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世界的犹太人

632年，从阿拉伯半岛出发的阿拉伯部落高举伊斯兰圣战的旗帜，东征西讨，在30年左右的时间内控制了中东的绝大部分地区，建立了哈里发制度，统治范围从印度、波斯、叙利亚、北非到比利牛斯山脉。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信仰伊斯兰教的世界形成。711年，穆斯林军队又从直布罗陀海峡渡海征讨欧洲，将西班牙纳入伊斯兰世界之中。尽管伊斯兰教的扩张遭到了拜占庭的坚决抵抗，没有能够将伊斯兰的势力延伸到西班牙以外的欧洲大陆，但是此时的地中海基本上成为了伊斯兰世界的内陆湖，这样，原先生活在这一地区的犹太人中的大多数（一个时期超过90%以上）开始生活在同一个伊斯兰政权屋檐下，分享同一种大文化。

8世纪在圣地建造宫殿上的石雕大卫盾（伊斯兰教时期）

犹太人由于曾经受到拜占庭人和西哥特人的迫害，对穆斯林的统治没有多少排斥的心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他们事实上也感受到穆斯林统治者的宽容，特别是生活在安达卢西亚的犹太人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更是如此认为。事实上，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确实是一个宽容的社会，为犹太文化的繁荣提供了特别有利的条件。在巴比伦的犹太人也有类似经历，他们随着哈里发统治者一道迁往巴格达。

在伊斯兰统治下，犹太人被看作是一个“圣书之民”，一个同样拥有类似《古兰经》圣书的民族。伊斯兰社会允许犹太人（出于相同的原因，也允许基督徒）维持犹太人一直具有的社会自治地位和信奉自己固有的宗教。在交纳了人头税和土地税之后（若是穆斯林则无需交纳人头税和土地税），犹太人获得“迪米”（dhimmah,受保护之民）的社会地位。犹太人被迫放弃拥有武器的权利，但他们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受到保护。与基督教对待少数民族的做法相比，伊斯兰教对信奉一神教的民族还是比较宽容的，不过，歧视“迪米”的条例，如众所周知的《奥马尔契约》，还是得到颁布。根据这类歧视性条例，“迪米”被禁止担任公职，不得建造高于穆斯林房屋的建筑，以及不得建造新的礼拜场所。“迪米”社会地位的低下还着重表现在规定他们应该如何穿戴的法令上：犹太人戴黄色面罩，必须佩带犹太标志。这些规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其在穆斯林占领的地区与阿拉伯人和当地居民进行过于密切的社会接触，不过，在实际执行中，许多这类的规定并没有得到实行，只是在宗教狂热情绪高涨时期这些规定才被严格执行。

由于以色列地已经失去作为最初、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犹太中心的地位，巴比伦犹太中心的重要性正在上升，因此，从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定都巴格达，主要的犹太学院也迁往巴格达。巴比伦学院和以色列学院围绕犹太民族领导权的斗争在围绕历法的争论（921—922）中达到了顶点，斗争的核心是关于逾越节应不应该在世界上不同地方的不同时间庆祝的问题。由于萨阿迪·费约米拉比（882—942），即后来被广泛称之为萨阿迪·加昂拉比，具有的权威和人格魅力，最终决定采取巴比伦学院的观点。

出自萨阿迪·加昂拉比之手的宗教和文学著作可以说改变了中世纪犹太社会的文化模式，他将绝大多数希伯来经典译成阿拉伯文，并对其中的大部分进行了评注。通过自己的翻译与评注活动，他与一批规模不小的犹太民众进行了一次卓有成效的对话。这批犹太民众早已丧失对阿拉米语和对希伯来书面语言把握，深深地融入到阿拉伯文化之中。由他领导的这项翻译与评注的工程还对卡拉派（Karaite）运动强有力的影响产生了一种制衡作用。萨阿迪·加昂把阿拉伯文化里新的文学模式引入到犹太文学中，以及把希伯来礼拜诗，一种主要用于宗教目的的诗体，置于阿拉伯诗歌的主题之中。他是编纂希伯来—阿拉伯词典的第一人。利用从阿拉伯语法学中获取的灵感，他制订出一套犹太语法体系。他还撰写出重要的哲学著作《信仰与观念》，其目的是将犹太宗教的原则构建在理性的基础上。受穆斯林凯拉姆哲学思潮的影响，他在这本书中将犹太思想梳理出一个有序的体系。

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犹太中心

犹太民族对伊斯兰社会文化的多样性所持的开放性态度在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得到明显表露。历史学家都认为，犹太人在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经历了一个犹太历史上少有的“黄金时代”。

当穆斯林攻占第一座较大的西班牙设防城市科尔多瓦时，只有犹太人把他们当作粉碎基督教残酷统治的解放者来欢迎。穆斯林占领者为了感谢犹太人，便委托他们警戒这座城市。其他被占领城市中的犹太人，凡具备防守能力的也都得到了同样的委托。所以，犹太人作为少数民族，在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新的当权者的信任。

随着法蒂玛帝国和摩尔人的西班牙的崛起，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在阿拉伯人的宫廷中当顾问，甚至军事顾问。这些宫廷犹太官吏由于擅长外交和语言，很快地晋升到最高行政职位并能够顺利地处理国务，对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些来自东方的穆斯林统治者，给犹太人以信仰、居住、职业以及无限的行动自由。犹太人获得了在异族统治下可能得到的最高行政职位，并在经济领域里赢得了威望。

从8世纪中叶起，西班牙处于倭马亚王朝的统治下，倭马亚历任君主均是从哈里发的统治区分裂出去的。在倭马亚的哈里发阿布德·阿尔-拉曼三世（912—961）统治期间，犹太医生海斯达·伊本-夏普如特上升到显赫的地位。他领导了与到科尔多瓦访问的拜占庭和德国的代表团的外交接触，并且参与了与纳瓦拉王国和里昂王国的政治谈判。他以自己在哈里发宫廷中的显赫地位，建立了一个采用阿拉伯文化模式的犹太法庭。他还资助犹太作家与科学家，使他们得以致力于宗教和世俗领域的创造性工作，并促成了在犹太人对《托拉》和律法（《哈拉哈》）宗教学习和“希腊智慧”之间进行的富有硕果的整合。这是一种宗教和世俗的融合，代表着犹太人在西班牙未来几个世纪中具有开创性精神活动的特征。此外，伊本-夏普如特还将犹太学者从遥远的地方请到科尔多瓦，达纳什·本-拉布拉特就是其中一员。他出生在摩洛哥的非斯，曾经在萨阿迪·加昂领导下的苏拉学院学习。他将长短元音相异的阿拉伯文作诗法引用到安达卢西亚希伯来文诗体中，使其变得更加丰富。这是一个被很多人称之为西班牙犹太人“黄金时代”的开端。

14世纪西班牙犹太人服饰

一代又一代的宗教哲人、科学家、诗人不断在西班牙涌现出来，即使在11世纪初，倭马亚王国分裂成许多小的公国以后依然如此。这一时期，生活在格拉纳达公国的诗人撒母耳·哈列维·伊本-纳各雷拉（993—1056），即著名的撒母耳·哈-纳吉德，是辅佐过哈布斯和巴底斯国王的两朝重臣。他的诗描述了他领导格拉纳达军队抗击周边公国的战争场面和充满着盛大酒会、豪华花园、赛诗会的宫廷享乐生活。撒母耳·哈-纳吉德同时还从事对《塔木德》的评注，赞助西班牙和来自其他一些国家的宗教学者。这一时期，世俗和科学知识与犹太宗教知识的融合可以从诗人所罗门·伊本·盖比鲁勒（1020—1058）的作品中明显看出来。他写的极具情感的宗教诗，比如祈祷诗《国王的王冠》被收录到犹太教塞法迪版本的祈祷书中。他还著有反映新柏拉图哲学思想的著作《生命的起源》。伊本·盖比鲁勒的著作对中世纪后期西欧的哲学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在19世纪以前，该著作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名叫阿维策布荣的穆斯林哲学家的作品。这位圣贤式诗人的犹太性在作品中完全没有让人察觉。这一现象折射出西班牙犹太人的文化特征与其对大众科学知识的全面参与之间的成功结合。

12世纪40年代，在穆瓦希德人（来自北非的一支穆斯林巴巴里部族）征服了整个安达卢西亚，并颁布了强迫皈依伊斯兰教的诏书后，穆斯林西班牙的犹太中心被摧毁。一部分犹太人选择接受伊斯兰教，作为被迫皈依者生活。一部分则移居到伊比利亚半岛信奉基督教的省份，还有一部分则情愿逃避到穆斯林地区。在这最后一部分人中，最为著名的是摩西·迈蒙拉比（即迈蒙尼德，或“the RaM BaM”）。他移居到埃及并成为阿尤布时期埃及犹太人的领袖（纳吉德）。在其文学作品中，他将历史悠久的安达卢西亚传统发挥到极致。他写的《密西拿托拉》（律法之复述）成为犹太律法《哈拉哈》裁决的经典，而他的哲学著作《迷途指津》则成为中世纪后期犹太哲学学派的经典性著作。

犹太人在穆斯林西班牙的经历是犹太流散史上的极其美好和光辉的一页，西班牙犹太中心在异教社会所取得的成就表明，只要相互宽容，不同信仰的人民完全可以共存共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