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社会学的空间

上文已述，地理学家在讨论空间问题时已经遭遇社会学家。当激进的地理学家试图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解释空间对象时，很自然地就走进了社会学的领域。在转向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过程中，他们寻找的正是作为社会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尽管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理论。

当然，地理学在社会学领域中并非只是遭受反驳，实际上社会学家已经看到他们的成果，诸如地理学家哈格斯特兰德的时间地理学研究经常被社会学家引用。显然，在空间研究领域中出现了跨学科的趋势。社会学、地理学以及人文学科都在自身原有的边界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扩展、交叉、融合趋势。这一趋势，一方面对具体空间问题的研究提出了新要求，另一方面又对在一种更加基础的层面上，在哲学层面上的融合与统一提出了新的要求。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以及后来的工业革命使欧洲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迁，当人们试图理解这些变迁的条件及其结果时，社会学就诞生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学家都同等程度地重视空间，但在对社会及其转型过程的研究时，由于社会行为或社会系统的再生产总是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中发生，因此，社会学的研究必然要触及空间问题。事实也确实如此，研究者总是以直接或间接的形式、明确或含混的方式谈论社会空间。

社会学家一向是把提出了一种独特的社会理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如前所述，他们非常关注资本主义工业化在城镇中的扩张，并在《共产党宣言》中清楚地描述了这种扩张所带来的社会关系的变化。马克思在他后来的著作里，分析了资本主义通过时间消除空间的方式实现其积累，而在巨大的时空范围内，促使农业、工业和人口形成令人惊奇的转型。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不仅直到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形成，也深刻影响到社会学领域。

社会学早期的奠基人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 1858—1917），并没有专门展开社会空间的讨论，但在对社会分工、社会团结以及城市生活的分析中实际涉及了社会空间。他在《社会分工论》中区分了两种社会团结的形式，一是以相似性或相近性为基础的机械团结；一是以差异性和互补性为基础的有机的团结。涂尔干认为，劳动分化的程度较低的时代，社会是以机械团结为主要特征。这时候，大多数社会成员所从事的职业相似，共同的经验和共享的信念把他们团结在一起。但是这种共享信念又往往具有压制性的力量。个人很难挑战以这种机械团结为主要维系力量的传统生活方式，个体自由选择的余地相对很小。

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中，劳动分工的加剧使基于共同信念基础之上的机械团结趋于崩溃，社会实现向有机团结的转变。劳动分工的强化必然造成“物质密度”（material density）和“道德密度”（moral density）的同时增加。物质密度的增加包括某一特定区域内人口密度的增加，尤其是新的沟通形式的发展以及城镇的成长。道德密度的增加指的是社会互动密度的增加。现代城市中，工作的专门化和社会分工的细化导致个体的生活越来越依赖于他人，每个人都需要由其他职业所提供的物品和服务，这种需要促使个体之间越来越密切的接触和互动。这种不断增长的相互依赖产生了新型的有机团结，它是靠人们在经济上的独立和承认其他人的贡献的重要性来维系的。在这种社会中，经济交换关系和相互的依赖关系逐渐取代了传统社会的共享信念。

涂尔干将社会看成一个具有正常状态与病理状态的系统。城市所形成的社会集中进一步刺激社会分工，这有助于打破传统道德纽带，但也逐步消除了原有的基于地理因素的地方忠诚关系，这带来了负面影响，城市往往成为社会病理现象的中心。特定区域人口密度的增加与竞争的加剧促进社会分工，而分工本身又反过来促成一种独特的团结来整合社会。

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他特别讨论到时间与空间。他认为，既然一个特定社会里的每一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体现着时间与空间，那么这就意味着这些观念有着社会性的起因。简言之，时间和空间都是社会构造的结果，不同的社会创造了性质有所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概念。他说：“时间的概念或范畴不仅仅是对我们过去生活部分或全部的纪念，还是抽象的和非个人的框架，它不仅饮食包含着我们个体的实存，也包含着整个人类的实存。……据此安排的时间并不是我的时间，而是普遍的时间，是同一个文明中的每个人从客观出发构想出来的时间。这足以暗示我们：这种时间安排应该是集体的。”就自然本身而言，谈不上时间间隔的不同划分，正是人们社会生活的需要与结果，根据某些自然的节奏划分出不同的时间标线。他接着分析：

空间也是如此。如哈梅林（Hamelin）所说，空间并非如康德所想象的那样是不清楚、不确定的介质；如果空间纯粹和绝对是同质的话，那么它就不会有什么用处了，也不可能被心灵所掌握。本质而言，空间的表象是感官经验材料最初达成的协调。然而，如果各部分空间的品质是相同的，并且实际上可以相互转换的话，那么这种协调就不可能产生。要想在空间上安排各种事物，就应该尽可能地把它们有所区别地安置下来，诸如左或右、上或下、南或北、东或西等等，就像在时间上来安排各种意识状态一样，必须尽可能地把它们定位于某个确定的日期。也就是说，假如我们不像对待时间那样去划分和区分空间，那么空间也就不能成其为空间了。不过，这种具有根本意义的区分又是从何而来的呢？空间本没有左右、上下、南北之分。很显然，所有这些区别都来源于这个事实：即各个地区具有不同的情感价值。既然单一文明中的所有人都以同样的方式来表现空间，那么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划分形式及其所依据的情感价值也必然是同样普遍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它们起源于社会。

涂尔干举例说，在澳洲和北美的某些社会中，人们往往把空间看成一个巨大的圆，这是因为他们的营地就是圆形的。在印第安祖尼人那里，普韦布洛（pueblo）包括七个营区，每个营区都是自成一体的氏族群体。它们起初可能是单一的氏族，只是后来划分开来了。普韦布洛人的空间也包括七个区域，而且，这个世界中的每个区域都是与普韦布洛的某个营区密切相关，即与某个氏族相关。这样，不同的分区就代表东西南北不同的方向，而且，每个空间区域的颜色与相应的营区颜色一致。这样，社会组织就变成了空间组织的模型与翻版。涂尔干对空间的分析已经成为人类学、社会学的基本看法。哈维提到，汉龙威（A.Hallowell）、列维-施特劳斯（Levi-Strauss）、霍尔（E.T.Hall）、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以及莫尔（B.Moore）等人类学家都赞同这一观点。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对社会学的贡献非常巨大，但他很少专门讨论空间。有论者注意到，他的弟弟阿尔弗雷德·韦伯是工业区位理论的创始人之一，这个事实，使他不谈社会空间多少有些让人不可理解。韦伯的研究领域广泛，经济、权力、城市以及官僚体制等都是他的重要的讨论对象。他认为城市的核心问题是它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城市首先就是一个市场，通过研究其市场体系即可理解城市的特征，所以他关注中世纪城市的兴起如何对周围的封建制度形成挑战。其次，城市又是一个部分自治的机构，具有自主性，正是在城市当中，人们第一次可以作为个体的公民聚居在一起。城市是一个独特的社会空间，而且不少社会学家谈到社会空间时，实际上每每意指城市空间，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韦伯对城市的相当系统论述又可以视为一种空间理论，尽管韦伯本人可能并不这样看。

对于空间社会学的研究，西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无疑是值得重视的一位学者。他的《社会学》一书中有不少专论空间的文字，对大都市的空间特点也做过相当深刻的描述，不过，他具有一种冷峻的气质，时刻提防着将空间提高到不恰当的地步，因为夸大空间的决定性作用与忽略它一样会阻止人们真正认识空间。他说，我们每每会将某些事情的原因归诸时间，如时间治愈心灵的创伤之类。在这里，用时间来解释反倒掩盖了事情的真正原因。空间也同样如此。空间性仅仅是“事物的各种具体的形象”必不可少的条件，但它既不构成其“特殊本质”，也不构成其“生产性因素”。因此，西美尔说：“如果对历史的某种阐释把空间因素推至首位，因此它（指对历史的阐释——译者）想把国家的大或者小、居民的密集或者疏散、群众的流动或者稳定等等，理解为整个历史生活仿佛是由空间放射出来的种种动机，那么在这里，必要的、在空间上把握所有这些情况也有与它们的积极发挥作用的原因相互混淆的危险。”对空间的解释，他具有适度的谨慎。不过，这种谨慎使得他过于“客观”地看待空间，使空间在社会生活中的互动角色反而不甚鲜明。

在西美尔看来，空间只是场地，是一个纯粹的物理空间，它仅仅是物质存在的形式。时空“形式的种种内容只能通过其他的种种内容才获得它们的命运的特殊性，空间本身总是毫无作用的形式，现实的各种能量虽然表现在形式的种种变化里，但是仅仅像语言表达思想过程那样，思想过程当然是在话语里进行，但是并非通过话语来进行”。正因此，他不主张将空间作为影响事物发展的独立因素，一个地理上的区域无法构成一个“国家”，它需要组织上的、心理上的凝聚力量。西美尔强调：“空间从根本上讲只不过是心灵的一种活动，只不过是人类把本身不结合在一起的各种感官意向结合为一些统一的观点的方式。”这样来说，人之间的熟悉与陌生就并不是空间上的远近决定的，不如说，“这纯粹是一些不同的心灵内容产生的事实，它们的进程与它们的空间形式的关系，原则上并无异于打一场战役或打一次电话与其空间形式的关系——哪怕毫无疑问，这些进程同样只能在某些十分特定的空间条件下才得以实现”。

不过尽管如此，西美尔还是承认，强调事物和事件的各种空间意义并非没有道理。他认为社会互动使得空间变得有意义。为了阐明各种社会化形式，他还是从社会学的层面上探讨了社会化的空间条件对于社会发展所具有的意义。

他谈到了五种空间形式的基本特点。第一，每一个空间的局部具有唯一性，或者说空间具有排他性。第二，空间是以其分割成块，具有边界的样式而对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第三，空间使得其中的各种要素、内容得以固定化。不同于游牧群体，一个有着固定居住点的群体绝对不是仅仅具有牢固的原则，而是在实际生活的内容中表现出稳定、牢固的空间秩序。第四，社会个体或者群体之间由于感觉上的接近或者疏远，会在外在的空间上表现出来。第五，人在空间中的移动。人们可以从一个地方运动到另一个地方，这造成了他们生存的空间制约性，从根本上讲，只有通过人们的灵活运动性才能够获得人的生存。迁徙游历对人类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后果。

西美尔极为敏感，对空间、特别是都市空间以及精神世界具有深刻的洞察和精到的分析，这真切地反映在《大城市与精神生活》一文中。他认为，大城市的生活最突出的特点是理性。只有充分保持理性的态度，人们才能应付大城市用货币衡量一切的生活。货币经济与理性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对于货币与理性来说，对待相关的人与事都保持一种纯粹客观、不妥协的态度。货币只关心所有对象的共性，即对象全部质量和品质能够与货币之间的交换价值。纯粹理性的人似乎也只关心某种共性，而对一切特殊的个性都持无所谓的态度。大城市的生活方式就是这种货币经济与精神上的理智主义交互作用的温床。

货币经济还产生了大城市特有的傲慢。傲慢的本质是对事物差异性的冷漠，不是说迟钝得觉察不出事物的差异，而是认为事物的差异的意义和价值微不足道，进而认为事物差异性本身也是毫无意义的。大城市是傲慢的固有场所，与之相联系的就是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不得不在心理上加以自卫而采取“社会性的消极行为”，以矜持、冷漠、毫无感情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人与事。生活在小城镇上的人几乎认识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如果大城市的人也像小城镇的人们那样，与众多的不断表面接触的每一个人都保持积极的关系，做出内心反应，那么他的心理必然趋于崩溃。

他认为，构成我们的生活环境的群体越小，跟他人的自由交往越是受到限制，群体就越是忧心忡忡地管束着每个人的行动、生活方式和思想。他的这一观察与涂尔干关于传统社会的分析是一致的。涂尔干认为，共同体所共享的信仰与情感形成了强大的力量，使得共同体成员根本无力对抗共享的信仰，个体持异议的可能性极小。在这样的社会中，如果犯罪所触犯的感情是最具有集体性的，如果这种情感表现出强烈的集体意识，“那么它根本不可能容忍任何对立面的存在。”共同体、具有比较强烈的集体意识的小群体所体现出来的信仰、情感、认同具有较大的压制性力量。所以，西美尔认为，小城市的生活往往限制了个人的外部活动和交往，限制了个人的独立思想和不同观点。大城市的人如果移居到那里必然会感到压抑。因此，与小规模的共同体相比，现代城市为个体及其内在、外在的独特发展留出了充分的余地。大城市的空间形式确保了个体独特的思想与行动的自由。

西美尔还提到，大城市的货币经济促使人们形成准确的时间观念。对于这一点，即时间空间的控制对现代生活的影响，后来在吉登斯的研究中有更为细致的阐发。城市中人们的相互关系和事务往来非常复杂，人们聚集在城市有限的空间之中，必须以精确的时间来安排各种工作。这种对时间精确安排的样式造成了城市生活的富有规律、多少趋于机械的特点。

他对大城市的这种体验与分析几乎是前所未有的，正因此有论者认为，完全有理由称他是“第一位现代性社会学家”，他比同时代其他社会学者更能真切地分析、表达对新的、“现代的”生活世界的体验。他对城市生活的敏感的体验与敏锐的分析完全“能够捕捉到柏林资产阶级文化的微妙之处”。

西美尔对城市社会学的兴起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到20世纪20—40年代，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研究兴盛起来。

芝加哥大学集中了包括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恩斯特·伯吉斯（Ernest Burgess）、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等人在内的一批学者，他们为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城市研究很快对全美产生了导向性的影响。芝加哥学派创立了两个重要概念：一是借用生态学的理论来研究城市；二是沃思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论。

生态学主要研究植物、动物机体对环境的适应过程。自然状态下的有机体彼此之间可以实现某种平衡状态。芝加哥学派基于这一原理，认为城市居民区以及不同的街区分布，并不是随意发展起来的，而是对环境适当反应的产物，如大城市总是沿着河岸、富饶的平原地区以及交通枢纽等区域兴建起来的。

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路易斯·沃思1938年发表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主义》一文中提出“城市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他的基本看法是现代城市生活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他称之为都市主义。在城市中社会生产失去了人的个性特征，这是因为生产是通过复杂的劳动分工形成的。这不仅使都市中的社会生活更具有刺激性同时也更异化。这种生活方式既不同于传统的村落，也不同于古代城市，最主要的特点在于城市居民对其自身所拥有的各种人际关系并不能感到满足，因为这些关系往往是短暂的、局部的联系，它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而不是更有意义的交往。如超市购物与售货员接触，在银行与柜员对话，通过列车检票口时与检票员相遇等等，这些都是短暂的接触，联系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你购物、提款、检票的手段，人们在这些交往中很难获得其他更多的内容。造成城市与乡村的社会模式之间各种差异的原因之一是规模。城市超大的规模产生了隔绝、淡漠和社会距离；二是密度。过大的密度使人们根据特定的角色相互关联在一起，城市在这些角色的占据者之间形成了隔绝。三是异质性。这意味着人们参与不同的社会圈子，没有任何一个圈子要求个人的完全投入，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地位各不相同，也缺乏稳定。因此，正是大城市的空间的组织，主要是规模和密度方面的组织，产生了相应的社会模式。这些论述后来通过雷德菲尔德（R.Redfield）的乡村社会学的进一步研究得到了调整，即并不存在上述那么简单的城市模式和乡村模式。城市地区也包含一些常常是结合紧密的社会群体，比如伦敦贝萨纳尔绿地的都市村庄，北美某些城市里的移民贫民窟，以及其他地方不同程度存在的矿区。中国现代城市中的某些特定群体的居住区也具有类似的特点。

尽管芝加哥学派的两种理论都有进一步商讨的余地，但它们都奠定了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基础，开拓了人们对城市化认识的视野。不过，到了70年代，基于“城市”或者“乡村”主题的社会学研究并没有多少起色，缺乏富有创见的成果。这时，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基于激进、新颖的认识论，对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主流城市社会学展开批判。他把“矛头直指大多数研究中狭隘的经验主义，直指他所抛弃的主流理论问题及对主流原则的争论，直指依然保持着主导地位的陈旧而众多的美国主题”。他通过对美国城市社会学的批判，致力试图重建城市社会学。

卡斯特尔认为，一个具有学术性的学科应当形成一个“理论对象”，但城市社会学至少还不具备这样一种理论对象。城市的建设不断受到政治权力结构或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的制约，这种结构塑造着城市，决定着城市的兴衰。因此，只有把城市置于一个广阔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中进行分析才能理解城市，而马克思主义正为这种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

他认为，后资本主义时期的城市改变了以往的功能。过去的城市是生产或交换的中心，但现在却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场所。只有劳动力可以再生产时，资本主义才可能延续，但资本家却不会关心劳动力的再生产，这一过程只能依赖于国家。国家通过提供大众住房、公共交通、医疗、教育、休闲娱乐等方式，维持现有的劳动力，并创造一代代健康、有技术、社会化的新生劳动力，并且以这种方式保证持续有效的资本积累。换言之，国家机器通过资本的积累和集中实现自身的强化，但这一目的是隐含在整个社会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集体物资供应的过程中。这种由国家集体提供的劳动力能量和技能的再生产所需的服务以及物资供应就是所谓的“集体消费”。这种“集体消费”不同于一般的个人消费，卡斯特尔把它的增长与国家角色联系在一起，并把它确定为城市社会学的一种适宜的“理论对象”。但是，这种“集体消费”的提供不可能没有问题。他认为，“集体消费”总是对应着居住在某一个空间区域中的人。当国家控制着这种物资和服务的大批量集中供应时，诸如大众住房的质量、医疗保障的标准、公共交通的性质等都可能会引发民众对这种集体消费模式的抗议，引发要求改善都市生活条件的社会运动，卡斯特尔认为，这些抗议如果与工人阶级运动联系起来，就可能形成革命性的潜在力量。这样，国家掌握的这种物资供应与服务实际上都政治化了，城市围绕着“集体消费”就形成了自身的政治领域。

在社会学领域中，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无疑是一位相当重视时间-空间研究的学者。他致力于重建社会学理论体系，在他庞大复杂的结构化理论中，时间与空间总是处在一个相当突出的地位。吉登斯分析现代状况的主要特点，即“时间和空间问题在其中起着主要作用”，“时间和空间问题是吉登斯解释现代状况特征的特殊方式”。

吉登斯时空看法的哲学基础是海德格尔时空观念。海德格尔在反驳康德时间、空间观念的过程中阐述了自己时间观点（与之相关的是在后牛顿物理学中发展起来的时空分析）。根据康德的观点，时间与空间都是虚空的范畴（empty categories）。对于空间来说，这符合我们的经验，某物从一个地方移开，那么这个地方就空了。康德认为，时间也是这样，因为时间与空间是通过直觉（intuition）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空间观暂且不论，海德格尔对这种时间的观念进行了反驳。他认为时间不同于空间，尽管在本质上它与空间有意义上的重合，但时间并不是把某个物体装载、容纳在其中的环境，或者是观念的直观表达。实物不只是存在于“时间之中”，时间是“物体的性质”。时间不能等同于变化，只有居于时间之中的连续性，才使物体获得自身。这是所有存在物的地平线，它体现了人的“此在”（Dasein）通过当下性（temporality）而发现自身的意义。总之，海德格尔认为哲学必须回归到对人的问题的讨论，重新探索穿越时间的“原始地平线”。从这一点来说，人类只是存在于时空中的现在。吉登斯同样把个体在时空中的活动看做是生存或消失的过程。也就是说，个体同他人的相互关系始终是在确定的背景下以物质形式存在的。在这里，吉登斯引用了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认为人体是行为和意识中心的观点，还有戈夫曼（Erving Goffman）关于人体在现实中的位置和人脸在表达和交流过程中的首要地位的研究，来说明人类所遇到的基本领域——连续性、位置等。

从某种意义上说，康德的时空哲学表达了现代或西方社会发展的特定状况，而海德格尔试图揭示的是时空本身的普遍特性。这样，那种普遍认为的时间是事件从过去到现在的某种流动，时空可以测量，可以与物体的存在、人类的活动相分离的观点，只是特定历史文化发展时期的某种假设。

在海德格尔讨论的基础上，吉登斯认为社会理论需要重新考虑时间与空间如下四个要素：

1．首先从根本上要运用海德格尔的观点，时间是社会活动的构成形式。社会事物或制度的当下性并不是由某种内在趋于变化的倾向给定的，就像通常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认为的那样，人类在本质上是历史的。

2．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看待时间的方式不同。时间并不是依靠测量就可以确定的东西，通过跨文化的比较可以看出，不同文化系统存在着不同的时间概念。传统文化中，时间性是一种过去与现在不可分离的经验，现代文化中，则保持着标准化、形式化的计时模式，这两者的时间性有着很大的区别。

3．可以用列维-施特劳斯的“可回转的时间”（reversible time）来补充线性时间的概念。可回转的时间是重复的时间，它具有作为再生产的时间性（Reversible time is time as repetition, temporality as reproduction）。在有时钟的文化中，重复的时间是以回转的时钟作为象征。不论怎样，许多文化都是受到严格的时间模式支配，日常生活就是事件与活动的重复。

4．至少对于社会理论的目标来说，空间最好被理解为一种互动的情境（settings of interaction）。这里所说的情境不仅涉及活动的区分（distribution），还涉及各种活动得以进行的场地之间的协调合作（co-ordination）。这样的调配总是涉及时间与空间，涉及给予社会活动以特定形式的日常重复的方式之间的联系。

吉登斯认为，有必要重新定义地理学的“地方”的概念。地方不仅仅是指空间上的点。在他的结构化理论中，他更倾向于用“场所”一词指代互动背景的空间。互动不仅是时间上的推移，而且也是在空间中的留驻。场所是互动发生的物理空间。在一个场所中，行动者不仅显示其存在，与别人建立关系，同时他们也利用实践的库存知识来解释场所的情境。这样的解释使其具有了相关的框架、实施策略的正确程序及其随后的举止和谈吐的主要形式。

在这种互动情境中，各个他者的客观在场（the physical presence）构成了戈夫曼所说的“共同在场”（co-presence）。在共同在场的环境中他者之间的互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社会生活的最基本的空间组织。没有哪一个社会系统在互动的方面不是融合着在场与不在场。吉登斯提醒说，“不在场的他者”包括他们的“时间中的不在场”，以及“空间中的不在场”。

吉登斯主张通过“在场”与“不在场”的相互渗透，来把握个人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上的运动。人的身体的定位以及身体与广泛的社会之间互动交流形成了这种渗透。每一种新的技术都在转变在场与不在场之间的相互融合状态，记忆的储存和影响现在的方式，转变了长时段的重大社会制度被吸收到偶变性社会行动中所借助的那些方式之间的相互融合方式。

此时必须考虑身体的空间性。身体是一个处在实体世界和各个他者互动这两者之间关系中的实体的形式。面部的意味，身体前面与后面之间的差异，渗透到所有互动的形式中。在最基本的感觉中，身体的空间性在定义身体的“在场”的感觉媒介中得以表现。

吉登斯理论中的关键概念是“结构”，他力图沟通结构的二重性（the duality of structure），即行动者（active agents）利用结构，并且在利用结构的物质时改变或再生产了这个结构。他认为，社会实践的结构属性可以分解为规则与资源，即，结构可以概念化地分解为行动者在跨越空间和时间的互动情境中利用的规则和资源，两者都与制度化的具体生活形式紧密相联。在吉登斯看来，结构就是以重复循环的方式进入社会再生产的规则和资源的总体之中。结构是社会实践的工具和结果，也就是说，结构是实践的组成部分，反过来，只有当行动者的实践产生结构时，结构才存在。吉登斯甚至根据结构属性的嵌入尝试和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延伸，根据结构属性或多或少的形式特征和认可程度来做出区分，但他决定反对把结构看做外在于行动者的某种东西。除了行动者对自身日常活动所做事情的认识之外，结构没有独立的存在。正是使用这些规则和资源，行动者在空间和时间中维持并再生产了结构。

在他看来，大多数的社会理论都没有认真地考虑社会行动的时空特征。那种认为时间与空间只是社会生活环境的观点强化了学科之间的界限，历史学重视时间，地理学则关注空间，而其他的社会科学往往忽略了这两个因素，而事实上“时间和空间是社会科学极为基本的问题”。他的结构化理论始终把时空关系看成是社会系统构成的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