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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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出土的石刻史料

民国以来新出土的石刻史料现在越来越蔚为大观,特别是墓志,增加的速度惊人。

石刻作为文献材料的同时,往往也是一种书法作品,有的还出自书法名家之手,特别是碑刻,更是如此,墓志也不乏其例。正因为如此,所以一些盗墓比较猖獗的地区,如河南洛阳一带,从民国初年到今天,大量的墓葬被盗掘,许多墓志通过数次转手,或经地下交易,或经古玩商店,流入民间收藏者的手中。民国年间,一些有见识的学者、官员大力收购,其中出土最多的洛阳地区的墓志,主要为坐落于新安县铁门镇的张钫千唐志斋、陕西三原县于右任鸳鸯七志斋(后归碑林博物馆)、江苏苏州李根源曲石精庐所收藏,其中以千唐志斋收罗最富。此外,一些公立机构如图书馆或博物馆,也有多少不等的收集,如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西安碑林博物馆、河南省博物馆等处,都有收藏。

这些民国年间出土的碑志材料,大多有拓本流传,虽然各个地方收藏的拓本质量相差很大,但作为文献来说,这些资料对于学术界并不陌生。像千唐志斋就曾有整套的拓片出售,许多学术机构都有收藏,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就曾整理过所藏千唐志斋的拓片目录谭两宜编《千唐志斋藏石目录》(上、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期,1979年,27—92页;第2期,1980年,29—69页。。但一张张拓片要展开阅读并不那么容易,特别是要把这数千张拓片都看一遍,也不是每个学者都能做到的事,所以解放前的研究者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些资料。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些收藏陆续有了整理,有的以图录的形式整体刊布出来:

《千唐志斋藏志》上下册,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洛阳地区文管处编,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计收墓志1360方,其中唐代墓志1209方,主要是1920—1930年代洛阳出土。此书出版后,池田温先生撰书评介绍其内容和价值《东洋史研究》第44卷第3号,1985年,137—144页。,吉冈真编制了《<千唐志斋藏志>墓主人名索引稿》《广岛大学东洋史研究室报告》第7号,1985年。,并撰《<千唐志斋藏志>关系文献调查概要》横山英等编《中国社会史的诸相》,劲草书房,1988年,235—269页。,此外还有一些订正之作王其祎、李志凡《<千唐志斋藏志>图版说明地名纠谬》,《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3期,247—248页;王七一《<千唐志斋藏志>纪年未详墓志考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74—77页;鲁才全《<千唐志·孙瑝妻李夫人墓志>图版说明辨证》,《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5辑,1997年,147—151页。。其实,据说这部书的拓本是为出版这部书时才拓的,其时碑石都已镶入墙中,有些边缘的文字拓不到,所以拓本质量远不如一些学术单位所保存的千唐志斋藏志拓本。

《鸳鸯七志斋藏石》,西安碑林博物馆赵力光主编,三秦出版社1995年出版,计收汉至宋石刻317件,其中墓志307方,主要属魏晋至隋唐时期。石兴邦先生有《<鸳鸯七志斋藏石>评介》《碑林集刊》第5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277—278页。

《曲石精庐藏唐墓志》,李希泌编,齐鲁书社1986年出版,计收唐朝墓志94方,均为洛阳出土。吉冈真有《<曲石精庐藏唐墓志>叙录》《福大史学》第46·47号,1989年,249—272页。,鲁才全有《<曲石唐志目>校补》《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3辑,1994年,150—160页。

对于1949年以前收集的拓本汇集影印的书也在不断出版,其中最重要的是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100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1991年出版,其中第11—35册为唐朝,共3182方,主要是北图所藏解放前出土碑志的拓片参看吉冈真《北京图书馆藏唐代墓志拓本管见》,1992年广岛大学研究报告书,非卖品。。此书八开本,一页一张拓本,一般来说,墓志都可以看清楚,但大型的碑石,也用一页一张,则有些碑石的文字已经小得无法看清。而且,北京图书馆作为国家博物馆,收藏丰富,同一碑石往往有帖本的拓片,往往质量更佳,但这本书追求一页一张的格式,所以许多北图所藏更好的拓本没有收入,这是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应当注意的。而对于那些看不清楚的文字,可以根据本书提供的馆藏编号,到今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借阅原拓。有《索引》一册,1992年出版。

《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1函6册,赵万里编,科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是一部影印质量很好的合集,除去重复,计收墓志609方,主要是北魏、北齐、北周和隋朝的,只有拓本影印和考释。

《唐代墓志汇编附考》,18册,毛汉光主编,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4—1994年出版。该书按年代编排,每册100方,共1800方,主体是1949年以前发现的墓志,也根据大陆的考古报告,收录部分新出土墓志。图版以史语所藏拓为主,图版之外有录文、注释、石刻题跋著录资料汇录。除据拓本录入外,兼收《全唐文》等总集、别集中的墓志。这部书校录精审,收录全面,参考文献齐备,可惜因为版权等问题,未能进行下去,至开元十五年《吉浑墓志》止。

此外,饶宗颐编《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年),所收墓志都是解放前出土,原石存开封市博物馆,共388方,其中唐代部分共369方参看吉冈真《フランス极东学院藏唐代墓志拓本绍介》,《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第43号,1983年,140—160页。。又,王锦厚等主编《辽宁省博物馆藏墓志精粹》(文物出版社与日本中教出版,2000年),所收也是辽宁省博物馆藏历代墓志旧拓精品109方,其中魏晋至隋唐墓志55方。还有一些大型图录或录文集是包含解放前后的资料,我们放在下面有关解放后的部分一起介绍。

从1949年到1980年代末,随着基本建设和城市发展,许多城市周边的墓葬由考古工作者做了清理和发掘,其中发现的墓志大多数保存在各省、市、县的考古所、文管所等单位,拓本流传在外的很少,而有些大一点的墓葬发表过简报,大量的普通墓志没有经过报道,即使是在简报中发表,有时也只是简单地摘录墓主人身份、埋葬年代等词句,全文没有发表。1990年代以后,墓志又开始大量出现在古董市场,为公私收藏者所得的原石或拓片数量剧增,这其中大量是珍贵的文献资料,个别也有一些赝品或翻刻复制的拓片,所以应当有所留意。

同样是从1990年代开始,一些大型的石刻文献图录、图版附录文的合集、只有录文的文献合集等著作开始大量出现,其中也有不少重复劳动,但现代出版也由于制图、排版技术的革命性变革,出版社好大喜功,愿意出版大部头的著作,哪怕是重复劳动,也在所不惜。这样就苦了我们学者和研究生,要仔细去对比本是一方墓志的三、五个照片和几种不同的录文。我这里尽量给出各种不同合集的异同,以节省大家的翻检之劳。叙述的顺序大体按照一种书第一本的出版时间先后,以看出一个学术史意义上的先后。有些方面只能分组叙述,以免过于零散。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30册,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总编辑委员会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1992年出版,收河南、陕西、北京、辽宁、河北、山西、江苏、山东、新疆等地解放前后出土的隋唐五代墓志拓本图版,并有出土情况等简要解说。另有北京大学册,增补他处没有的北大藏品,总计收录5050方(重复和志盖除外),其中唐朝墓志共4964方参看张忱石《<隋唐五代墓志汇编>举正》,《出土文献研究》第3辑,1998年,274—298页;孟宪实《<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新疆卷>评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93年第1期,7—13页;宋英《<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一、二册“图版说明”补正》,《人文杂志》1995年增刊2期,43—45、17页;程章灿《<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著录订补》,《石学论丛》,大安出版社,1999年。,除了河南部分的大多数与千唐志斋等旧拓重复外,陕西等地的许多墓志都是第一次显露真容。

《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计收836方,唐朝墓志共646方,其中解放前出土的有509方,解放后137方。洛阳地区是新出墓志的一个集中区域,有关的整理成果也在不断出版,主要的有:《洛阳新获墓志》,李献奇、郭引强编,文物出版社1996年出版,收洛阳出土历代碑志183方,其中东汉至隋唐墓志110方,均为新近出土参看任昉《<洛阳新获墓志>释文举正》,《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5期,38—46页。。《洛阳新获墓志续编》,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乔栋、李献奇、史家珍编,科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收洛阳新出墓志304方,唐代258方。《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洛阳市文物局编,科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收录北魏墓志近300方,并将能寻到的伪志73方加以重新核实,附录图版二百多幅。《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杨作龙、赵水森等编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出版,收北魏至清墓志170余方的拓本及释文,其中唐代47方。《邙洛碑志三百种》,赵君平编,中华书局2004年出版,收录308方碑志拓本,除少数为汉至隋的碑志外,其余多是唐代碑刻和墓志,据编者在洛阳地区历年所获拓片编成。《河洛墓刻拾零》2册,赵君平、赵文成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出版,收录汉至清代墓志碑刻509篇,其中以唐志最多,也是据作者藏拓编成。以上两书中有不少流散在民间的洛阳出土石刻材料,非常珍贵,如新出景教经幢即在其中。

《唐代墓志汇编》上下册,周绍良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共计3607方,多数为解放前出土,只作录文,是有关唐代墓志的首次大规模的校录结果,嘉惠士林书评有鲁才全《读<唐代墓志汇编>札记》,《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3辑,1994年,64—68页;胡可先《<唐代墓志汇编>残志考》,《文献》1996年第1期,158—170页;吴玉贵《<唐代墓志汇编>重收墓志举证》,《原学》第5辑,1996年,187—195页;曹汛《<唐代墓志汇编>残志辨证》(上、中、下),《文史》第46—48辑,1998—1999年,87—102、91—106、155—171页。。《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周绍良、赵超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共计1576方参看斋藤胜书评,《东洋学报》第85卷第1期,2003年,65—90页。。两者都附有包括志文中出现的人名索引,极其有用。

《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赵超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初版,2008修订本。计收墓志565方的释文,是迄今收载此时段墓志数量最大的合集。

《昭陵碑石》,张沛编,三秦出版社1993年出版。收昭陵出土碑石115件,其中唐墓志46方,均为新近出土。本书所收多为大型碑石,八开印制,图版清晰,录文也下了工夫,把原录和补字用不同字体表示出来,用心极佳。使用时,可参看陈尚君、黄清发书评《唐研究》第6卷,2000年,425—430页。又参看牛致功《对唐史研究的重要贡献——<昭陵碑石>评介》,《史学月刊》1995年第5期,117—118页。

①《昭陵碑石》是三秦出版社有关陕西碑石丛书之一种,大概是做得最精的一本。这套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主编的丛书“陕西金石文献汇集”已经出版的还有:②《咸阳碑石》,张鸿杰主编,1990年,收入西汉至民国碑刻325种;③《安康碑石》,张沛编,1991年;④《高陵碑石》,董国柱编,1993年,收北周至民国碑石97通;⑤《华山碑石》,张江涛编,1995年,收录汉至民国碑石306种;⑥《楼观台道教碑石》,吴钢主编,1995年,收录84通;⑦《汉中碑石》,陈显远编,1996年,收347方碑石,还有5件砖铭和钟铭;⑧《重阳宫道教碑石》,刘兆鹤、王西平编,1998年;⑨《潼关碑石》,刘兰芳、张江涛编,1999年;⑩《澄城碑石》,张近忠编,2000年,收录碑石112件;⑪《咸阳碑刻》,王友怀主编,收汉至民国碑石325通,2003年;⑫《榆林碑石》,康兰英主编,2003年;⑬《户县碑石》,吴敏霞主编,收西晋至民国257通,2005年。这些书都是32开本,图版没有使用铜版纸,所以不够清晰,但它们收录一个地方古代到民国时期的所有碑石,往往有外人所不经见者。

《全唐文补遗》第1—9辑,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吴钢主编,三秦出版社1994—2007年陆续出版。所收唐文主要是石刻史料,计6872篇(有重复),但主要是墓志,而且价值最大的也是墓志。第8辑为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编。第9辑收录500件敦煌文书,分为赋、状、书、启、牒等类。编者得地利之便,并广泛联系地方考古单位,获得大量新出墓志拓片,所录文字,有时胜于已刊录文,但新录的墓志,则也有问题陈尚君关于第1、2辑的书评,《唐研究》第3卷,1997年,471—475页;蒙曼关于第3至6辑的书评,《唐研究》第6卷,2000年,431—435页。。《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吴钢主编,三秦出版社2006年出版。所收均为1990年以后千唐志斋新入藏的墓志,计唐墓志527方,附录北朝至清代墓志57方。

《新中国出土墓志》是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由中国文物研究所与地方相关部门合作实施,王素先生具体负责,文物出版社出版,以下按出版时间先后略加说明。①《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壹]上、下2册,1994年出版,为河南北部和中部41县市出土墓志460方,唐朝共83方,但所有图版与《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河南卷》相同,只是增加了录文参看荣新江书评,《唐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557—560页;任昉、王昕的评介,《中国文物报》1995年7月16日第3版。; ②《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壹]上、下2册,2000年出版,收陕西出土历代墓志448方,其中魏晋至隋唐墓志135方参看荣新江《评介》,《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1年第11期,21—24页。; ③《新中国出土墓志·重庆》,2002年出版,收墓志(碑)174方,其中主要为明清墓志;④《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贰]上、下2册,2002年出版,收墓志(含少量买地券)366方,其中唐代墓志41方,绝大部分未曾发表;⑤《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贰]上、下2册,2003年出版,收墓志(砖)468方,其中北魏至五代墓志超过300方;⑥《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壹]上、下2册,2003年出版,收墓志411方,其中唐代墓志43方,绝大部分未曾发表;⑦《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北》[壹]上、下2册,2004年出版,收入东汉至民国墓志450方,唐代104方,约90%为首次发表;⑧《新中国出土墓志·江苏》[壹](常熟)2册,2007年出版,收入唐至民国墓志323方,唐代29方;⑨《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叁](千唐志斋[壹])上、下2册,2008年出版,收入北魏至明墓志350方;⑩《新中国出土墓志·上海、天津》上、下2册,2009年出版。这套书有拓本和释文,兼有部分考释。

此套书包括录文和图版,有关于出土地的解题,收录范围从魏晋到明清,所以规模庞大,凡1949年以后出土的墓志均收,但由于墓志收藏单位极其分散,有的地方文物部分也希望先出版独立的墓志合集,再收入《新中国出土墓志》,所以本书与其前后出版的类似著作有些重复,我们要关注的是那些不重复的部分,还有就是后出转精,本书的录文也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进步。

《西安碑林全集》,共25函、200卷,高峡主编,广东经济出版社、海天出版社1999年出版,收西安碑林博物馆所藏魏晋至隋唐石刻(石经除外)1000余件,其中墓志近700方,超过半数为新近出土。然而,本书为高价书,又非专业出版社出版,所以在学术界的利用率很低,但实际上这部书的拓本质量很好,而且碑林重要的石刻均在其中。

《全隋文补遗》,韩理洲辑校编年,三秦出版社2004年出版,其中包括出土墓志。

《全唐文补编》3册,陈尚君辑校,中华书局2005年出版。增补唐文6500余篇,虽然不收《唐代墓志汇编》已收录的墓志,但作者增补的碑志材料也不少。

《汉魏六朝碑刻校注》8册,毛远明编著校注,线装书局2009年出版,共著录2007年底以前所有公布的汉魏两晋南北朝各类碑刻近1400通,并从语言、文字、音韵、训诂、历史、地理等多方面对石刻进行了校勘考释。

《隋代墓志铭汇考》6册,王其祎、周晓薇编著,线装书局2007年出版,共收录了643方隋代墓志(不含塔铭、塔记、砖志),其中有230方未见著录辛德勇书评,《书品》2008年第4辑,95—127页。。全书体例为先图后文,对每方墓志包含的卒葬时间、行款书体、撰书人名、志文标题、志盖标题、形制纹饰、出土时地、存佚状况、主要著录情况等信息,都有交代,并对每方志文标点校录,附有相关金石书的著录和研究文献的相关考证和编者的评语。本书体例仿毛汉光《唐代墓志汇编附考》,是目前整理墓志的著作中学术含量最高的一种。

《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西安碑林博物馆编,赵力光主编,上、中、下3册,线装书局2007年出版,收录了1980—2006年期间西安碑林博物馆入藏的后秦至元的墓志381方,绝大多数属首次公布,其中唐代墓志多来自山西南部,即泽潞一带,是研究中晚唐这一地区的重要史料群。

事实上,现在各地都在整理地方出土的石刻材料,因为数量太多,我这里不能一一列举,只选择一些例子。如《山西碑碣》,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收从汉至元碑碣112通,每通均由简介、拓本、释文三部分组成,是有关山西石碑的较好文本;《武威金石录》,王其英主编,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收录武威地区出土石刻,包括新出土的墓志,其中如1997年在武威市高坝镇发现的开元十四年(726)合葬墓所出《翟舍集及夫人安氏墓志》,是我们研究武威等地胡人情况的重要史料,此前未见发表;《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藏墓志拓片》,王鑫、程利主编,燕山出版社2003年出版,收西晋1方、北齐1方、唐代墓志42方、辽代15方、金代11方、元代6方、明代184方、清代12方,只有图版和墓志出土情况的提要;《宁夏历代碑刻集》,银川美术馆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收前秦到民国宁夏地区的102件碑刻拓片或照片;《沧州出土墓志》,沧州市文物局编,科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收录墓志108方的图录及录文。这些集中在某一地区的墓志,对于我们研究地域社会史,是很好的集合史料。

也有学者或单位做某个专题的辑录,如《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刘景龙、李玉昆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出版。《北京图书馆藏龙门石窟造像题记拓本全编》,吴元真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收录国家图书馆馆藏龙门石窟中造像记、造像题名,共2016品,下有简要文字说明,按朝代的先后顺序编排。《房山石经》,30册,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编,华夏出版社2000年出版,影印北京房山所存石刻佛经,其中1—5册为隋唐刻经,6—28册为辽金刻经,29册为明代刻经,30册为目录索引,其中以辽金刻经最重要。又《房山石经题记汇编》,北京图书馆金石组、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石经组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出版,是抄录石经后的题记的,历史价值较高。《巴蜀道教碑文集成》,龙显昭、黄海德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巴蜀佛教碑文集成》,龙显昭主编,巴蜀书社2004年出版。《泉州宗教石刻(增订本)》,吴文良著、吴幼雄增订,科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泉州伊斯兰教石刻》,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编,宁夏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收录泉州发现的伊斯兰教碑刻(主要为教寺与墓葬建石刻)共200余方,包括碑刻照片、原碑古阿拉伯文或波斯文移录、汉译和说明。

周边地域的石刻材料,一般来讲收集比较困难,史料价值也相对较高。这类石刻史料的整理著作,可以举几个例子:《辽代石刻文编》,向南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有近400篇的录文;《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侯灿、吴美琳著,巴蜀书社2003年出版,是吐鲁番出土墓志的集大成著作;《吐蕃金石录》,王尧编译,文物出版社1987年出版,收录吐蕃时期的金石文献,有碑刻10件、钟铭3件,且均有录文;还可参看《古代西藏碑文研究》,李方桂、柯蔚南著,王启龙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耿世民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中国回族金石录》,余振贵、雷晓静主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选编有关回族的碑记440篇。

虽然还有大量的有关石刻的图录、录文集没有提到,但已经可以看出最近二十年来石刻文献整理的成果之巨。在丰富多彩的出版物背后,也有很大的隐忧,就是许多工作做得不到家,拓本重复影印,辨伪工作不够,录文大多没有校记,许多材料来源交代不清,像《唐代墓志汇编》那样交代所据拓本或照片的来源,像《隋代墓志铭汇考》把前人研究成果尽可能汇聚起来的著作,实在是不多见的。那么我们一方面只好自己翻阅、比对,要利用的材料需要核对不同的拓本图版,文字也需要核对几家录文,对照图版,择善而从。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拓本的质量可以说有天壤之别。比如洛阳出土唐咸亨元年(670)《康敬本墓志》,原为千唐志斋藏石,《千唐志斋藏志》、《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所刊图版相近,均为残泐之本,《唐代墓志汇编》据以释录,缺字很多;唯《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所刊图版为善拓,文字比较完整,《全唐文补遗》大概即据此图版释录,所得文字较《汇编》为多具体的文字对照,见史睿《金石学与粟特研究》,荣新江与张志清合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34—40页。。我不知道原石藏在千唐志斋,其拓本各处多有,为何只有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所编《辑绳》用了这个善拓?我想其他一些收藏单位也应当有同样的善拓,只是发表的时候没有仔细校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