钻营人际关系的空子，因而轻而易举地得到了上级的信任，官位一再升级。《抉择》中的反腐败战士李高成的市长职位，也是郭中姚等人向省委副书记严阵贿赂的结果。当代官场文学通过对权与钱问题的集中书写，充分表达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对权力构建的深切忧患。

三、对腐化的情欲揭露与批判

情爱是文学作品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爱情往往表现为纯洁的、高尚的、美好的。但是在官场小说中，爱情腐化为赤裸裸的权色交易，男女之间的这种交换关系是作家们剖视批判腐败的又一个叙述主题。在大部分的小说文本里，男女之间的相互吸引并不是建立在精神交流的基础上，而是为了相互利用。男人利用职权，在女性的身体上获取感官欲望或发泄情欲的满足。女人则出卖美色，从男性身上换取权力的庇护或因权力带来的物质利益，权力与金钱的介入侵蚀了两性的情感世界，扭曲异化了人性。

“贪官”与“魔女”是当代官场文学中表现情感腐败的一种叙述模式。“贪官”往往情感生活糜烂，他们有的是搞婚外情。如《沧浪之水》身为省卫生厅医政处副处长的池大为，借着外出疗养的机会与疗养院的一个比自己小16岁的护士孟晓敏搞婚外情。有的以色相诱，想方设法接近手中有权的人，进行“性贿赂”。而那些贪官虽然知道美色背后的陷阱，但仍然来者不拒，一旦被拉下水，便会为求一时之欢而不惜出卖原则、出卖灵魂，直接以权力为对方服务，走向腐败的深渊而不能自拔。如《至高利益》中的陈仲成，为了当上公安局长，不惜将自己的新婚妻子献给当时还是市委书记的赵启功，赵启功则利用自己的权力使陈仲成如愿以偿地在官场平步青云。

在当代官场小说中，女性形象一方面被物化，沦落为权色交易中男性欲望征服的客体，地位却在权力与金钱之下。所以，当权力与情爱发生冲突时，小说中的这些男性几乎一致地会义无反顾地把天平倾向前者，抛弃后者。如《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当卫生厅里有人打报告检举他的生活作风问题时，为求安全他毅然与情人孟晓敏断绝了来往。在赤裸裸的情欲刻画中，女性成为作家们手中的可以任意揉捏的面团，完全沦为男权文化和男权意识的牺牲品。而另一方面女性又表现为欲望的化身、贪婪的象征，她们往往被作者刻画成“魔女”，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形象是缺失的，充斥在官场小说中的是随时可见的按摩小姐、三陪小姐、情妇等“魔女”形象。女人是堕落和邪恶的化身，她们被看做是致命的和难以抗拒的魅惑力的源泉，而男人总是难以抗拒这种诱惑。最典型的是其中的情妇形象。这些女性不直接拥有政治权力，她们是利用自己的美色来诱惑贪官，当贪官陷入色欲的泥潭无法自拔时，就以和贪官的暧昧关系为筹码，诱骗或要挟贪官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在这里，贪官的情妇们和传统的婚外恋中的第三者不一样，她们不要求贪官通过离婚的手段赋予自己合法的妻子身份和家庭地位，她们只想长期保持与贪官不正当的交换关系，出卖自己的身体换取非法但却可观的利益。比如周梅森的《至高利益》中，奸商赵娟娟为了能够寻求庇护、打赢官司，竟毫无人格地用自己的身体向各级官员贿赂。《大雪无痕》中的杜海霞，贪图钱财，宁愿充当比自己大十几岁的有妇之夫冯祥龙的情妇。在腐败问题产生的过程中，这些女性起着“推动者”的作用，而最后贪官的腐败问题的暴露也往往是由于他们身边的情妇。在腐败行为中，女性无论是处于被动还是主动地位，似乎都成了不祥之兆。这也昭示了当代官场小说的作家其潜意识中对女性群体的那种“红颜祸水”的价值判断。

四、对“官本位”的社会文化心理的揭露与批判

所谓“官本位”就是“以官为本”的思想，人们把任官视为最优的职业，对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判断建立在其官职的高低上，正是这种思维方式导致社会上对官位权力的不断追求。官场小说作家在对当下社会腐败现象揭露的背后，其深入批判的是“官本位”的社会文化心理。

“官本位”意识传承于儒家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的影响下，对官场的向往，对官员的敬畏和趋附，“官本位”的思想积淀为民族的文化心理。中国人心中形成一种官的情结。鲁迅曾严厉批判“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而有高帽破鞋，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官本位意识”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国人，前些年帝王戏、清宫戏的热播，正与人们对“权力文化”的迷恋有着密切联系。虽然今天的政界干部和昔日的官僚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还顽固地存活于当今一些政府机关人员的心中，并成为其腐败的内在深层根源。

刘震云的小说《官人》是表现“官本位”思想的典型作品。作者从一名小小的清洁工切入，揭露其打扫机关办公楼厕所的奥妙，表现了“官本位”思想在人们心中的根深蒂固。“别看老头很实干，心眼也不傻，他打扫卫生有个分别，楼层不一样，卫生搞得也不一样，于是弄得上下都满意。比如，领导层都在二楼，二楼的卫生就搞得比较仔细，便池的白瓷抹擦得可以照出东西；一楼三楼、四楼五楼、七楼八楼等其他楼层是各处室办公的地方，人多便杂，搞干净也没有用，于是就相对马虎些；但六楼东头的厕所，老头又搞得比较干净，因为在六层东头办公的是总务处，临时工的雇用归总务处管。”打扫厕所也分三六九等，这从一个侧面深刻地反映出官位大小与利益取舍衡量事物的畸形心态。小说用漫画化的手法，一针见血地揭示并批判了当下社会“官本位”的文化心理。

“官本位”的产生固然与我国古代官员的特权制度、社会的等级制度密切相关。现今，社会组织体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但人们的“官本位”心理依然相当顽固，显露出一种权力的欲望与为官的热情。这与官职带来的唾手可得的巨大的现实利益相关。正如《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所说：“有了职称，又有了位子，好事要送到你鼻子底下来，不要都不行。我的工资一年里提了二次，厅里又给家里装了电话，每个月报销一百块钱电话费。想一想这一年的变化，真有一点要飘起来的感觉。老婆调动了，房子有了，职称有了，位子有了，博士读上了，工资涨了，别人对我也客气了，我说话也管用了。权就是全，这话不假，不到一年，天上人间啊，再往前走半步，真的可以说要风有风要雨有雨了，这半步的意义实在大得很，不追求不行啊。”职务的晋升具有极其现实的物质意义，这就深刻地揭示了“官本位”心理的实利驱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