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归隐的缘由

要探究陶渊明对东晋的政治态度，首先要搞清楚他弃官归隐的缘由。这不仅是他一生出处的最大关节，也是对东晋政治态度最直接的行为表示。他特意为此撰作了《归去来兮辞》，由于带有宣示性质，所以下笔精心，成了东晋第一高文。这也是打开归因的一把钥匙。

辞文前有篇详序，直接交代出处的全部缘由。对于最后一次出仕彭泽令，他说：“余家贫，耕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家贫，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陶渊明前数次为官作宦，都没有庄重认真的说明，只留下二三首“行役”之诗，唯独这次有这篇欣然的《归去来兮辞》，而且还加上一篇长序，文字庄重，颇有“公开声明”性质。首先声明“见用于小邑”，是为了解决“家贫”问题，且在家叔怂恿之下，也就是说自己并不十分乐意。至于辞官归隐，则有言：

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已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辞》。

其所以决然“归欤”，是因为做官有违于本性。至于过去“尝从人事”，也和这次一样，都是为了解决“口腹自役”的家贫问题，未免“深愧”。加上妹丧，故“自免去职”，“骏奔”田园。然《宋书》本传却说：“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后之萧统、《晋书》、《南史》诸陶传，以及佚名《莲社高贤传》，均同此意。于是陶之拂袖而去，遂成千古佳话。

“折腰”与“妹丧”成了两个缘由，是合二的还是单一的，或什么都不是而有他意，因而引起后人不少关注。最早对折腰说持有异议的南宋韩子仓说：“余观此士既以违己交病，又愧役于口腹，竟不欲仕久矣，及因妹丧即去，盖其友爱如此。世人但以不屈于州县吏为高，故以因督邮而去。此士识时委命，其意固有在矣，岂一督邮能为之去就哉？躬耕乞食且犹不耻，而耻屈于督邮，必不然矣。”陶作桓玄参军曾因母丧去职，然守丧未毕，复出为刘裕参军，这次岂能因妹丧而永不复出？所以南宋著名学者洪迈另有所见：

观其语意，乃以妹丧而去，不缘督邮，所谓“矫励”“违己”之说，疑心有属，不欲尽言之耳。词中正喜还家之乐，略不及武昌，自可见也。

洪迈还发现序与辞之矛盾，以为“心有所属”，只是“不欲尽言之”。所言甚是，但“所属”之意又是什么呢？清人林云铭接着洪迈意绪而发论：

岂未仕之先，茫不知有束带谒见之时，孟浪受官，直待郡遣督邮，方较论禄之微薄，礼之卑屈耶？盖元亮生于晋祚将移之时，世道人心皆不可问，而气节学术无所用之，徒劳何益。五斗折腰之说，有托而逃，犹张翰因秋风而思蓴鲙，断非为馋口垂涎起见。故于词内前半段以“心为形役”一语，后半段以“世与我遗”一句，微见其意也。

林氏大致能得陶公心意，终较前人看透一层。陶本用世心极强之人，不然何必在官场进进出出那么多次！《杂诗》其五说他在少壮时就有“逸四海”之“猛志”，准备“骞翮思远翥”，大展宏图。五官三休之归田后，尚言：“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直至暮年，农闲时泛览《山海经》的神话，依然念之在怀。其八称美夸父与日竞走的“宏志”，激赏“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的事业。以身殉于事业的悲剧神话，更能唤起他的共鸣，其九赞美以“微木”填海的精卫与挥舞“干戚”的刑天，以死而复生的“同物”精神，无怨无悔，而“猛志固常在”。结尾的“徒设在昔心，良晨岂可待”，遗憾的否定结论，正是建立在实现“猛志”的肯定命题上。可见陶之“猛志”情结，不仅并未在心中抹去，而且时时涌起心潮。被朱熹看出“豪放”“本相”的《咏荆轲》，不正是对“猛志”抒发的猛烈浩歌！陶公的“猛志”和恬静的田园之歌作为二重奏式的复调，不但轮流弹奏，而且有时往往还融入同一首诗。如《拟古》其八，前半言：“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夷、齐与荆轲不是对比，而是和弦，因为他们都是抗争的敢死之士，都有“壮且厉”的“猛志”，借此“亦寓愤世之意”（汤汉语），其心迹可见。下半却又想到伯牙与庄周，认为亦是“难再得”之士，也是心中挥之不去的人物。这四个人物本非同类，却无伦无次地聚集在一起，“忽而首阳、易水，伤志士之无人；忽伯牙、庄周，叹知音之不再而避世之难得也”，显得章法和主题都很“奇奥”（吴瞻泰语）。此诗中间的“不见相知人”，把前后两端贯通起来，此“相知人”指所向往者，以下的庄、伯尚有知己钟子期与惠施，而今夷、齐、荆轲“此士难再得”，则言世无知己。所以吴菘说：“忠君报国之念，隐然发露，绝非隐逸忘世者。盖少时抚剑行游边塞，无非欲访西山之义士，易水之剑客，此我所欲相知者，而不可得见，唯见伯牙、庄周两坟。伯牙因钟子期死而绝弦，庄子因惠子死而深瞑，悲无知己也。今夷、齐、荆轲之徒既难再得，是无知己矣，吾虽游行，何所求哉。此士，即指夷、齐、荆轲也。伯牙、庄周为知己作喻，‘吾行欲何求’，正应‘抚剑行游’，起结相呼应，上下一气。后《咏荆轲》一首，写得异样出色。结云：‘其人虽已殁，千古有余情’，渊明志趣，从可知矣。”吴氏所论最能看活全诗，然谓之“报国”尚可，谓之“忠君”，恐不见得。否则，他就不会辞职归隐，永不复出，不然，他怎能扔下所“忠”之“君”而撒手不管呢？

陶渊明在40岁所作的《和胡西曹示顾贼曹》，对东晋时局就有“重云蔽白日”，“当奈行复衰”的预感。年底桓玄称帝建康，此年二月刘裕讨玄，玄于四月挟晋帝至江陵，五月弃江陵西遁被杀，闰五月其余党又入江陵劫晋帝。其时门阀世族代表桓玄飞扬一时，新兴庶族刘裕蓬勃而起，晋室权力沦丧，晋帝任人劫持摆布，故有“行复衰”之感。在同年所作的《停云》的“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八表同昏，平陆成江”，即对翻云覆雨的时局而发。同时还有《荣木》，结末有云：

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

那么，他的“名车”“名骥”又要赶到哪儿？陶渊明东下京口，作了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他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里说：“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意谓时来运转时机默契，且屈长往之驾，游息于仕途通衢。刘裕于这年二月聚兵京口，三月桓玄溃逃出建康。刘裕入建康被推为领军将军等职，威禁内外，百官肃然，京中风气一时顿改。陶在这时选择东晋当时头号风云人物刘裕，看来对这次出仕还是抱着一定的热望。然这诗后边一曰“暂与园田疏”，再曰“终返班生庐”，又可看出他对乍崛起于政局的刘裕，多少还带有观望态度，因为他毕竟有了在36岁入桓玄幕府的一番政治经验，在桓玄篡晋时守母丧于家，否则便会有非常的不安，所以这次还是作了两手准备。次年又为江州刺史刘敬宣建威参军，三月晋安帝反正，刘敬宣“自表解职”，陶衔命奉表使都，可见在刘裕幕府充其量仅一年，而且看来并不得意，不到一年就解职了。入敬宣幕有《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后半说：“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先前入刘裕幕的时来冥会、宛辔通衢的热望业已消失殆尽，一曰素襟不易，二曰梦想园田，三曰终怀归舟，从不同俗流的霜柏之志看，似乎拿定主意。故刘敬宣一旦解职，他也就不解而解了。他从桓玄，桓玄篡晋；随刘裕，暴发户的骄横自会合不来；再从刘敬宣，敬宣又受刘裕、刘毅排挤。这时政局由世家大族转移到新崛起的有军事实力者手里，东晋当轴处中者在混乱中大转移已成定局。已经直接和掌局当轴打过交道，上层内幕有更清晰的了解，乱与篡都看惯了的陶渊明，政治热情自然会“此心稍已去”，归隐之意已决，故在彭泽令不足三月拂然而去。对此永归，陶澍说：“先生之归，史言不肯折腰督邮，序言因妹丧自免。窃意先生何托而去，初假督邮为名，至属文，又迂其说于妹丧以自晦耳。其实闵晋祚之将终，深知时不可为，思以岩栖谷隐，置身理乱之外，庶得全其后凋之节也。故曰‘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又曰‘帝乡不可期’，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特旨远辞文，未易窥测。”东晋灭亡距此虽然尚有16年，然实权已移位于刘裕，故此时看到衰象是不成问题的。“深知时不可为，思以岩栖谷隐，置身理乱之外”，则是颇有见地之论。陶渊明看到东晋乱糟糟的局面，即使再做什么参军，岂有回天转日之力！再加上当时诛戮相寻，他原本又在桓玄手下干过事，又岂能不引起刘裕猜疑。或许这也是原因之一，才主动投刘裕之幕。而出身赌棍的刘裕是个冒险家，以杀伐为能事，又怎能吻合他的理想呢？他的归隐固然和淡泊为怀有关，但未尝与对时局的无可奈何没有关系。

至于“妹丧”，或者不肯折腰督邮，均为托词而已。归隐向来被视为高洁，无须找个什么借口。然当时“风波未静”，为了安全起见不得不有所考虑，所谓“妹丧”“折腰”，可见出他的一番苦心！因为自魏晋伊始名士少有全者，嵇康、张华、陆机、潘岳、郭璞等，无不在斫杀中倒下，比陶稍后的谢灵运、鲍照亦难免此劫，颜延之只好模仿佯狂的阮籍，然而也是郁郁不欢地死去。魏晋时司马集团的屠刀上沾满了名士的鲜血，暴起的刘裕军事集团同样充满血腥味。《归去来兮辞》欣奔田园的想象，正是基于对血腥篡夺政治的冷眼观察。东晋世家大族维持的七八十年的“安宁”，淝水之战获捷，正是陶的“猛志”滋生的土壤。然而同是偏安江左的东晋与南宋，南宋的北伐之声不绝，而东晋三克中原进兵直至灞上的桓温却成了篡乱的奸雄，拥有玄言清淡的东晋想的是如何安宁与平静，这和积贫积弱而渴望收复中原的南宋士民之气，无异于霄壤之别。生活在东晋“安宁”时代后期的陶渊明，又怎能没有“猛志逸四海”的壮怀，所以此前于“而立”之年就“投耒去学仕”，然而却赶上四大世家大族退出东晋政治舞台、新兴军阀代之而起的篡乱时代，政治权力的大转移，使斫杀之声不绝于耳，由“八表同昏”激化到“大伪斯兴”。对于归隐，此后他在《感士不遇赋》似乎道出真相：“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按照儒家治世则仕与乱世则隐的观念，弃彭泽令前的陶渊明，东晋的篡乱相寻也看够了。依从孔夫子三十而立与四十不惑的人生历程，陶渊明29岁出仕，41岁归隐，已提前一年学仕，而大彻大悟的“不惑”亦向后推移了一年，也该到了逃禄归耕之时。

陶渊明之所以在官场断续进出十三载，就在于实现他“大济苍生”的猛志。对于中国士人来说，只有为官为宦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抱负。至于李白仰慕一言解纷的鲁仲连，然列国对峙的时代已一去不返。而在东晋后期出仕，对于经过五官三休的陶渊明来说，无异于一根鸡肋：食而无味，弃而可惜。所以无论何时，总是摇摆于“一心处两端”之间，对于追求理想，他不甘心画出句号终结。所以他的归隐，带有很大的无可奈何的一面，也是对他十三年五官三休的失败总结。

至于他把出仕看做“心为形役”或者“口腹自役”，这种自嘲自讽，多少带有皮里阳秋的意味。魏晋名士很看重名声，作秀的作秀，扭捏的扭捏，很有些做作，想着招儿摆个什么姿态，拿出个与人不同的样子。陶渊明算是个能来真的高士，但也有时不能免俗。《宋书》本传说他“不解音声，而蓄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又说郡将拜访，“值其酒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毕，还复著之”。不知果有其事否。然而但看陶作，即知《宋书》给他作秀。琴无弦既已可疑，葛巾漉酒则愈生疑窦。用帽子过滤酒，那能干净吗？即使招待来者，他自己还要陪喝？虽然魏晋名士效仿庄子以丑为美，但也不至于用帽子作为筛酒的过滤工具，高洁之陶渊明恐怕亦不至于此。所以为贫为饥为“口腹自役”而仕，只能看做他本人在“作秀”。不过，他的“作秀”实在包藏着一番苦心。若果真为饥而仕，又为何专找桓玄、刘裕这样政治巨头入幕，彭泽令之类的官不仅可以疗饥，还有酒喝，何必使那么大的劲儿，东西颠沛地行役得那么远！他在五十多岁后回忆去做刘裕参军时说：“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涂。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这个“似”字大有奥妙，很有“山色有无中”的微妙，可惜被注释家往往忽视过去。看“此行谁使然”分明有懊悔口气，而“似”则在是与不是之间。至于《饮酒》其十九所言“畴昔苦长饥，投来去学仕”，“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拂衣归田里。冉冉星气流，亭亭复一纪。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向立年”去做江州祭酒，确为“学仕”，带有“缴学费”的性质。而此后的入桓、刘二幕，则非初仕可比，更不能同日可语。初仕言“苦长饥”，三仕言“似为饥所驱”，后者则大有文章。既有前二仕的俸禄收入，饥从何来？一个小小彭泽令尚可“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不言而喻，从刘裕并非“为饥所驱”，这是“似”字题中应有之意。

陶渊明追从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桓玄，桓玄篡晋自立，改弦更辙，又追从新兴风云人物刘裕，谁又能知道在晋室衰微时而无异图？这也正是其十九“亭亭复一纪”，一笔轻轻抹去后来屡仕不止的经历的原因。

总之，仕宦中的陶渊明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在仕途上奔波挣扎得够累了，学仕也好，选择不同的最大政治势力也好，处处碰壁，也时时冒险。刘裕消灭了桓玄，刘敬宣又是刘裕的障碍，而他们先后都是陶的顶头上司，他们消长沉浮，又怎能不牵动陶的政治敏感呢？最后去做彭泽令不过是宦海大风大浪过来人的“姿态”，因为轻飘飘地一拂，就可以为这段极不愉快的仕宦经历画上最后一个句号。究其内心，是无可奈何，是碰壁后的失败，带有悲剧性质的。不然他后来还说什么“贫富常交战”呢？至于带有宣示性的《归去来兮辞》写得那么欣然，只能说经过痛苦裁断后的苦恼人的微笑，何况他又是个颇具浪漫才地的大手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