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2回 德布斯盖棺止步 斯谛芬临终入党

德布斯因发表反战演说被捕入狱后，他的战斗精神并未稍退。早在十月革命发生之际，德布斯就表示衷心支持布尔什维克的革命。1918年9月，他说：

“有人指控我对俄国布尔什维克表示同情，不错，他们的指责是无误的。我读过一大堆关于布尔什维克的材料，它们都是不真实的。我有幸获悉这些报道都是被我国的报纸歪曲了的。

“这些被说成是用心险恶的俄国革命者到底是什么人呢?他们和他们的父辈都被驱往西伯利亚，只要他们要求自由的话。最后，改变来了，革命来了，沙皇被推翻了，可耻的政府完蛋了。于是，俄国老百姓掌了权，农民、工人、士兵做了国家的主人。

“布尔什维克可能顶不住，但即使这样，他们也已写下了光荣的历史，其功绩将永垂不朽。美国报纸把他们的领袖斥为罪犯和歹徒。但我要提醒你们，你们的国父乔治·华盛顿有一度也曾被斥为罪犯，萨姆·亚当斯曾被斥为纵火犯，帕特里克·亨利曾被斥为叛国犯。他们在当时被歪曲，但他们忠于自己的职责，并赢得了不朽的光荣。”

1918年11月7日，德布斯打电报到莫斯科说：

俄罗斯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共和国的同志们：

值你们的伟大革命的胜利一周年之际，我谨向你们表示祝贺和致敬。你们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和意义最深远的事件。在这个历史性的周年纪念日子里，我们从四面八方向你们伸出无产阶级友谊之手，并向你们保证我们是忠于你们和热爱你们的。

你们革命胜利的主要功绩在于坚决维护社会主义的不可侵犯的基本原则而拒绝作任何妥协。你们宁可看到革命失败，看到苏维埃被消灭而不愿出卖工人，向所谓的进步的改良主义投降以苟且求生。因为你们坚信改良主义对工人言，不过是在另一种形式下延续工人的奴役地位而已。我们向你们保证，我们不仅要抗议我们的政府干涉你们的事务和干涉你们的计划，而且还要号召我们所有的工人进步力量来支援你们，并以我们力所能及的一切无偿地帮助你们。

1920年11月7日，他又一次向莫斯科致贺电说：

俄罗斯的解放和工人共和国的建立是对全世界工人运动的一个推动，你们的人民的政府是世界政治中的一颗明星，它将照亮整个世界。它是全人类的希望，它的榜样将率领全世界工人走向解放之道。我们向创立这一人民政府的同志们表示欢呼。

同志们，请相信，你们的胜利是完整的胜利。其他国家的人民一定也会获得解放。那时，他们将共同组成一个天下大同的世界。

但在同一年，德布斯所做的更惊动人的事是他在狱中进行了总统竞选。社会党在1920年大会上又一次推选德布斯作总统候选人。他们派了几名代表到狱中会见德布斯，德布斯在狱中发表了著名演说。当年社会党所通过的竞选政纲是机会主义的，因此德布斯就这样说：

我已经读了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政纲，我若能无条件地支持它，那该多好啊。如果它能更明确地强调阶级斗争，那就多好啊。我并不想吹毛求疵，但我总得说心里话。如果我想不辜负人们对我的信任，我就必须这样做。

当然，政纲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我们可以在任何一种政纲中加进革命的精神。我一向是一个激进派，现在我比以前任何时候更为激进。我从不害怕自己变得太激进，我唯恐自己变得太保守。我们绝不要畏首畏尾地不敢直接说出我们的主张。

社会主义政纲的目的不是要抓选票。我们的目的应当是向人民明白说出我们的主张。现在，我们的党有变成一个政客政党而不再成为工人政党的危险。

我们之所以搞政治绝不是为了抓选票，而是为工人阶级谋取解放。我决不为了抓一张选票而去竞选，我的责任是向人们明确说出我的主张。

我曾经发表过几次演说支持俄国革命，我认为这个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独一无二的成就。我当时曾说，我就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我现在仍然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但我绝不是一个俄罗斯布尔什维克。我无保留地衷心支持俄国革命。伯尔格前些时候攻击了共产党，我谨表遗憾。我认识共产党内的许多同志，我极为尊重他们，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好人。

这一囚犯候选人获得了将近100万票，不仅在美国历史上创了一个奇迹，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从来没有见过的。选民所以投他的票，不是因为社会党，而是因为德布斯个人。这也是社会党最后一次回光返照，从此以后，它就江河日下，成了一个不能吸引选票的小宗派的党派了。

德布斯在狱中待了三年多，由于生病，获得了赦免，于1921年出狱。出狱后长期住疗养院。他曾经写信给充当共产党总统候选人的福斯特说：“要不是我体弱住院的话，我一定会肩并肩地与你共同去战斗。”

后来福斯特专程前往拜访德布斯，请他加入美国共产党，他拒绝了福斯特的建议，并说：“牌子不是重要的，主要在于实质，不管我身在哪儿，我总是反对投降主义赞成布尔什维主义的。我与共产党是有分歧的，分歧就在于对莫斯科第三国际的态度。我起先是拥护第三国际的，但现在我已改变了态度。经过仔细的调查和研究，我发现莫斯科企图充当共产主义的梵蒂冈，这是不允许的，不允许在共产国际中册封任何教皇，共产国际应当是各国共产党的平等协会，是一个互相交流意见的讨论论坛，不应当成为一个发号施令的执行机构，不允许有什么老子党儿子党，每一个党不论大小必须完全独立。既然宣布革命不能输出，就应言必信，行必果，不能指手画脚在莫斯科去干涉别的兄弟党的内政，更不容许由莫斯科派什么军事代表去别的党搞武装起义。总之，我是一个美国人，我相信美国人民能自己决定自己的问题，在思想理论上我们需要交流，但在具体活动上绝不能忍受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梵蒂冈。”

正是：

溪水无情似有情，人山三日得同行。

前面已到三岔岭，从此南北两离分。

但另一位老年人恰巧与德布斯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此人就是斯谛芬。早在1908年，德布斯听说斯谛芬否认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曾打了一个电报给斯谛芬说:“如果你不是社会主义者，我就不知道谁是社会主义者了。”斯谛芬接电报后向德布斯解释说：“在我心目中，社会主义者是一个光荣的称号，我否认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并不是因为我厌恶这个称号，而是因为我感到自己不配享受这个称号。我了解到社会主义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马克思对人类整个历史(甚至是整个宇宙历史)进行研究所得出的一种社会发展理论。我不认为我自己对这种理论已有很深的理解，甚至也不敢说已有基本的理解。”

在美国参战以后，斯谛芬叫他的大徒弟沃尔特·李普曼坐镇纽约;派二徒弟约翰·里德到俄国进行采访；他自己到了巴黎，后来又到了俄国，多次会见了列宁，并对俄国革命进行了探索。他最后发表了一句经典性的评语说:“我在俄国看到了未来，俄国的社会主义是灵的。”巧合的是：在半个世纪以后，有一位美国记者约瑟夫·奥索普在访问中国之后也说了同样的一句话：“中国的社会主义是灵的。”

当时美国有一位工人漫画家罗伯特·迈埃纳，也往俄国进行访问，在回美途中路经巴黎，他就向美国的远征军队伍宣传布尔什维克，并宣传反战思想，结果被抓了起来交军事法庭审判，并立即判决要处以死刑。那时斯谛芬正在巴黎。时间已过了午夜，他已入睡，突然床边的电话铃响了，有人在电话中告诉斯谛芬，明天上午将处决迈埃纳，请他马上设法营救。斯谛芬立即穿好衣服，赶往威尔逊总统的密友豪伍斯寓所，这时已经深夜两点了，传达室不让接见。但斯谛芬坚持争辩，终于在传达室打了电话把豪伍斯从梦中叫醒，并上楼找到了豪伍斯。他恳求豪伍斯立即打电话给远征军司令潘兴将军马上释放迈埃纳。豪伍斯竟欣然同意，马上打了电话并获得了释放的保证。然后，他又回过头来说：“斯谛芬，我给你做了一件好事，现在该轮到你给我做一件好事了。”斯谛芬说：“我能给你做什么呢?”豪伍斯说：“很简单。我们现在准备和谈了。但国内情绪很激烈，非要对德国进行大报复不可。因此，请你去做试探气球，你到国内去发表和平演说，如果被捕也好，被打也好，一切由你个人负责，不要推到我身上来。你看行吗?”斯谛芬：“这不难，我可以做。”

斯谛芬回国后，果真在西海岸发表了几次和平演说，而且最后果真被逮捕了。《旧金山纪事报》用通栏标题报道“林肯·斯谛芬以布尔什维克间谍嫌疑被捕，定于今日开审”。说到斯谛芬，美国人哪个不知哪个不晓，所以开庭那天，法庭内外早已挤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这里不妨描写一下那天的场面：

那位检察律师是旧金山的第一号名律师，名叫麦克基恩。他神气十足，在台上像公鸡似的来回踱步，一边慢条斯理地历数斯谛芬的罪状，抑扬顿挫，犹如牧师宣道。突然他停了下来，以加快的小碎步奔至被告席上的斯谛芬面前，似炸雷般地嚷道：“斯谛芬，你是不是共产党?”庭上鸦雀无声，一千双眼睛都盯着斯谛芬，一千对耳朵竖了起来听这个“64美元问题”的答案。

“64美元问题”是美国的一个土语方言。为什么叫“64美元问题”呢?原来美国是一个爱赌之国。广告商利用爱赌心理，布置了一种猜谜赌博。凡猜中第一个谜，或答对了第一个问题者可以奖一个小礼品，譬如说一套贝多芬唱片。如果你不要唱片，你可以连续回答第二个问题，答对了就可以得较大的奖品，如一个唱机。如果你不要唱机，可以再连续答第三题。以此类推，一题难似一题，奖品价值逐级上升，由1升为2，2升4，4升为8，8升为16，16升为32，32升为64。所以64美元的问题就是意味着最难以回答的问题。

只见斯谛芬不慌不忙地答道：“先生，我比共产党还要坏。”麦克基恩说：“那你是什么?”斯谛芬：“我是基督教徒。”

“啊!”庭上的观众紧张地松了一口气。当他们把目光移向麦克基恩时，只见他面色苍白，两手颤抖，大公鸡已变成了落汤鸡。原来麦克基恩本来准备好两套说词。一套是用来对付斯谛芬的“不”字的，一套是用来对付斯谛芬的“是”字的。现在斯谛芬突然爆出一个“基督教徒”，他就不知该如何应付了，只好夹起尾巴，草草下台。从此他的律师牌子也就倒了下来。

而那斯谛芬也是有准备的，他早已预料到麦克基恩要耍这一套，所以安排好了陷阱，请君入瓮。

正是：

棋高一着，缚手缚脚。

弄巧成拙，偷鸡不着。

斯谛芬终于被宣告无罪而获释放。其实他那时与共产党根本没有任何组织关系。他在1931年发表名著《我的自传》的时候也仍然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我的自传》不过是民主个人主义作品。只是在他临死前不久，他才提出了入党要求。经罗伯特·迈埃纳介绍，获准入党。迈埃纳曾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与斯谛芬辩论英雄决定历史还是群众决定历史。这是一场艰苦的辩论，最后迈埃纳借助了普列汉诺夫的《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才驳倒了斯谛芬。

斯谛芬陈述他的入党要求时说：

“从严格的意义来说，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所以要求入党只是因为我相信马克思的理论是正确的，我向往马克思所描绘的未来的世界，并相信它是人类社会的必然发展。

“我是少爷出身，本来可以很容易地进入社会的最上层。但我最看不惯血统关系论。富人的儿子亦为富人，穷人的儿子亦为穷人，我认为这是最深重的罪恶，必须消灭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但我并不反对白手起家的富人，并认为这是合理的报酬。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像赛跑一样，其出发点应当平等或接近平等，其发展则不应当平等，而应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可是我始终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制止住财富遗传，因此只好崇奉一种可怜的乌托邦。我也研究了社会主义，我完全可以理解被剥削和被压迫的人们的社会主义革命热情。但我不能理解，当社会主义者取得政权以后，其第二、第三代子孙将如何工作，那时将有什么东西来推动人们的积极性。

“在与列宁进行数次谈话之后，我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有了增进，特别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有所觉悟。我也与高尔基讨论过这个问题，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讲，特别是对一个美国知识分子来讲，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不过我还是接受了这种理论。我也同德布斯谈论过这个问题，他没有被说服。我并不认为我已完全理解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但我愿意接受这种理论，并在接受中求进一步理解，这是我要求成为共产党人的思想基础。”

正是：

肉体无妨龙生龙，思想岂能靠血统。

卡尔爸爸朱门户，约瑟之女奔合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