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犹太中心

美洲犹太中心出现相对较晚，但历史脉络清晰。19世纪以来美国犹太中心发展极为迅速，到了20世纪其作用更是非同寻常，一举成为了世界犹太人的最重要中心，构成犹太流散史上最伟大、最辉煌，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章。

新世界的第一批犹太人

美洲殖民地是随着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出现的。有些学者暗示哥伦布本人就是犹太人，这并没有事实根据。不过，哥伦布的随行翻译路易斯·德·托里斯倒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犹太人，而且有可能还是第一个下船踏上美洲大陆的人。稍后，许多马拉诺逃到了西班牙在美洲的新殖民地，以逃避宗教裁判所的迫害。然而，他们的这种愿望是徒劳的：这些秘密信奉某种形式的犹太教的移民被随后而至的宗教裁判所发现，沦为其牺牲品。例如，1579年，犹太人出身的葡萄牙人路易斯·德·卡瓦加·德·拉·丘艾瓦被任命为边境王国纽埃瓦·利昂的统治者。他并没有秘密信仰犹太教，但后来还是死于牢狱，他的姐姐及其大多数孩子也受到宗教裁判所的迫害，被烧死在火刑柱上。1639年，佛朗西斯克·马尔多纳多·德·西尔瓦及其他数人在秘鲁的利马广场被宗教裁判所烧死。尽管他是被作为基督教徒抚养大的，但这位犹太改宗者的后代读了一本关于基督教辩论书后改信了犹太教。他给自己行了割礼，学习祖先的信仰，并且遵守犹太教的饮食法。他试图说服妹妹改信犹太教，却被后者背叛。当家人告诫他放弃新的信仰时，他回答说：“如果我有一千条命，我愿意失去它们来服侍永生的上帝。”西班牙人不能容忍犹太人生活在他们新世界的帝国里。与对殖民者的需求相比，他们更看重对天主教的虔诚。

荷兰殖民者曾在巴西建立了殖民地，但1654年，他们被赶出巴西。这批荷兰殖民者中的一些犹太人在法属马提尼克岛定居下来——尽管14世纪的一项法令将犹太人从马提尼克岛的母国驱逐出来——并且成功地在这个繁荣的海岛上建立了一个颇具规模的犹太社区。法国主管海军事务的让·巴普提斯特·克伯特是个重商主义者，他对新来的犹太人给予支持。但他死后不久，如同在西班牙一样，天主教就压倒了重商主义，犹太人又遭驱逐。这是发生在17世纪80年代的事。当时发布的一部《奴隶法》包括一项放逐犹太人的条款。该法令曾于18世纪再次在法属路易斯安那发布，不过，似乎只是在刚开始时得到执行。当1762年，西班牙占据该州时，这一法令也被人忽视。当一位牧师登陆到新奥尔良，试图建立一个宗教裁判所据点时，他被礼貌地请上船，送回了西班牙的家中。

虽然犹太人被从马提尼克岛驱逐出去，他们仍继续留住在法属岛屿上，尤其是海地岛，直到18世纪90年代这些岛屿上的黑人举行起义，把白人从该岛统统赶走。在18世纪，法属波尔多已能容忍西班牙和葡萄牙裔犹太人的存在，不管是秘密的还是公开的犹太教信仰者。与此同时，西印度群岛的行政官员也都已出于商业目的接受了犹太商人。

英属加勒比海的犹太人

英国一直没有受到18世纪法国那样的等级森严的天主教控制，因此，英国的新教教徒能更为容易地寻求商业目标，他们对新来的犹太人更加宽容。于是，定居于西印度群岛英属殖民地的犹太人获得许可，留在当地并公开过着遵循犹太教习俗的生活。到17世纪50年代，犹太人已定居于巴巴多斯和牙买加，之后他们又渗入其他被英国人控制的西印度群岛地区。巴巴多斯的两个市镇都各有一个犹太会堂；牙买加到1700年时已有三处圣所。尽管犹太人受到鼓励，定居于英国的加勒比海殖民地，但他们从未被解除各种烦琐的限制。此外，虽然犹太人在这些群岛被接纳，但在欧洲本土，解放却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毕竟，欧洲在基督时代之前就存在反犹传统。

1740年的英国《移民法》主要是针对牙买加的。议会希望鼓励犹太人建立对外贸易，于是简化了归化过程。到18世纪，牙买加的进出口贸易比英国在北美的所有殖民地都更加重要。英属西印度的犹太人虽然继续受到诸多限制，但他们毫不犹豫地使自己英国化，因此，有些犹太人起了格林、布朗、巴罗斯（巴罗斯很可能来自于[犹太人名]巴录）之类的名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世纪解放到来时，解放了的黑人——基督教徒——先于他们以前的犹太主人获得选举权。犹太人在英属美洲殖民地的成就甚至影响了进步缓慢的英国，加速了英国本土犹太人获得选举权的进程。紧密的家庭纽带是许多生活于西印度群岛上的塞法迪犹太人（西班牙—葡萄牙裔犹太人）的显著特征。

像英国人一样，荷兰人也在加勒比海和西印度群岛拥有殖民地。他们统治着巴西伸向大西洋的突出区域，北面的苏里南以及委内瑞拉海岸的库腊索岛。葡萄牙人早在16世纪早期就来到巴西，他们中有秘密犹太人，即所谓的新基督教徒，多半是被迫改宗的受害者。1630年，荷兰人意图从糖业及其附属的奴隶贸易中牟利，在欲望驱使下，他们攫取了广袤的巴西领土西面的突出部分，以累西腓（伯尔南布科）为中心建立了一大片殖民地。不久那里就有了数量可观的犹太人。到两所犹太会堂启用时，累西腓已成为新世界第一个受法律承认的犹太社区。不幸的是，该殖民地存在时间很短，1654年，累西腓被葡萄牙人重新夺取，新教教徒和犹太人遭到驱逐。有些巴西难民返回荷兰，其他人则航行到距离最近的避难所：圭亚那的苏里南，或者加勒比海地区的法国、英国和荷兰殖民地。

从巴西移居到圭亚那的犹太人不是那里的第一批犹太人。早些年，以色列人就已定居在那片灌溉良好的地区上。犹太人被认为有智慧、能创新、勤劳——这些都是有用的特点，因此，英国人和荷兰人竞相争取犹太人定居者。1667年，荷兰人在圭亚那的殖民地最终局限于苏里南。犹太人建立了两个社区中心，一个在内陆，另一个在该国首都帕拉马里博。内陆的定居点是乔顿·萨凡，这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犹太城，拥有自己的犹太会堂。许多定居在乡间的犹太人是糖业种植园主，耕种土地的奴隶常常皈依犹太教并在安息日休息。帕拉马里博犹太人中有数量众多的德国犹太人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这两个群体各有各的会堂，但就连德国犹太人也坚持塞法迪仪式。苏里南犹太人是自治的、享有特权的一群。他们中许多人通晓启蒙运动精英所特有的学识。在这里，他们有文化，有政治地位，声名显赫；但即使如此，他们也没能逃脱反犹的偏见。

17和18世纪，英国、法国和荷兰在圭亚那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殖民地起着重要作用。糖是当时至关重要的产品。一直到19世纪早期，西印度群岛的贸易比英属北美殖民地都更加有利可图。然而，到18世纪，只有相对为数不多的犹太人是重要的糖业种植园主；大多数犹太人身为店主，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中间阶级，从事货物的分配，满足边境社区的重要需求。荷兰和英国殖民地保护着建造完善的犹太公会，其规模常可与欧洲都市社区相比。这些人的世俗文化水平通常较高，新的启蒙主义运动可以自夸拥有许多犹太信仰者。即便是拉比文化，也成功地跨越了大洋。出现了学识丰富的拉比、学者、高等希伯来教育机构，以及一些虔诚的社会福利协会。18世纪，这些协会在圭亚那就几乎达20个。它们为穷人提供食物，寄送礼品给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清洗并埋葬死者。一个妇女慈善社团虔诚地为安葬犹太妇女工作。然而，反犹偏见总是存在。

荷兰殖民地的犹太人总是向阿姆斯特丹寻求宗教指导，英国殖民地的犹太人则求教于伦敦的塞法迪会堂“贝维斯·马克斯”（意思是“天堂之门”）。移民到加勒比海地区的犹太人在数量上不是很多，现代化的曙光——重商主义和启蒙运动——吸引大多数犹太人留住在西欧和中欧。

北美犹太人

尽管欧洲犹太人主导着犹太世界直至1914年，但早在17世纪50年代，哈得逊河畔荷兰所属的新阿姆斯特丹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微小的犹太群体。1654年8月，23个犹太难民在葡萄牙人占领巴西后离开该地。没有证据表明这23人的目的地是北美洲的荷兰殖民地——新阿姆斯特丹。他们搭乘的船只被西班牙士兵截获，船上那些皈依基督教的西班牙—葡萄牙裔犹太人被带走，并被运回西班牙接受宗教裁判所的审判。而这23个不愿改变信仰的塞法迪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被释放，另一艘船将他们带到了新阿姆斯特丹。当他们登上曼哈顿岛时，已被劫掠一空，贫困可怜。然而，三百年后，美国犹太人数量达500万之众，是整个犹太历史上最大、最有文化、最富庶的一个群体。

这23个人到达荷兰在美洲的殖民地后，没有受到总督彼得·斯图文森的欢迎。总督斯图文森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加尔文教徒，不想接纳犹太人。荷兰西印度公司也反对犹太人定居在这个新的荷兰殖民地。起初，新来的这批犹太人在贸易上受到限制，不能购买土地，不能公开信仰自己的上帝，不能担任名誉性公职，并且没有公民身份。甚至有人提出，让这群难民单独居住在这个当时大约有120户人家、1000位居民的小镇以外的地方。尽管斯图文森及其雇员都鄙视犹太人——他们的往来信函充斥着反犹粗话——但西印度公司是一个股份公司，以盈利为目的。既然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也是持股人，因此有盈利意识的重视商业的管理者别无选择，只能容忍这些新来者。毕竟，这些人也是荷兰臣民。到1657年，犹太商人获得许可，相对而言，可以不受干扰地从事贸易。作为商人，进出口贸易者，他们买卖各类不同商品，但主要集中于酒类、烟草和皮毛。他们的商业触角向北一直延伸到英属的新英格兰省份，尽管英国垄断商人总是试图把荷兰竞争者挡在外面；向南，他们的足迹远至马里兰州。

新阿姆斯特丹的这一小批犹太人——难民以及来自荷兰的新移民——只是短暂地享受了有组织的犹太教社群所带来的安全感。他们从阿姆斯特丹借来一部《托拉》经卷，甚至梦想着能在一个属于自己的会堂里祈祷。一年以后，英国人夺取了这个市镇，新阿姆斯特丹更名纽约。1664年，英国人夺取新阿姆斯特丹，当时留在那里的三、四个犹太人中，有一个自称阿瑟·利维。他是最初来自于巴西的难民之一，但他的身世实际上可追溯至东欧。他是一个“立陶宛人”，其家族来自于维尔纽斯。与其他1654年到达新阿姆斯特丹的人一样，他也被劫掠一空。他穷得连对犹太人加征的免服兵役税也交不起，于是，申请担当守卫。利维是个典型的靠自我奋斗取得成功的犹太人。他一点一滴地吸收每一种知识来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最终，他成为一个商人、经纪人、代理人、公证人、放债人、进出口商、未经官方确认但事实上开业的律师、酒类经纪人以及肉类屠宰商，还在华尔街建造了一个屠宰场。1661年，他购置了一幢房子，成为这个国家第一个拥有房地产的犹太人。1671年，在英国人统治期间，他曾坐在陪审团席位上——对犹太人来说，这可是一种极为难得的特权。而被告正是新阿姆斯特丹的前总督斯图文森，这真是风水轮流转。1682年，这位富有、受人尊敬的“阿瑟·利维先生”的遗产受清点时，他的财产中有一盏安息日用灯、一只做仪式用的酒杯、一个星期六晚上仪式用的香坛、一把手枪和一柄剑。他是开拓者，被认为是犹太人在美洲大地上延续的象征。

17世纪90年代，在纽约重新形成了一个有犹太会堂的犹太社区。犹太人在新港（又译纽波特）建立犹太社区。费城——当时是纽约的属地——在18世纪40年代开始有人举行犹太教仪式。查尔斯顿的犹太人口不晚于18世纪50年代已经超过了法定人数的规定。

到了18世纪，许多来自德国、波兰的犹太人纷纷移居到北美的英属殖民地，也有不少人移居到法属殖民地，在那里的犹太社区中建立了阿什肯那兹犹太人区。北美大陆作为一个新兴的移民地区，在对待少数民族的问题上采取了多元化的态度，因此英属殖民地的犹太人享有很多公民权。他们积极投入到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战争（1765—1781）中去，在西欧犹太人之前就获得了解放。

美国犹太中心

1776年7月4日随着《独立宣言》的发表，一个新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诞生了。当时这个国家的大多数犹太人还都生活在这样五个城市：北方的纽波特、纽约和费城；南方的查尔斯顿和萨凡纳。不过，从缅因州到墨西哥湾，一直有犹太人和犹太家庭生活在许多其他城镇、乡下和小村庄里。在这个总人口不到300万的国家，犹太人总计有2000到2500人左右。

到19世纪30年代后期，大约有10,000到15,000犹太人生活在美国。大部分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即“德国人”和“东欧人”。1837年前后，德国犹太人加快了移民步伐，到1881年，可能有超过10万德国犹太人因政治原因——但实际上主要是因经济原因——移民来到美国。

19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抵达美国的中欧犹太人把精力花在扎根、谋生上。之后，当他们和自己的孩子安定下来后，有些人转向了政治。他们是正直的公民，勇于负责，诚实可信。很少有哪个州没有犹太人在市议会担任市长或立法议员。到1924年，美国犹太人口大约达到了350万。他们住在城市，参与投票，发挥影响。到1906年，奥斯卡·S．斯特劳斯已在西奥多·罗斯福的内阁中任商业和劳动部长，1916年，路易斯·D．布兰代斯穿上了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长袍。自南北战争后，许多犹太人投共和党的票，但伍德罗·威尔逊1913年当选为总统后，大部分犹太人似乎转向了民主党，并在整个20世纪忠诚于这个更加自由的政党。

19世纪来到美国的欧洲犹太移民对这里独一无二的宗教自由、知识分子所获得的机会以及经济福利心存感激，他们决心成为好公民，并且他们基本上也是好公民。约瑟夫·普利策曾拿出数百万美元创立了普利策奖。三个洛杉矶人，包括一个犹太人、一个天主教徒和一个新教教徒，把自己的土地捐献出来，帮助建立了南加利福尼亚大学。作为对美国的善意和礼貌的回应，犹太人不再把教会看作压迫的来源。南北战争期间，正统派名人莫里斯·J．拉斐尔拉比称耶稣是“拿撒勒来的伟大导师”。数十年后，美国拉比中央会议抨击土耳其屠杀亚美尼亚人的行为。林肯去世时，纽约的“以色列遗民”犹太会堂——美国正统派犹太教的堡垒——特地为这位为国捐躯的总统诵读了悼念祈祷文（犹太安魂曲）。

美国对犹太移民的接纳是慷慨和平等的。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泰勒曾经这样说：“在其他地区受到迫害和压制的希伯来人，现在定居在我们中间，没有人会使他们感到害怕。”犹太人在那里的确有了安全感并找到了机会。

正因如此，犹太人全心全意地接受了美国。他们把这里看成是他们的家，是上帝的国家。许多犹太人已经是第三代或第四代美国人。在较大的市镇，犹太人建造了自己的会堂，享有所有权利和豁免权。这里的犹太人幸福而感恩。1812年战争中，当英国人进攻到纽约西北部时，政府呼吁人民给予捐助。纽约市的犹太人——大概占所有市民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五——捐献了所有捐款中的百分之九。

来自东欧诸国——波兰、波罗的海沿岸、俄罗斯、加里西亚、东匈牙利、罗马尼亚、巴尔干的犹太移民早在1852年，就已有相当数量的人抵达纽约市下城东区，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正统派犹太会堂和学习中心。到19世纪70年代，那里已建立了许多类似的集会场所。20世纪初，有越来越多的东欧犹太人前往美国。仅1914年一年，超过138,000的人登陆美国；到1924年，美国接收了将近200万来自斯拉夫国家和罗马尼亚的犹太移民。而在1837—1924年的近100年间，所有登陆美国的中欧犹太人从未达到这个数目。

犹太人为什么来到美国？很简单，他们在欧洲几乎没有未来。他们痛恨压迫他们的统治者。那些统治者剥夺了他们的公民权和经济机遇，并对他们实行集体迫害。自1881年俄国发生严重的集体迫害以来，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遭到无情地迫害。1917—1921年俄国内战期间，一千多个城镇和村庄的犹太人遭到杀戮。

这一人数众多的移民改变了美国犹太人的社会特性，创造出一种东欧正统派传统和美国地方传统的混合体。在美国犹太社区旧的组织结构不断遭到削弱，新的经济和社会机会的背景下，犹太教改革派成为美国犹太人中的主要思潮。不过，犹太教正统派生活方式依然存在，而且还出现了犹太教保守派新的思潮。除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以外，这些新出现的各种犹太教思潮将在整个20世纪极大地影响犹太民族的思想。

美国犹太女诗人埃玛·拉扎勒斯写下的、希望接纳受迫害犹太人的诗篇被镌刻在纽约港口的自由女神像基座上一事表明美国对受到迫害的犹太人移民的慷慨接纳：

到我这里来，渴望自由呼吸的众生，

你们疲惫、穷困、蜷缩成一团，

到我这里来，落魄潦倒的人们，你们被你们拥挤的国家所抛弃，

把这些人，这些无家可归、颠沛流离的人送到我这里来：

我举起我的火炬伫立在金色之门旁。

虽然从总体上说，美国犹太人的总数从来只占美国人口的很小一部分，迄今也没有超出3%，可是，他们却总是生气勃勃、奋发向上，在美国经济、文化和精神生活领域开拓进取，贡献才华。事实上，独立战争刚一打响，就有犹太人报名参军，为美国的最初建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尤为突出的是，自20世纪以来，犹太人在美国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教育等领域贡献卓著，人们不仅在领导着美国前进和发展的所有领域看到他们的身影，而且的的确确感受到他们的贡献和影响。目前，犹太人显然已经成为美国社会中一个极具实力和影响力的少数族裔群体。

在学术及文化上，美国犹太人从来就没有落后过，即使在殖民地时期，这个国家也有真正的犹太饱学之士。如果说1585年到1775年间，美国犹太人所取得的成就还不十分显著的话，那么，从1776年到1840年间，犹太人已经参与到美国每一个得以发展的文化领域。到19世纪30年代，个别受过新的历史考证方法训练的学者已开始定居美国，南北战争前，称职的《塔木德》学者已经把美国作为自己的国家。《塔木德》词典编撰学家马库斯·耶斯特罗1866年定居费城，马克斯·利林塔尔博士1880—1882年间组织了一个拉比文献社团，编辑一份科研杂志。亚历山大·括哈特是世界知名的拉比学者，1885年抵达美国，继续出版重要的《塔木德》词典。美国最重要的犹太文化成就是编辑出版了12卷本的《犹太百科全书》（1901—1906）。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成就，即使在欧洲也没有可与之相比的书籍。尽管大多数编者都是德国人，在欧洲接受训练，但它却是真正的美国产品。今天，几乎一个世纪之后，它仍然是一部不可或缺的参考书。

到1925年，犹太出版协会已发行了哈西克的《中世纪犹太哲学史》，路易斯·金茨伯格的《犹太人传奇》，希夫的《犹太经典书库》，在1985年又发行了《希伯来圣经》的全新英译本，这是《圣经》最准确的译本。20世纪后半叶，美国犹太人在文学上的成就更是卓著，一大批犹太作家成为美国文坛上的主力军，其中索尔·贝娄获得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1978年I.B．辛格因在意第绪文学创造上的成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美国犹太人的文化活动以及取得的成就表明，美国已经成为犹太人的一个新文化中心。

美国犹太人在数量、实力和影响力上的日益增长还是20世纪犹太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自从犹太人流散到世界各地以来，可能还没有一个犹太社团为它的生活和事业找到过这样广阔的活动场所，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犹太社团具有美国犹太社团这样的实力和权力去左右自己的命运。美国犹太人不仅努力并成功地取得和改善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而且竭尽所能在政治上、宗教上，并通过慈善事业帮助所有外国的犹太人。美国犹太委员会、约言之子和美国犹太代表大会几十年来与联盟的外国犹太机构紧密合作，而犹太劳工委员会则与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府和劳联保持着密切联系。在宗教事务方面，正统派——尤其是以色列正教党和卢巴维奇哈西德派——与欧洲和以色列的正统派犹太人保持着密切联系。保守派有自己的犹太会堂世界委员会。改革派人士通过他们的进步犹太教世界联合会已在英国、法国、荷兰、以色列、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发展出一批信徒。美国犹太人从1965年起与教皇合作，他们获得了一份谴责反犹主义并承认基督教的犹太起源的权威声明，他们还支持以色列努力与梵蒂冈建立外交关系。目前，美国犹太人不仅在人数上居各国犹太人之首，是当今世界上最具实力、最富足、最有影响力的犹太人群体，而且在国际犹太人事务中影响也越来越大。

由于美国犹太人的存在，其所具有的影响力，以及他们对于犹太人自己国家——以色列国的特殊情感，促使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发展了一种“特殊关系”。早在1962年，肯尼迪政府便与以色列确定了两国关系的“特殊性”，美国承担对以色列生存和安全的义务。1967年，美国最高法院做出裁决，允许美国犹太人拥有以色列国籍，这意味着美国犹太人可以应征加入以色列国防军参战。1983年，美以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备忘录》，美国确认以色列是美国在海外的“战略资产”。1988年，又正式签署美以《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成为没有和美国正式结盟的“盟友”，成为除北约以外美国的主要盟国。这种特殊关系对于四面受敌的以色列来说意义重大。美国的支持不仅使以色列在中东冲突中有了一个可长期信赖的大国，而且使得以色列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了一个坚定的支持者。很显然，美以间存在的这一特殊关系已成为以色列生存和安全的最可靠保证。对此以色列前外长阿巴·埃班曾直言不讳地说：在决定生命攸关的问题上，以色列几乎都可以得到美国的帮助。对于美以这一特殊关系的确立，美国犹太人的存在和不懈努力自然是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