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官场文学的叙事范式

每一种类型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会随之形成一套利于自身主题表述的叙事范式。当代的官场文学在其成长繁荣进程中，也形成了一套稳定的叙事范式。这套叙事范式主要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叙事范式是权力的三级行政级别结构模式。当代官场文学中的反腐争斗往往是在政府机构的三级行政级别中发生的：“县镇级—地市级—省部级”。

文学作品中，县镇级、地市级、省部级这三级的分工是有差异的。地市级往往是腐败事件的发生原始地，也是反腐斗争的主要战场，因此这一级的官场斗争是文学作品主要表现的内容，地市级在整个作品里充当的是主角角色。腐败与反腐的争斗以地市级为基点，向上向下分别延伸至省部级与县镇级。省部级在这一权力模式中扮演的是两种角色，一种是省部级分管某一块业务的高级官员，往往是副省长、副书记等副职，他们或因权力腐败、或因经济腐败而卷入了地市的反腐斗争案件，为了遮盖自己的罪恶，维护自身的利益，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反腐败行为从中阻挠，他们成为下一级腐败官员的保护伞，而反腐的斗争也往往因为他们介入变得更加复杂与严峻。与之恰好相反的是，另一种省部级政府官员角色充当的是力挽狂澜的救星角色。当地市的权力争斗进入白热化的状态时，省部级的重要领导，一般是省部级中的最高行政领导，他在关键时刻代表党和国家，做出英明决策，加重正义方的砝码，让局面变被动为主动，扭转了整个反腐局势。这一角色类似中国传统小说中的“包青天”的角色，他们是反腐败行为成功的决定者。县镇级同样扮演的也是配角的角色，在三级权力争斗的叙事范式中，县镇级扮演的是腐败推动者的角色，县镇级部分官员的贿赂行为成为地市级官员贪污腐败的原因之一，但是在腐败案件的处理过程中，他们却又为地市级官员所抛弃，成为地市级官员保全自己利益的替罪羊。

三级争斗的叙事范式在当代许多官场小说中都有运用，如陆天明的《大雪无痕》、《省委书记》，周梅森的《至高利益》、《中国制造》，王跃文的《国画》，张平的《抉择》等。在这些小说中，三级权力脉络清晰，作者严格地套用了这种模式。《大雪无痕》反映和揭露的是北方某省会市的腐败现象，它以当地副市长周密的张秘书被害的凶杀案和东钢股票贿赂案为双重线索，探讨官场集体腐败的问题。秘书长周密为爬上副市长的高位，向九天集团董事长冯祥龙“暂借”10万人民币，购买了东钢企业30万份内部职工股股权证，向省里某领导（极有可能是省委顾副书记）行贿。东钢的职员廖红宇向省里写举报信，举报有人拿内部职工股行贿。东窗事发后，周密为掩盖其罪行杀人灭口，枪杀了事情的知情人秘书小张。凶杀案发生后，以市公安局副局长马凤山、警员方雨林等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不顾危险，不惧困难，誓与腐败作斗争，最终查处了周密、冯祥龙等一批贪污分子。小说中市级的腐败与反腐败斗争构成了二元对立模式。省委副书记顾书记扮演了周密、冯祥龙等腐败分子的提携者和保护伞的角色，而省委章书记则是反腐斗争的有力支持者，最后，正是因为章书记亲自干预案件，才让原本举步维艰的破案工作得到顺利发展，才将周密等人绳之以法。小说中充当县镇级角色的是东钢集团、九天集团的领导班子。他们中如冯祥龙等人最后沦为高官腐化堕落和官场权力争斗的牺牲品。

张平的长篇小说《抉择》更是将“县镇级—地市级—省部级”三级权力模式展示得淋漓尽致。《抉择》中的县镇级的角色扮演者中纺集团领导层集体腐败，这些人大肆侵吞国有企业资产，把企业推向破产的边缘，数万名职工面临下岗、被拖欠工资的困境。企业的钻营投机分子与市府机关的贪官污吏相互勾结，形成了一张罪恶之网，而这张网的后台却是省委副书记严阵。市长李高成欲用正义之剑刺破这张罪恶之网的时候，他与省委副书记严阵形成了激烈冲突。严阵是李高成的上级领导，又是一手提拔李高成的恩人。在与严阵周旋的过程中，李高成感受到了来自官场权力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双重压力。在案情山穷水尽疑无路之时，象征“青天”角色的省委书记万永年站出来，李高成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才取得反腐斗争的绝对胜利。在这部小说中，中纺集团、李高成的市府领导班子和省委机构之间的斗争构成了“县镇级—地市级—省部级”的三级权力叙事范式。

第二种是腐败者与反腐败者的二元对立叙事范式。在官场小说中，作者往往并没有正面去描写县、市、省各级别中的权力结构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而是描写个人的腐败行为，形成腐败者与反腐败者的对立模式。如上文提到的小说《抉择》中，地市级腐败官员有郭中姚、吴爱珍等人，反腐败者是李高成、杨诚等，而省部级的双方角色是由省委副书记严阵和省委书记万永年代替的，这几个人之间的恩怨斗争便构成了腐败与反腐败斗争的叙事方式。

在这个范式中，腐败行为者或为了敛财，或为了夺权，或为了争名，放弃了信念与道德，忘记了法律与责任，走上了腐化堕落的道路，但是这些贪官的生成并非一蹴而就，导致他们违法犯罪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作家们在文学作品中阐述了社会环境、生活现实、官场文化和思想性情等内外方面的因素，深入探究他们变贪的根源。作者并没有简单地把他们塑造成大奸大恶、彻底的反派，而是更加的“人性化”，把笔触伸入到他们的内心，表现矛盾与斗争。作者除了描述外在言行，更在心理层面对他们加以剖析，由此小说的内涵更加丰富与深刻，它的反省与告诫的作用更加有力。典型的人物有《大雪无痕》中的副市长周密、《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国画》中的朱怀镜等。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官员，信奉的是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他们曾有过高远的志向，但是在官场遭遇一次次挫折后，受到官场的某些阴暗文化熏染后，他们向现实低下了头，选择了同流合污。在作品中，作家们努力去表现一个官员由理性正直到信念动摇再到贪污腐化的发展过程，从而构成了贪腐官员的“堕落”模式。《大雪无痕》中的副市长周密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周密的形象写得合情合理，人物的丰富复杂的性格得到了较好的展示。他出身寒门，年少时勤恳上进，曾是长辈眼中的好学生。当他踏入官场时，他曾有造福一方百姓的志向。在官场上他靠着自身的努力奋斗，爬上了中层领导的位置。他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保留着一些好的品质，如生活俭朴、对人彬彬有礼，但在仕途升迁的关键时刻，他听从了秘书的劝说，拿东钢内部股行贿，然而事情“不幸”败露，几十年奋斗毁于一旦，他恼怒，疯狂，人性之恶暴露出来，将枪口瞄准了知情的张秘书。在误入歧途的过程中，作者向读者清晰地展示了周密所经历的灵魂拷问和人格煎熬的痛苦过程。作者陆天明从内在的角度追问腐败，使得周密这个反面人物形象立体丰满。《沧浪之水》的主人公池大为原本是一个理性正直的青年，但在社会、家庭的多重压力下，他逐渐放弃对自我人生价值的追求，走进所谓的官场规则。作者细腻地刻画池大为在人格与现实发生冲突时的心灵挣扎，详细地描写其一步一步放弃自尊而融入官场现实的“堕落”过程。这类人物不能用简单的“黑”与“白”、“是”与“非”的标准去评价，他们身上融合了“正”与“邪”的双面性。面对权力与金钱的诱惑，同为知识分子的当代作家似乎更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对知识分子精神的冲击与腐蚀作用，更能体会那些文人官员在人格与现实矛盾时的痛苦内心，因此作品中这些腐败分子往往让人又恨又怜。

相比于腐败行为者的多面性格，当代官场小说中的那些反腐行为者就显得概念化、符号化。小说家对反面人物的描写能淋漓尽致，但写正面人物却往往浅尝辄止。在反腐小说文本中，反腐败行为者似乎仅仅是作者理想信念的符号，他们廉洁高尚，为了正义，他们奋不顾身与腐败分子殊死搏斗。在战斗过程中，他们不曾受任何诱惑，面对压力与挑战，他们也没有丝毫怯懦与动摇。与内心有反复激烈斗争的腐败分子相比，小说中反腐者的形象就显得单薄。这也是当代官场文学为很多人所指瑕的原因之一。

当代官场小说中这类反腐者的形象也有很多，《抉择》中市长李高成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作者笔下的李高成可谓是“高、大、全”式的英雄，他廉洁清明、疾恶如仇，他心系民众、为民请命，为维护百姓的利益，坚决与腐败分子进行彻底的斗争，即使他斗争的对象中有对他恩重如山的老领导，有与他同床共枕的妻子，他也绝不姑息。在反腐斗争中，他大义凛然、大义灭亲。纵观小说，作者对李高成不惜溢美之词，把他的崇高表现到了极致。

第三种是文学作品中大团圆的结尾模式。在当代的官场小说中，无论腐败势力有多强大，腐败关系网有多庞杂，腐败分子有多狡猾凶恶，反腐斗争有多困难曲折，故事的结尾总是案情水落石出、真相大白，犯罪分子被绳之以法，反腐斗争取得了绝对胜利，正义最终战胜邪恶。如此大团圆式的结尾似乎已经成为当代官场小说创作中的一条定理、一个公式、一种范式。正义战胜邪恶，人性之善战胜人性之恶，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圆满的结局实际上表达了中国传统的道德价值观。正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善恶的决斗中，恶势力的力量虽然强大，但邪终不能压正，所以，代表人民正义，代表天理公道的反腐反贪者必定会取得胜利。《大雪无痕》中的方雨林虽然仅仅是一名小小的警探，连个刑侦队的队长都不是，但他却查处了高高在上的副市长周密，廖红宇也只是九天集团的一名毫无权力的员工，但她却告倒了九天集团最高的腐败集团，甚至还牵扯出了省市一级的腐败案件。在作家眼里，反腐者对腐败者的胜利是人性之善对人性之恶的胜利，这才最终导致大团圆的结尾。

大团圆结尾模式是作品中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正邪人性斗争的结果，也是作家们有意与读者进行了换位思考，准确地把握了读者的情感需求的结果。其实大团圆结局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传统，满足了读者期望圆满、追求美好的愿望和情感需求。政府官员的腐败最直接的受害者实际上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贪官污吏实际上是利用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侵害百姓的财富，所以人民群众对腐败是深恶痛绝、势不两立的，他们渴望将腐败现象消灭，把腐败势力清除，因此圆满的结尾满足了人民渴望，慰藉了他们质朴的情感，增强了他们反对腐败的信心。大快人心的结局让这些通俗文学的作者赢得了读者，也赢得了市场。

当然也有不少的声音对这种大光明的结尾提出质疑，批判作者盲目乐观。现实中的官场反腐败斗争是沉重与艰难的，反腐斗争的结局有不少是失败的，有些即使是成功了也很难如作品中表现得那般彻底，所以近来也出现了一些并不是以彻底的胜利而告终的作品，在这些作品的结尾中，作者或多或少地给读者安排了一些遗憾。比如，周梅森的《至高利益》的结局：峡江市在经历一场政治的暴风雨后，虽然因热衷于阿奉领导、搞政绩工程的市长钱凡兴被调离，但无私无畏的市长助理贺家国反而被削职下放，接替钱凡兴的新市长陈秀唐是出了名的作风霸道、好大喜功，这样的结局似乎有些挫伤读者的感情和斗争的锐气，但实际上我们应该看到，这也是作者在向读者暗示反腐事业任重道远，决不是轻松容易的，提醒人们要警钟长鸣，保卫胜利的果实，维护自己的利益，决不能对腐败掉以轻心。

考察当代官场小说的叙事范式，发现在以上几种叙事结构中，个体的主观能动性被异乎寻常地夸大了，从李高成（《抉择》）、黄江北（《苍天在上》）、贺家国（《至高利益》）等刚正不阿、为民做主的“父母官”到万永年《抉择》、钟明仁《至高利益》等力挽狂澜的“青天大老爷”式的省部级领导，作者在塑造清官形象的同时，似乎有意无意地阐述了解决腐败的途径要依赖于英雄式的反腐人物和明察秋毫的上级领导出现。作者将反腐斗争的胜利完全寄托在“道德化”的个人身上，而回避产生和解决腐败问题的法律体制、行政体制方面的问题，显然这样的反腐斗争是“治标不治本”的。这种“青天模式”正反映折射出当下我国政治上“人治”的症候，这是值得深思和反省的。

“青天模式”体现了作者美好的政治理想，满足了大众“乌托邦”的情感，但是要完成真正意义的“反腐”叙事，不是停留在“反腐”表面，而是要探寻更深层次的腐败根源，对产生腐败现象的现实中各种不合理的社会秩序和体制结构进行不留余地的揭示和批判，不断地探入到权力结构的潜在部位，努力发掘权力体系中所隐藏的丰富复杂的文化内蕴和人性本质。在文学创作中过分显示“清官”的力量是很不切实的，在精神层面是具有相当误导性的。无论作家的愿望怎样美好，这种文学表现给人很强的迎合感和功利感，客观上掩盖或回避了现实社会生活中腐败现象后面的很多深层次本质性的问题，这就使作品的艺术深度大打折扣，同时也大大削弱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和艺术生命力。

（徐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