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知识产权的概念和范围

在民事权利制度体系中，知识产权的用语是与传统的财产所有权相区别而存在的。在知识产权的相关语境中，英文“intellectual property”、法文“Propriété Intellectuale”、德文“gestiges Eigentum”，原意均为“知识（财产）所有权”或“智慧（财产）所有权”。将一切来自知识活动领域的权利概括为“知识产权”，最早见之于17世纪中叶的法国学者卡普佐夫的观点，后为比利时著名法学家皮卡第所发展。皮卡第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种特殊的权利范畴，它根本不同于对物的所有权。“所有权原则上是永恒的，随着物的产生与毁灭而发生与终止；但知识产权却有时间限制。一定对象的产权在每一瞬息时间内只能属于一个人（或一定范围的人——共有财产），使用知识产品的权利则不限人数，因为它可以无限地再生。”知识产权学说后来在国际上广泛传播，得到世界上多数国家和众多国际组织的承认。在我国，法学界曾长期采用“智力成果权”的说法，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颁布后，开始正式通行“知识产权”的称谓。我国台湾地区则把知识产权称为“智慧财产权”。

我国法学界主要采取“概括主义”方法来说明知识产权的概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学者们基于知识产权保护对象即为智力成果的抽象认识，多将知识产权定义为人们对其智力成果所依法享有的权利。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有些学者认为，以知识产权名义统领的各项权利，并不都是基于智力成果产生的，因此对定义对象作了新的概括。这些定义虽然表述不一，但反映了知识产权的概念特征：（1）知识产权是区别于传统所有权的另类权利，是产生于精神领域的非物质化的财产权。（2）以知识产权名义所统领的各项权利并非都是来自知识产权领域。从权利来源看，知识产权主要产生于智力创造活动和工商业经营活动。从权利对象看，则由创造性成果、经营性标记、信誉以及其他知识信息所构成。（3）知识产权是法定之权，其产生一般须由法律认可，并非所有的知识产品都可以成为知识产权的客体。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知识产权是人们对于自己的智力活动创造的成果和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标记、信誉所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

知识产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知识产权包括著作权、邻接权、商标权、商号权、商业秘密权、地理标记权、专利权、植物新品种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等各种权利。广义的知识产权范围目前已为两个主要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所认可。1967年签订的《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将知识产权的范围界定为以下类别：关于文学、艺术和作品的权利（即著作权）；关于人类的一切领域的发明的权利（即发明专利权及科技奖励意义上的发明权）；关于科学发现的权利（即发现权）；关于工业品外观设计的权利（即外观设计专利权或外观设计权）；关于商标、服务标志、厂商名称和标记的权利（即商标权、商号权）；关于制止不正当竞争的权利（即反不正当竞争权）；一切在工业、科学、文学或艺术领域由于智力活动产生的其他权利。1994年关贸总协定缔约方签订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也称TRIPs，以下简称《知识产权协定》）划定的知识产权范围包括：著作权及其相关权利（即邻接权）；商标权；地理标记权；工业品外观设计权；专利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未公开信息专有权（即商业秘密权）。

1986年通过的我国《民法通则》第五章“民事权利”，分列“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债权”、“知识产权”、“人身权”四节，其中第三节“知识产权”第94—97条明文规定了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发现权、发明权以及其他科技成果权。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知识产权协定》关于知识产权的范围，大抵与1886年《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以下简称《伯尔尼公约》）及1883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以下简称《巴黎公约》）总括的类别相当；而《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所规定的知识产权范围较为宽泛，特别包括了科技奖励制度中的发明权、发现权。我国《民法通则》所规定的知识产权基本类型与《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相同。对此，我国学者存有异议。一种观点认为，上述发明权、发现权已为国际公约所承认，且我国民事立法专门对上述权利给予保护，因此将一切智力创造活动所产生的权利列入知识产权并无不当。另一种观点认为，科学发现不宜作为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及国际公约都没有对科学发现授予私权性质的财产权利。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该类发明权、发现权以及其他科技成果权并非是对其智力成果的专有使用权，而是一种取得荣誉及获取奖励的权利，该项制度应归类科技法。我们认为，《知识产权协定》在其序言中宣示“知识产权为私权”，以私权名义强调了知识产权即是知识财产私有的法律形式。我国《民法通则》在“知识产权”一节中所确认的发现权、发明权以及合理化建议、技术改进和科技成果推广的权利，都不具有“知识所有权”的专有财产权利性质。因此，在将来的民事立法中，有关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以不包括上述科技成果权为宜。

狭义的知识产权，即传统意义上的知识产权，应包括著作权（含邻接权）、专利权、商标权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一般来说，狭义的知识产权可以分为两个类别：一类是文学产权（literature property），包括著作权及与著作权有关的邻接权；另一类是工业产权（industrial property），主要是专利权和商标权。文学产权是文学、艺术、科学作品的创作者和传播者所享有的权利，它将具有原创性的作品及传播这种作品的媒介纳入其保护范围，从而在创造者“思想表达形式”的领域内构造了知识产权保护的独特领域。工业产权则是指工业、商业、农业、林业和其他产业中具有实用经济意义的一种无形财产权，确切地说，工业产权应称为“产业产权”。以工业产权一词来概括产业领域的智力成果专有权，最初始于法国，即法文中的“propriete industrielle”。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将思想作为精神财产，视为“自然和不可废除的人权”，并确认“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的最高的权利之一”。根据《人权宣言》的精神，法国国民议会于1791年通过该国第一部专利法。在此以前，英国和法国都称专利权为“特权”或“垄断权”。当时法国专利法的起草人德布孚拉认为，“特权”或“垄断权”的提法可能会遭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立法会和反封建特权人民的反对，因而提出了“工业产权”的概念。德布孚拉的工业产权理论在1791年的法国《专利法》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工业产权”一词后来为世界各国所接受，并逐渐成为专利权、商标权等各种专有权的统称。文学产权（或称著作权）与工业产权的区分是知识产权的传统的基本分类。自20世纪60年代起，由于工业产权与著作权（版权）长期渗透和交叉的结果，又出现了给予工业产品以类似著作权保护的新型知识产权，即工业版权。工业版权的立法动因，始于纠正工业产品外观设计享有专利法和著作权法重叠保护的弊端。以后，一些国家为了填补某些工业产品无法保护的空白和弥补单一著作权保护的不足，遂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纳入工业版权客体的范畴。工业版权突破了以往关于著作权与工业产权的传统分类，吸收了两者的部分内容，形成了亦此亦彼的“交叉权利”。这种权利的主要特点是：受保护对象必须具有新颖性（专利法要求）和独创性（著作权法要求）；实行工业产权法中的注册保护制和较短保护期；专有权人主要享有著作权法中的复制权和发行权，但没有著作权主体的那种广泛权利。

在精神领域的民事权利范围中，无形财产权（或无体财产权，intangible property）是知识产权的另一称谓。1875年，德国学者科拉率先提出“无形财产权”的概念，批判了以往的学说将无形物品的权利说成是一种所有权的错误，而将其概括为区别于有形财产所有权的另类权利，即“无形财产权”（immaterial giiterrecht）。在一些西方国家，相关立法与学说曾以无形财产权来概括有关智力创造性成果的专有权利。自1967年签订《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后，知识产权的概念开始在国际上广泛使用，但有些西方学者仍继续沿用无形财产权的说法。以客体的非物质性为权利分类标准，概括出区别于一般财产所有权的精神权利，“无形财产权”较之“知识产权”似乎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参照国内外经济学界关于“无形资产”的类别划分，法律制度意义上的无形财产权可以包括以下三类：一是创造性成果权。包括著作权、专利权、商业秘密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植物新品种权等。该类权利保护的对象都是人们智力活动创造的成果，一般产生于科学技术、文化等知识领域，客体一定程度的创造性是其取得法律保护的必要条件。二是经营性标记权。包括商标权、商号权、地理标记权、其他与制止不正当竞争有关的识别性标记权等。该类权利保护的对象为标示产品来源和厂家特定人格的区别标记，主要作用于工商经营活动之中。可区别性是该类客体的基本特征，法律保护的目的即是防止他人对此类标记的仿冒。三是经营性资信权。包括特许经营权、信用权、商誉权等。其权利保护的对象系工商企业所获得的优势及信誉，这种专营优势与商业信誉形成了特定主体高于同行业其他一般企业获利水平的超额赢利能力。该类权利客体所涉及的资格或信誉，包括明显的财产利益因素，但也有精神利益的内容。依照传统的理论观点，经营资信权不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

在当代信息社会里，知识产权的范围有向“信息产权”扩充的趋势。以微机革命、网络革命和通信革命为主流的新技术革命，将人类社会推进到一个信息化时代，信息本身成为促进经济、技术及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也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无形财产。知识产权所涉及的对象可视为非物质形态的知识信息。专利法保护的“新的技术方案”提供了某一领域最新技术的信息；商标法保护的“识别性标记”，本身即是区别不同商品或服务的信息；而著作权法保护的“独创性表达”，通过报刊、书籍、广播电视、电脑网络等各种媒介的传播，成为人们最主要、最广泛的信息源。在这个意义上，知识产权法可以称为信息保护法。但是，知识产权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信息产权。在信息财产中，有三种类型：一是作为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而保护的知识信息；二是原处于非专有领域的公共信息；三是未公开披露而通过保密实现其价值的商业信息。后两者是以往的知识产权法不加以保护的。随着新的传播技术的出现，国际社会日益重视对各种信息财产的保护。1993年《知识产权协定》明确将“未公开的信息”纳入知识产权保护体系；1996年《欧盟关于数据库保护指令》提出了保护无独创性的数据库的立法设想。这意味着一部分原属于公共领域的信息和依靠保密维系利益的信息，现在可以处于新的专门法的保护之下（前者的权利主体系信息的收集人，后者的权利主体系信息的所有人）。这种着力于信息财产的保护已经突破了传统的知识产权的制度框架。

以上只是描述精神领域权利范畴的演变，无意褒贬“知识产权”、“无形财产权”与“信息产权”这几类用语的优劣。鉴于相关国际公约、国内立法的规定与我国法学界的约定俗成，我们主张沿用“知识产权”的概念，但不要拘泥于传统权利体系的狭隘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