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1453年5月29日，奥斯曼土耳其（Ottoman Turks）军队经过近两个月的鏖战，其精锐的禁卫军加尼沙里（Janissary）军团将士突破了由热那亚人把守的科尔克（Korco）城门，蜂拥而入，占领了君士坦丁堡。慌乱之中，没有人注意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Constantine XI，1449—1453年在位）去了哪里，苏丹穆罕默德二世（Muhammed II，1451—1481年在位）遍寻全城也没有找到他，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时人推测他在巷战中阵亡了。这一事件标志着拜占庭帝国的最终灭亡。消息传来，整个西欧为之震动，教皇和各国君主忙乎了好一阵子，跃跃欲试地想要发动新的十字军来挽救东方的“基督教弟兄”。这种冲动没有持续很久，十字军没有组织起来，“基督教弟兄”的苦难也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称霸东地中海世界的事实逐渐为欧洲人接受，毕竟在那个各国专制王权不断强化的年代，他们为自己的事情忙得焦头烂额，哪里还有精力和心情去关心那个早就变得十分陌生的“希腊人帝国”？拜占庭帝国就这样慢慢地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
数百年后，什么人又重新关注起这个古代帝国？他们为什么津津乐道于那些久已被历史尘封的希腊文书？事实上，“希腊人”的命运对于其他国家的普通的欧洲人来说几乎无关痛痒。可是对于欧洲的有闲阶级特别是满腹经纶的知识分子而言，“罗马帝国”的故事就比较熟悉了，但也只不过是饭后茶余闲聊时的话题。那是一种古老的传说，多多少少还散发出神话般的色彩。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人自觉是欧洲最文明的民族，他们从来就瞧不起阿尔卑斯山以北的“野蛮人”。当新文化运动的浪潮艰难地推过阿尔卑斯山的雪峰，又以滑雪般的速度席卷整个欧洲时，具有文化优越感的意大利一度成为西欧和中欧上流社会崇敬的对象，不仅马丁·路德千方百计要到罗马朝拜，莎士比亚构思的戏剧场景也常常不自觉地选在了地中海岸边。然而，当欧洲文化艺术中心从地中海悄然转向巴黎时，谁也不知道有多少古代文化艺术的大师也从意大利北上英、法、德的那些日益繁华的大都市，达·芬奇不就是带着心爱之作《蒙娜丽莎》客死巴黎的吗？随着这些北上的知识分子而来的，还有大量稀奇古怪的学问。其中有人可以读懂希腊文献，这在当时可是一种了不起的绝活，因为这种与欧洲所有其他文字写法完全不同的文字，在欧洲人看来如同天书一般，以至于今天的英语中还保留着这样的俚语：“That is all Greek to me”（那个我可一窍不通）。也许这些博学多才的意大利人心里很清楚，正是其人文主义前辈们在复兴古代文化艺术的热潮中，或者前往混乱动荡的巴尔干地区搜罗了大量希腊古籍文献和文物；或者拜流亡的希腊学者为师，学习希腊语知识——号称“文学三杰”的但丁、彼得拉克和薄迦丘都在其书信中对各自的希腊语教师赞赏有加。意大利一度出现的学习希腊语的风气也在欧洲其他国家蔓延，能够读懂希腊文古籍成为有学问的标志，连引领欧洲生活时尚的法王路易十四也在凡尔赛宫中用希腊古书烘托高雅气氛，因为仅仅将自己和王族成员按照奥林匹斯诸神的形象画在墙壁上还不足以显示学问。正是在王室自上而下推动的尚古之风中，整理和研究希腊文古籍逐步从“玩古董”转变为“搞学问”。王室资养的一批学者开始整理出版希腊文古籍文献，“巴黎大全”由此诞生。然而，真正将拜占庭文书与古典希腊典籍区分开来的不是天赋艺术气质的法国人，而是天生严谨的德意志学者。他们发现了两种文献的诸多不同，力主在前类文献前面加上定语“拜占庭的”；而且为了表示对浪漫的法国学人的不满，在富格尔（Fuggers）家族的资助下，另起炉灶，开始编辑出版“波恩大全”。
人类的好奇心永远指向未知的世界，富足的生活则成为所有学问的物质基础，而对先人的崇敬总是推动人们在面临现实困境时到老祖宗那里找出路。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问就是出现在18世纪。在那个思想变革风起云涌的启蒙时代，充满睿智的欧洲知识分子不仅在政治理论上卓有创见，而且在知识的各个领域都产生出许多流传后世的杰作，其中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就是拜占庭学的代表作。他认为靠人类理性的思考是能够解开罗马帝国衰亡之谜的，他在这本名著的尾声中总结古罗马败亡的原因，就是“在本历史书的前面几卷中我已描述过野蛮主义和宗教的胜利”。这种看法符合当时的思潮，也影响了几代拜占庭历史爱好者和专家们（这种影响至今犹存，特别是在对拜占庭历史比较陌生的我国）。
然而人类的思想活动受制于现实生活。法国大革命后，怀疑主义思潮兴起，启蒙学者提倡的理性主义观念本身也受到了怀疑。清理历史遗产、重写人类历史的呼声促使欧洲学术界重新重视历史研究，对拜占庭历史全盘否定的观点遭到质疑。兰克、蒙森倡导的重视史料挖掘、忠于历史事实的历史观念对消极的历史观和历史虚无主义发起挑战，拜占庭历史研究出现了新的转机。那真是一个拜占庭学专家辈出的时代，法国的查尔斯·迪尔（Ch.Diel）及其高足路易·布莱赫尔（Louis Brehier）、英国的乔治·范莱（G.Finlay）和约翰·伯里（J.B.Bury）、德国的卡尔·霍普夫（Karl Hopf）和卡尔·科隆巴赫尔（Karl Krumbacher）、希腊的巴巴利格布罗斯（K.Paparrhegopulos）和斯比利冬·兰布罗斯（Sp.Lampros）、俄国的瓦西列夫斯基（V.G.Vasiljevskij）和乌斯本斯基（Uspenskij）等一流学者在各自国家中独领风骚，组成了国际拜占庭学强大的阵容。他们的弟子或同行更是在欧洲编织起拜占庭研究的国际网络，一大批天才人物充实到拜占庭学家的队伍中，欧洲毫无疑问成为拜占庭研究的国际中心。有关这个时期拜占庭学的发展，读者可以在本书第三章找到更多细节。
历史研究的基本依据是史料。随着大批拜占庭历史文献和文物的发现整理，拜占庭研究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学者们的研究不断精细深入，分科趋势在所难免，而新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又为拜占庭学开拓出更加广阔的空间。然而，风水轮流转。欧洲特别是东欧作为国际拜占庭研究中心的地位在二战后发生了动摇，美国在二战后的半个世纪迅速发展，正在逐渐成为与欧洲平起平坐的新中心。在美国，目前有数百名专家教授专门从事拜占庭研究，许多大学开设拜占庭历史和文化课程，并建立了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而世界一流的拜占庭研究中心有半数集中在美国。
人们会奇怪，美国建国时拜占庭帝国已经灭亡了好几百年，这个与美国人几乎没有任何直接关联的中古帝国怎么会引起美国学术界的关注？读者也许注意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世界文化中心的洲际转移，美国正在取代欧洲的世界文化中心地位，在有些领域甚至已经超越了欧洲。典型例证是欧、美的诺贝尔获奖者数量比例在二战前后发生了倒转。原因其实不难找到。二战最大的获益者美国在战后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超级大国，这为美国的拜占庭学发展提供了两个宝贵的条件，一是拜占庭学发展的物质基础，二是发展这门绝学的大国文化心态。美国的很多拜占庭研究中心图书资料齐全，研究环境极佳，条件一流，且以优厚的待遇吸引全世界顶尖拜占庭学者参与其合作项目，欧洲各国的拜占庭研究机构都无法望其项背。而更加难得的是，美国实行的公私参与的学术管理体制使拜占庭研究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充满了活力，显示出一个超级大国争夺人类文化所有领域制高点的积极态度。如果我们仔细考察美国拜占庭学奠基人物经历的话，就不难发现，他们大多是二战期间和战后移居美国的文化精英。法西斯排犹运动和欧洲战后恢复的艰辛都推动了包括拜占庭学在内的世界文化中心从欧洲转移到北美洲。这里我们并不否认欧洲和其他地区拜占庭研究的发展，而更强调各自研究形成的特色，其细节在本书相关章节中探讨。
同样的问题也会产生在中国。东欧那个早已逝去的中古帝国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它？拜占庭学在美国的发展反映出这样一个现象，即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人们在物质生活质量提高的同时，精神生活的需求也在增加。人们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求知欲将有可能逐步得到满足。当他们观察事物的眼界不断扩大时，人类文明遗产的所有领域都将纳入其视野，这种追求最终汇集为对客观真理的不懈求索，如屈原所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当然，中国历史悠久，古代文明灿烂，中古欧洲地中海世界最璀璨的明珠——君士坦丁堡曾经与东亚最耀眼的珠宝——长安一度在旧大陆两端遥相辉映，照亮着阴暗的中古世界，这两大文明之间的交往和传说至今吸引着全世界的学者，也是拜占庭研究的重要课题。也许我们还能找到其他很多理由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对于读者而言，最重要的理由莫过于喜好。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的爱好者和学习者提供服务。希望读者在选读本书时，能产生某种了解拜占庭文明的享受和喜悦。
本书定位于“入门”，就是突出了其学习指导的性质。根据丛书策划的初衷，其最突出的特点在于信息量大，有助于读者开展学习或深入探讨。第一章拜占庭史概述并未进入细节，而是突出拜占庭史发展的整体性描述，强调其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这样安排的好处非常明显，使读者不至于一下子就陷入庞杂的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的迷宫中，而是按图索骥，逐步展开学习和研究。第二章史料部分则表现出历史学习的特点，因为无论是学习还是研究拜占庭史，都离不开基本的史料依据。文学强调形象的发散思维，哲学主张抽象的逻辑思维，而历史学突出有史料依据的逻辑思维。所谓论从史出、言必有据。拜占庭史料相当丰富，甚至超过了许多欧洲其他国家的相关史料，且新史料不断被整理出来。因此，没有人能够尽览拜占庭史料（包括文物、遗址）。本书提供的信息只能满足一般的学习和研究需要，并通过这一章的阅读使读者建立起广泛掌握史料的意识。第三章研究史概述只是个一般性的陈述，主要描述作为一门学问的拜占庭研究是如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门学问的产生，并逐渐成为热门学科；以及国际拜占庭学发展的趋势和最新动态。我们没有细谈拜占庭学各个分支研究领域的发展史，因为那将会使本书的篇幅过长，不利于读者阅读和使用。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在有关中国拜占庭研究史的部分中，笔者花费了更多笔墨，提供了更为详尽的信息，这是考虑到我国拜占庭历史与文化初学者调查收集相关信息的困难。在笔者多年的教学中，也注意到这个部分的信息利用率是最高的。第四章重点问题大体上可以说是笔者的学习和研究心得。选题是研究工作的第一要务，选题得当能够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反之则费力不讨好。这一章提供的信息希望能给读者一个参考。本书最后的附录部分可能对读者最有帮助。这里提供的重要工具书、原始资料、主要期刊、网络资源和主要参考文献都非常有用，不仅能够满足初学和一般性研究的需要，而且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也打开了门径，由此读者可以开展精深的研究，真正进入拜占庭学的神圣殿堂。
拜占庭学是一门学问，要弄懂它，需要读者付出艰辛的努力、不懈的毅力和大量的精力。当你真的打算进入这个神圣的殿堂时，就一定要提前做好艰苦奋斗的心理准备。这也是笔者的一点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