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现在，让我们来进入本文的结论部分。此前，我们已经证明了，梅洛-庞蒂为了给意识朝向世界的原初开放加以奠基，他用自己的“沉默的我思”概念代替了笛卡尔式的“我思”概念。同时，意识对于世界的原初开放拒斥了在真理概念上的自然态度；相反，在观念论中，这一真理概念将世界完全还原为意识构造活动的产物。通过拒绝经验论和观念论都预设的关于真理概念的自然态度，梅洛-庞蒂先验现象学的基本目标似乎已经达到了。

然而，当我们仔细思考具体自我意识的统一时，可能会发现，我们所需要的这一统一体的综合是很含混的。在《知觉现象学》的前言中，梅洛-庞蒂认为：“极端反思是关于自身对未反思生活之依赖的意识。”（《知觉现象学》，第ix页；第xiv页）含混的问题恰恰在于，在这里被刻画为“依赖”的这一关系。在前一部分中，我们已经证明了梅洛-庞蒂对于世界之超越性的强调，因为这构成了在前对象自我意识统一中维持差异环节的必要条件。尽管如此，世界作为自我意识统一体条件的可能性本身却基于该自我意识的具体化。以这样的方式来解释“依赖”关系，能够通过梅洛-庞蒂“沉默的我思”概念在《知觉现象学》中的体系性地位获得支持。特别是，梅洛-庞蒂认为，他的具体自我意识理论构成了“现象学的现象学”，尽管这并不必然要退回到笛卡尔式的认识论传统中。

尽管如此，在对于自我意识的说明中，梅洛-庞蒂专门将“依赖”关系界定为“奠基”（Fundierung）关系。这意味着世界的超越性将不仅仅是具体自我意识的必要条件，而且更是它的最终基础。对于他来说，具体自我意识的形成，是我们的原初（知觉）意识与超越世界之间关系的自我显示。很明显，“奠基”关系不仅仅会破坏笛卡尔式“我思”概念带来的自我封闭，而且同样会极端地削弱自我意识概念本身的体系性价值。

的确，梅洛-庞蒂对于“沉默的我思”概念的体系性价值的界定是不连贯的。大部分评论者认为，《知觉现象学》的第三部分并未摆脱观念论。根据我们的分析，对于《知觉现象学》的这种评价过于仓促，而且很难得到辩护。依靠他发展出的前对象性的具体自我意识概念，梅洛-庞蒂可以区别于（康德式的）观念论——他将这个观念论解释为一种基础主义。然而，与他极端的发生现象学概念相比，他在《知觉现象学》中所发展出来的先验现象学理论还有待修正。其中的核心问题在于，在多大程度上通过超越性世界的“奠基”是必需的。另一方面，即使在《知觉现象学》中，梅洛-庞蒂的“沉默的我思”概念具有明显的缺陷。虽然他对于这个缺陷的解决有所暗示，但是他在强调自我意识的沉默特征的同时，揭示出了一种理论上的不足——在作为基础的具体自我意识之中，解释其所涉及的意识形式的理论不足。换言之，如何把握前面所提到的“超越性运动”成了一个明显的困难。当然，在此我们将无法处理这两个问题。对于我们当下目标而言，我们满足于获得如下这个初步结论：在《知觉现象学》中，梅洛-庞蒂的先验现象学概念不应该被视为是近代观念论的残余；相反，就作为对观念论的批评而言，它具有自身独立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