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今年是我的“知天命”之年，也是我从事学术研究整二十年。回顾这二十年，有许多感慨，却无以言表，因为它们并不清晰。既然整个中国社会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我自己思路不清自然也是可以原谅的。有时我自我设想，如果我从一开始就追随西方社会学、心理学或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我现在做什么研究；如果我这二十年下来在这个研究上做几年，那个研究上做几年，就这样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我现在该换到哪里去了；如果我当年为了改变生活境况，急于上职称，我是否会力争当主编、编教材或发表一堆应景式的论文。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科学的恢复和重建，上述研究方式是非常常见的。可是，一切只因为我于20世纪80年代在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读研究生期间，偶尔读到了一份油印本的海外华人学者关于社会与行为科学本土化的讲稿，进而彻底改变了我的学术命运。尽管我如今自定的学术道路同本土化之间有意识地保持着距离，但在大方向上，这毕竟也是一条不归的路。我至今也不能肯定，这样的改变意味着什么，是好还是坏？是对还是错？

平心而论，我不勤奋，甚至慵懒，唯一能做到的是慢慢腾腾地坚持住自己的志业，借用西方人对做学问方式的一个比喻，有点像“穿山甲”。也就是说，当我选择了自己感兴趣的研究主题后，我大体能做到心无旁骛，直奔一个目标而去。当然心烦意乱，羡慕他人快速蹿红之心多少也会有的，只可惜自己能耐不够，性格也不行。我不太关注社会热点、不跟风、不懂形势变化的意味，或者在根本上不热心于其他人眼中的重大课题，但乐于把热点、形势和风头放在我的主题中来思考。我比较固执地认为，中国社会最重要、也最值得关注的议题就是“关系”和“权力”。这两个概念既是中国人的理论问题，也是中国人的实践问题，更是中国人将其理论应用于实践的问题。所以在我看来，整个真切的中国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市场及其实践大都是围绕着这两个概念展开和运转的。我们也许有理由认为，中国社会还有其他许多重要的问题。但我的浅见是，其他重要问题是所有人类文明的问题，未必单是中国人的问题；反过来说，我们也有理由质疑，关系与权力的问题也不仅是中国人的问题，而是所有人类文明的问题。可我的观点是，由于其他社会有凌驾于其上的宗教与制度，所以它们在其他文明中很难大行其道。可见，设立各式各样的制度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而跨越各式各样的制度则比较特殊地是中国人生存与发展的基础。那么，什么途径或方式最容易跨越制度呢？自然是关系与权力。我们可以说，中国人的现代化历程就是一个因受西方文明冲击而重建中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之制度的历程，只是因为关系与权力的顽强运作，此一历程不但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可能被其融化，甚或可能发生拐弯。

本书是《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一书的续集，取名为《中国人的关系原理：时空秩序、生活欲念及其流变》是想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探讨关系与中国人及中国社会之关系，内容包括关系研究的视角，关系生成的社会基础、关系概念的辨析、关系的建构及其运行法则、关系与权力及官僚体制之间的勾连、中国人的公平观念、情爱欲望以及上述所有在现代化中的变迁。编写完整本书后，我产生了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中国人的关系与权力在理论和实践上有一个基本的特征，即它们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限延伸的：首先血缘关系是由遥远的祖先和无尽的后代构成的，所谓“传宗接代”、“香火不断”、“子孙连绵”，是没有尽头的；其次地缘关系也可以逐步放大，直至天下，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祖国处处有亲人”；再次，朋友关系是因人与人的亲密性或互惠性连接的，由于它超越了血缘和地缘的限制，实现了更多个体间的连接，便可以做到四通八达，所谓“人托人，接上天”，“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关系没有边界，会引发处于关系网络中的权力也无法限定，它是扩散的，广泛的，可转移的以及流通的。从纵向上看，权力要在信得过的关系中传递，因此要有接班人，一代又一代，自然是个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事业；近来公务员中出现的父子或家人“权力世袭”也被网民热议。再从横向上看，权力在中国还体现出其无边无际的影响力，所谓“横行霸道”、“一手遮天”、“狐假虎威”、“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说的都是这个意思。而中国思想的核心所体现的“上善若水”之比喻，则令人想到水之穿透和渗透的本领；再者，“天人合一”依然是一种贯通的哲学思想，以示天与人两个范畴不设界限。凡是读过康有为《大同书》的人都会记得，他的大同理想就是“无界”；而孙中山推行的“天下为公”也正好印证了中国社会有无限宽广的“公道”、“公心”、“公平”及“大公无私”，但没有公共领域，因为后者需要同私人生活之间界限分明。更加奇特的是，中国人的情贫也不限于人世，面是可以同神、妖、狐、鬼搞到一起……所以，向往“无疆”、“无限”、“无穷”、“无尽”、“无极”，乐于“包容”、“打通”、“融通”、“贯通”、“变通”、“渗透”实在是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一个特质。有趣的是，这个特质在今天竟然因互联网的发展变得更加可行了。互联网的出现是对西方文明的一个挑战，而对中国文明恰恰是一个补充。互联网上的规范不容易建立，就如同关系可以突破制度一样，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在无形中还告诉我们，大凡关系和网络，无论其表现形式有何不同，也无论是否涉及文化差异，本质都很近似。还有一个更为有趣的问题是，互联网的“无序”未必同关系与权力的“失范”殊途同归。它们在真实和虚拟网络中各自畅通无阻的个性，导致的是此消彼长的制衡关系，也就是说，现实中的关系和权力之运行有的时候会受到互联网上放肆言论的制约，反之，权力与关系的无限延伸也可能抑制住互联网上的众声喧哗，即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那个是道，那个是魔，我说不清楚。不管怎么样，有了自己的对手，我以为，改变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机会就在这里了。

收集在这里的论文，大部分曾散见于海内外中文学术期刊，时间跨度约有八年。借本次出版，进行了修改与调整。因为它们本来独立成篇，所以免不了有叙述上的小部分重合，各篇之间的观点也难免完全统一，说明它们是在不同时段写成的，有一个思索与再思索的过程。单看各篇内容，它们讨论的议题虽各有侧重，其实总体上都在不停地回答“关系是什么”，“关系和权力的关系是什么”、“中国人的欲望、理想与幻想是什么”、“它们如何释放和运转”以及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理论在哪里等问题。无疑，这些问题对于我们历史和现实地认识中国人与中国社会是至关重要的。可是，不知为什么，我每次在写作的时候，都有一种一个人在战斗的感觉。当然，目前我国台湾、香港地区乃至关注中国问题的西方社会学、心理学及人类学乃至经济学界的学者也在讨论“关系”问题，前者已经提炼出了“关系主义”和“儒家关系主义”等概念，后者有现代化研究和社会资本理论等。但我个人倾向于，就前者而论，“关系”是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特征，不是儒家的表述，也不是儒家影响下的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表述。“关系”可以同儒家思想对接，但也可以同中国人所谓“关系学”（指一套“搞关系”的技巧）对接。显然，关系实践之套路是很势利，也很实利的，同儒家思想之间没有直接地被影响的关系，反倒是正统的儒学捍卫者在官场上也是吃不开的。在中国内地，关系的重要性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实证研究报告也不算少，可有见解的理论鲜见，正好同台港社会科学界构成了反差。而就后者而论，目前受“社会资本”概念的引导和冲击，似乎西方的社会资本理论变成了中国内地研究关系的理论来源。虽说这两者有部分相关，但根本上不是一码子事。照搬西方理论概念到如此地步，是中国社会学没有形成自己理论的主要原因。我的研究处于三面夹击之态势。而守住我自己的立场，发出另一种声音，也未必是什么坏事，恰好可以反衬出它的价值所在。因为这样可以在一个广大的学术圈（包括西方社会学界）内构成对话的可能，有助于找到彼此的共同点、差异和研究重点及探讨方向的不同。同时，撇清了“关系”同儒家或社会资本的异同，还有助于我们清醒地意识到，“关系”不是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我已经说了，制度的本身是对关系的遏制。这就意味着，凡是需要制度规范的地方就有关系运作之可能，也就是说，要不是因为西方社会制度的安排及其切实发挥着相当程度的效用，哪里的人都免不了对其趋之若鹜。但在中国，制度与关系是共生的，它们彼此相安无事，各有自己的功能和目标，也没有谁能压住谁的问题。尤为值得研究的是，当它们运行于政治、社会与市场时，不但会发生经济学家热衷的博弈现象，也可以互相包含，互相抬举，互相关照，互相表彰等，构成了我们研究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关键以及由此而可能建立理论的精华所在。显然，这样的思考不能限于对儒家经典的引述，也不能只重视实证研究，更不能生搬硬套西方，而是需要有一系列相关的视角、概念、理论及方法上的建树，当然还需要有大量的经验研究作为支撑。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本土研究。所谓本土研究就是要求一个研究者不能被既有（西方）的理论、概念、方法及他人（特别是名人）成果束缚住，也不能回归国学来寻求答案，他必须亲自投身于他的社会，独立地从事理论与经验的思考、探索和发现。

二十年的研究心得告诉我，有很多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现象原本就摆在我们面前，可一旦我们学习了一大堆专业上的视角、理论、概念、方法、工具后，这些明摆着的现象反而不见了，或变得面目全非了。学者们有时拿着一整套吓人的理论和工具做出的研究，非但没有让我们接近真相，反而造成了曲解甚至远离了真相。这是第一层面的悲哀；此时，做学术变成了玩学术，它成了一种自组织内的游戏和修辞，在一个共同体内部用以区分人的等级贵贱。更为复杂的是，单靠操弄这些游戏和修辞之娴熟度来区分学术高低还远远不够，最终还得回到关系和权力上来一决雌雄。社会科学研究做到这个份上，是第二层面的悲哀；接下来，从中获取高位的大小学阀们控制着学术界的资源，把大量的奖项、荣誉、经费、合作信息等装入自己囊中或派发给他们的关系户们以及那些不惜一切代价同其攀上关系的人，这算是最高层次的悲哀了。可见，关系与权力的研究不但可以解释中国人与中国社会，一样可以解释研究者自己。既然关系“无疆”，那么谁又能逃脱得掉呢？逃脱不掉，绝大多数中国人自然会以关系为生存第一法则。于是掌握关系原理成了一个人进入社会、一个官员走马上任、一个学子取得成功、一个商人生意兴隆、一个西方CEO进入中国市场的第一课。

这是我知天命的话，也算作本书的一个引子。

翟学伟

2010年12月14日于

南京外秦淮河畔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