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陶渊明农家思想形成的原因

陶渊明的思想确实与儒道两家关系极为密切。究其原因，首先是和东晋的社会思潮不无关系。流行两晋的玄学，是用改装的老、庄、《易》组合的。无论《易》如何接近道家，它本身属于儒家要经，新兴的玄学要取代儒家，不能不先借助传统悠久的儒家经典以立足。

其创始人王弼与何晏，正是以《易经》与《论语》释义起家的，而且，“儒学自有其社会效用，是玄学所不能完全代替的。玄学阵容中，很少有人完全站在儒家基本思想的对立面。儒家基本思想或者被包涵于玄学之中，或者尚独立存在于玄学之外，继续起着或多或少的作用。《三国志·魏志·王昶传》王昶诫子侄‘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是多数当政居位的玄学名士立身行事的共同倾向。这实际上就是《庄子·天下》所说的‘内圣外王’之道”。所以，魏晋乃至南朝士大夫儒道兼修者为多，即使东晋上层当权人物，王导、庾亮、谢安莫不出入玄儒，儒道兼宗。陶渊明生活在这样的大氛围中，其与儒道之关系密切，自不待言。

的确，儒道对陶渊明一生具有深刻的影响。不过，陶渊明的经历，毕竟不同于一般魏晋士人。即使把他看做“隐逸诗人”，他也和通常的隐士有别。据《晋书·隐逸》载，两晋之际及东晋隐士有任旭、郭文、孟陋、翟汤、翟庄、翟矫、刘之、翟硎先生、谢敷、龚玄之、陶淡，最后一位即陶渊明。这些隐士们，或闭门讲习，或久居深山穷谷无人之处，或弋钓独往，或畅游山泽，悠然得就像旅行家。其中只有浔阳翟汤子孙三代采取“耕而后食”的隐居方式，和陶渊明相似。陶渊明的后妻翟氏即出该族，“志趣亦同”。与陶渊明出于同宗的陶淡，凭祖父陶侃基业“家累千金，僮客百数，淡终日端拱，曾不营问”，于山中结庐，养一白鹿以自随，简直如神仙中人。然而陶渊明缺乏“嘉遁”之资，连距他最近的庐山，也无力选择，故而婉拒了刘遗民同隐的邀请。他没有享用青山秀水的福分，只能作“回乡隐士”，老老实实地扛起锄头，辛辛苦苦地早出晚归耕种。即使布衣蔬食，也要自己耕凿出来。他的隐居连“肥遁”也算不上，只能看做“瘦隐”或“贫隐”。这是和东晋绝大多数隐士不同的第一点。第二，那些隐士们同样绝大多数从来没有做什么官，然而陶渊明却在官场出出进进，方才“觉今是而昨非”，于是灰心死念，赌气跑回家，呆在乡下“隐”起来，严格说来，充其量只能算个半拉子隐士，这和那些压根未做官的隐士比起来，或许更要“深愧平生之志”，恐怕也担不起“千古隐逸之宗”的尊号。然而他终于在仕与隐中做出决然选择，这种选择有欢乐，有痛苦，也有难言之隐，所以在《归去来兮辞》的宣告中隐约其辞，或假托督邮，又寄托妹丧。而且在隐居后苦乐常常交战，陶诗真实地裸露了这种长期困苦的矛盾，艰苦的劳动使他在反复的思索中，坚定了隐居的信念。长期农村耕作与农夫般的生活，在与粗朴而淳厚的农夫交往中，诗人自觉而又热情地投入了“思想改造”，并且对于士人久贮胸中的儒家观念与道家意识，给予了过滤与选择，从而形成自家独特的思想。第三，陶是从官场营垒过来的人，看惯了也看透了门阀社会世家大族的相互角逐，安逸浮华，萎靡疲软，望空为高，大道丧失，真风告逝，“大伪斯兴”，乃至于“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感士不遇赋》），所以决然以《归去来兮辞》为宣言书，不，应当是决裂书，决心奔到贫穷的乡下。说他是“逃禄”也好，“退避”也好，他的隐居还是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由此他开始了新的生活方式，也滋生了一种新感情，新观念，新意识，以至于形成了一种新思想，也就是农家思想，并且对原有的儒道思想予以检验与取舍。

图1 明 马轼 归去来兮图卷（农人告余以春及）

此图取材于该辞“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有事”指春种。陶渊明归隐后亲自参加劳动，这是他的“常业”。这里把陶渊明画成一个旁观者，未免令人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