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贯穿于经济法的法制建设的各个环节的基本准则，是各类具体的经济法规则的本原性规则。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作为连接经济法宗旨与经济法具体规范的桥梁和纽带，是体现经济法价值的重要环节。研究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不仅对于完善经济法的价值论，而且对于完善整个经济法理论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由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与经济法的具体规则紧密相连，因而它还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尽管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研究非常重要，但是，由于经济法的历史较为短暂，在各个国家发展并不平衡，在制度的共通性上显露尚不充分，共识性研究亦有不足等诸多原因，对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提炼，曾长期进展缓慢。近些年来，学界对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定义、确立标准及其存在的问题等，已作出了日益深入的研究，共识也在不断增加。为此，下面将着重介绍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标准和确立方法，在此基础上再提炼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并对这些基本原则加以简要解析。

一、基本原则的确立标准

要确立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必须先明确基本原则应符合的标准。因为没有一定的标准或要求，基本原则的确立就可能比较混乱和随意，就会失去其应有的基础性、本原性和准则性，从而会失去其应有的指导力和准据力。由于确立标准事关基本原则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因而已有若干著述予以研讨，且已形成一定的共识，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经济法基本原则既然是“法律原则”，就应当有自己的“高度”。从定位上说，它同样应是法律规则和价值观念的汇合点，或者说是衍生其他规则的规则。这样的定位表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既要体现经济法的宗旨，又要高于（或称统领）经济法的具体规则，并且，各类具体规则作为其衍生物，不应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因此，依据适当的“高度”来定位，应当是确立经济法基本原则的一个标准。

其次，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既然是“基本原则”，就应当具有基础性的地位，能够贯穿经济法各项制度的始终，在立法、执法等法制建设的各个环节中得到普遍遵行。因此，仅在经济法的某些部门法中适用的原则，不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则，如货币发行原则、税收公平原则、复式预算原则等，就不能作为整个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这种对普遍性或普适性的要求，也应当是确立基本原则的一个标准。

最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既然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就应当是经济法所特有的，而不应是各类部门法所通用的一般法律原则，即要体现经济法的特色和特殊需要（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原则就一定与其他原则毫无共通之处）。据此，凡是与经济法无关的原则，或者非经济法的乃至非法律的原则，如自由放任、等价有偿、罪刑法定、保障稳定等其他领域的、不同层面的原则，无论是纯粹的经济原则、社会原则还是其他部门法上的原则，都不应列入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之中。因此，强调“经济法特色”，也应是确立经济法基本原则的一个标准。

上述三个方面，实际上提出了确立经济法基本原则的三个基本标准，即“高度标准”、“普遍标准”和“特色标准”。高度标准强调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定位必须有其应有的“高度”，从而既可避免把经济法的宗旨或价值理念等同于基本原则，也可防止把具体规则高估为基本原则；普遍标准强调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普适性”，以免把具体的部门法原则上升为普遍适用的基本原则；特色标准强调经济法本身的“特色”，以免把相关的经济原则、社会原则、其他部门法的原则或整个法律共有的原则等同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二、基本原则的确立方法

要确立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不仅要明确确立的标准，还要提出具体的确立方法。从理论上说，确立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可以从多种角度、运用多种方法来确定。本节主要运用的是两种方法，即系统—网络分析方法，以及结构—行为—绩效分析方法，现分述之。

（一）系统—网络分析方法

系统—网络分析方法，实际上是“系统分析方法”和“网络分析方法”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分析方法。系统分析方法，是具有“普适性”的方法，一般包括整体分析方法、动态观察方法、级次分解方法和结构功能方法等，对于研究经济法理论有重要价值。由于经济法理论本身就是一个系统，经济法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有内在联系，因此，研究经济法理论中的其他具体理论，应当有助于确定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此外，随着经济社会学的发展，网络分析方法也越来越重要。这种方法其实与系统分析方法有内在同一性。在网络分析方法中，较为强调“嵌入性”分析。所谓嵌入性，实际上是强调事物之间的内在关联，强调一个事物要融入（或称嵌入）其他更大的背景之中。据此，应把经济法基本原则作为整个经济法理论网络中的一个“结”，探讨它与其他相关理论所构成的大背景之间的关系。

综合运用上述的系统—网络分析方法，在研究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时，就应当把整个经济法理论作为一个整体，对其中的基本原则与其他相关理论之间的关系进行动态观察，并对各个问题进行级次分解研究，这样，就可以把基本原则问题放到（嵌入）整个经济法理论的网络中来进行研究，从而找到其在网络中的地位以及与其他相关理论之间的关联。

事实上，作为经济法理论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理论，与调整对象、特征、宗旨、体系、主体等理论，都应是“一体化”的。因为一个成熟的、系统化的理论，应是内在和谐统一、相通互证的，而不应是各不相干或相互抵触的。应当看到，经济法理论中的各个部分，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经济法理论，它们不仅都应归属于经济法理论的总体，而且应当存在内在的有机联系、互赖且互动，应该可以互相推导、解释和说明。因此，在应然层面上，可以透过其他经济法理论，来确立和说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例如，调整对象理论通常被认为是经济法理论的逻辑起点和研究入口，它与各类具体的经济法理论直接相关。由于经济法调整的社会关系主要应包括宏观调控关系和市场规制关系（即调制关系），因此，经济法基本原则必然要体现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必然要与调控和规制有关，这样，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才能适用于对各类调制关系的调整，适用于对调制行为的规范。

从经济法的特征来看，经济法既具有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经济性和规制性，又具有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现代性，因而其基本原则的确立也要体现这些特征。从经济性的角度说，经济法基本原则应当适用于对具有经济性的经济调制行为的规范；从规制性的角度说，由于广义的规制就是调制，因而经济法基本原则应当体现出积极的鼓励促进与消极的限制禁止这两个方面的调制；从现代性的角度说，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不仅应体现民主和法治的基本精神，还应体现现代社会对效益和程序的追求。这些方面，都会影响到对基本原则的概括。

在经济法的宗旨方面，经济法所要解决的基本矛盾或调整的基础性目标，是要通过调控和规制，来协调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兼顾效率与公平，这在基本原则上也要有所“体现”。但“体现”不应是重复和等同。要看到基本原则与宗旨之间的十分密切的联系，但也要看到其间的区别，这样既有助于把宗旨或目标融入基本原则之中，又能够保持基本原则的独立地位和独特性。

就经济法的体系而言，经济法体系应当包括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至少把它们作为经济法体系中最基本的部分是殆无异议的，因而关于基本原则的概括，应当可以涵盖这两大部分，同时，从两大组成部分所包含的具体部门法中，应可以概括和提炼出共同性的原则作为基本原则。由于经济法的体系可以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特征等理论中推导出来，因此各类理论之间具有内在一致性。

就主体及其行为而论，经济法主体的行为可以分为两类，即调制主体所从事的调制行为，以及调制受体所从事的对策行为（对此在后面还将专门介绍）。由于这两类行为存在着互动的关系，且调制行为至少在形式上更为主动，因此，经济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规范调制行为的法，其基本原则当然应适用于对各类调制行为的规范，同时，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对调制受体的对策行为的调整。

基于上述经济法理论中各个主要部分的核心要点及其对基本原则的影响，可以认为，经济法理论中的各个部分，都离不开有关调控和规制的内容，“调制”、“调制关系”、“调制行为”等，作为十分重要的概念或称范畴，是贯穿于整个经济法理论和制度的一条重要线索，对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也同样是非常重要的。有鉴于此，在确立经济法基本原则时，也应紧紧围绕“调制”展开，以使有关基本原则的理论能够真正“嵌入”其他各类理论所形成的网络之中，并与各类理论形成良性互动，共同构成较为合理的经济法理论系统。

（二）结构—行为—绩效方法

结构—行为—绩效方法，作为较为重要的分析方法或理论范式，在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领域已有不同程度的应用。事实上，对结构、行为、绩效及其内在关联的分析，在经济法理论研究中也具有普遍意义，因而同样可以成为研究经济法原则的重要方法。

结构—行为—绩效分析方法，可以具体分解为结构分析、行为分析、绩效分析以及关联分析的方法。这些方法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视角和路径，在许多领域都可以应用，只不过在各个领域中对于相关概念的具体理解可能是不同的。

通常，在经济法理论中所研究的“结构”，可以理解为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及其所影响的法律结构。例如，在经济结构上存在的公共经济和私人经济的二元结构，决定了政府和市场的分立和分工，也决定了政府调控和规制的等级结构，这种等级结构会影响到法律结构，并形成经济法中的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的二元结构，以及经济法的主体结构和权利结构等。

另外，现时的社会结构，虽然有了“第三部门”的迅速发展，但是，由于从总体上说，第三部门有时可能具有政府的属性（如在提供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方面），而有些时候又可能具有市场主体的属性（如当其从事经营性活动的时候），因此，可能会与其“非政府、非营利性的组织”的单纯定性不完全一致，在社会的主体构成上，政府与市场主体仍然是主要的单元。在第三部门无法全面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国家不仅是国家利益的主体，而且也被假定为社会公益的代表。这种社会结构，自然会影响到法律上的法益保护，从而也会影响到经济法上的主体结构和权利结构。

上述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及其所影响的法律结构，会直接影响到主体的行为。而在经济法上，无论是哪类主体的行为，都具有突出的经济性，因而都要强调经济绩效；同时，虽然有时也基于社会政策而强调社会效益，但实际上也是对绩效的一种考虑。对绩效的追求，对效益的强调，其实正是经济法的现代性特征的重要体现。因此，结构、行为、绩效，都是经济法研究需要考虑的重要内容。并且，由于这些内容贯穿于经济法的具体规则，因而可以成为抽象或确立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几个具体角度。

例如，从结构的角度说，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会对经济法的规范结构（包括主体结构、权利结构等）产生重要影响，而规范的形成，特别是公法性质的经济法的规范结构，与公共物品的提供，与市场主体的利益都密切相关，涉及国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因而“国民的同意”对于经济法规范的形成是十分重要的。为此，依法规范各类调制行为，实行“议会保留原则”或“法律保留原则”是很必要的，由此必须确立和贯彻“调制法定原则”。

此外，从行为的角度说，在国家的调制行为和市场主体的对策行为中，国家的调制行为更为重要，更具有主导地位；市场主体针对国家调制行为作出的对策行为，毕竟要以国家的调制行为为前提。因此，从整个经济法来讲，如何规范国家的调制行为，始终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并且，确保国家的调制行为适度，是其中的核心问题。由此就应确立和坚持“调制适度原则”。

最后，从绩效的角度来说，经济法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经济性和规制性，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现代性，以及一定程度上的社会性，都要求经济法的调整应实现一定的绩效，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及其他的关联效益。这本身也是经济法宗旨的要求。因此，在经济法上也应当确立“调制绩效原则”。

综合上述两类确立方法，不难发现，从系统—网络方法的角度来看，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应围绕“调制”这一中心范畴，主要强调“调制”的内容（这也是经济法的一个“特色”）；从结构—行为—绩效的方法来看，则应强调法定、适度、效益的精神，即强调调制的法定性、调制的适度性和调制的绩效性。由此可以确立经济法的三项基本原则，即调制法定原则、调制适度原则和调制绩效原则。

三、基本原则的简要解析

上述三项基本原则，与前述的三项确立标准是相合的。从高度标准来看，这三项基本原则既能体现经济法的宗旨，但又不是其简单重复；既是来源于具体的规则，又超越于各类具体规则之上；从普遍标准来看，它们并非仅适用于经济法的一个或几个部门法的原则，而是可以通用于经济法的各个部门法；从特色标准来看，它们既不是简单地照搬其他部门法的原则，也不是直接借用非法律的原则（如经济原则），而是结合经济法自身的经济性、规制性和现代性的特征，作出的进一步概括。现略作解析如下：

（一）调制法定原则

依据调制法定原则，调制的实体内容和程序规范都要由法律来加以规定，只是在法律明确授权的特殊情况下，才能由行政法规来加以规定。这一原则在形式上是“议会保留”或“法律保留”原则的体现，是议会与政府在调制权分配上的一种均衡，但在实质上，其主要目标则是力图保障调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保障市场主体或第三部门的财产权等重要权利，保障法律的被遵从和实效。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调制法定原则可以覆盖整个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领域。

在宏观调控法领域，调制法定原则尤其要求“调控权法定”。因为法律通过调控权的界定，就可以明确调控主体、调控手段、调控力度等一系列问题。为此，在宏观调控法领域应当确立预算法定原则、税收法定原则、国债法定原则、货币法定原则、计划法定原则等。由于宏观调控领域所涉及的事项，都与国计民生直接相关，因而国家权力机关在总体上行使专属立法权是很必要的。

例如，国家计划和中央预算，都由国家立法机关来审批决定，这本身就是在贯彻“议会保留”原则，是“法定原则”的具体体现；又如，一国货币的法律地位、基本的金融制度等，都应由法律加以规定，或由权力机关予以批准，这也是法定原则的体现；至于“税收法定”，则在学界和实务界已几成共识。

在市场规制法领域，调制法定原则主要体现为规制权、竞争权、消费者权的“法定”。如同调控权一样，对于规制权的内容、形式、行使主体等也需要作出明确界定，这对于有效规制是很重要的。此外，从不同主体的权利保护来看，对竞争权中的垄断权与正当竞争权，以及与竞争权相对应的消费者权的规定，都需要坚持“法定原则”。例如，在反垄断法方面，对垄断的标准要在法律上作出界定，以明确哪些垄断为法律所不容，哪些主体可以享有垄断权；在反不正当竞争方面，有关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类型、适用除外、执法机构等，也都需要“法定”。总之，“法定原则”可以贯穿于整个经济法制度，并成为一项基本原则。同时，“法定原则”在一定意义上也促进了经济法的专门立法的发展。

（二）调制适度原则

调制适度原则的基本要求是，调制行为必须符合规律，符合客观实际，要兼顾调控和规制的需要与可能，保障各类主体的基本权利。调制适度原则体现了经济法的经济性和规制性的特征，它与调制法定原则密切相关，包括调控适度和规制适度两个方面。

调控适度，要求调控权的行使、调控手段的选择、调控性规范的变易等，都要适度。适度就是要“合规律”，就是要把对国民财产权的“合法侵害”降至最低，就是要充分考虑市场主体的对策行为，等等。调制适度强调，无论对于鼓励促进抑或限制禁止，都要“适中”，不过分，尽量“止于至善”或力争“最优”；而其中的“度”，则需要通过“法定”来体现，它与人类或立法者的认识水平直接相关。

规制适度，更强调对市场主体的权利保护以及各类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例如，对于垄断的规制，涉及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利益平衡；对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既涉及正当竞争者权利的有效保护，也涉及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利益的均衡保护。这些方面，都要求在总体上进行适度规制，否则可能会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总体福利。

要实现调制适度，就必须注意总体上的平衡。衡量调制是否适度，要看是否有利于实现平衡，包括经济指标的平衡、社会分配的公平，特别是法律对各类主体法益保护的均衡，等等。要实现平衡或均衡，就要注意协调，尤其是各类调制手段之间的协调，或相关调制制度之间的协调。因此，适度是与平衡协调直接相关的。这样的调制，才能更好地实现经济法的宗旨。

此外，调制适度原则也可与诚实信用原则、情势变更原则相兼容。在调制中强调诚信，实际上是更为重视实质正义，这也是调制适度原则的应有之义；同时，强调情势变更、“因时而化”或“与时俱进”，正是调控应有的精神。因此，统一适用于公法和私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和情势变更原则，同样也可以渗透在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之中。

（三）调制绩效原则

兼顾效率与公平，是经济法调整的重要目标，因而追求调制的效果或称绩效，追求总量的平衡和社会总福利的增长，在经济法领域会成为一种普遍的价值和原则。这与调制法定原则和调制适度原则的目标也是一致的。

经济法具有经济性的特征，解决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类问题，是其主要目标，因而当然要考虑经济效益。此外，由于经济法具有突出的政策性，因而当然也要考虑社会政策、社会公益和社会效益。经济法对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追求，就是对调制绩效的追求，并且，这种追求要贯穿于经济法的宗旨、原则和各类具体规则之中，从而使调制绩效原则也可以成为一项基本原则。

在现实的世界中，非均衡和失调的问题普遍存在。要实现调制的绩效，同样离不开平衡协调。而平衡协调，无论是作为一种调制手段，还是作为一种调制目标，都需要有微观基础，包括个体意义上的经济法主体的经济活动，以及相关法律的基础性调整等。平衡协调，作为建立在微观基础之上的调制，更能体现出新兴的经济法的“高级法”特点。

总之，从形式上看，在上述三项基本原则中，调制法定原则更强调内容法定和程序法定，调制适度原则更强调符合规律和公平有效，调制绩效原则更强调调整目标和平衡协调，而实际上它们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内在关联。其中，调制法定是调制适度和调制绩效的基础，能否适度，以及能否实现绩效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定”的状态，取决于法治的程度；调制适度在一定意义上是对“调制法定”的展开，它在执法层面更有意义，是调制绩效得以实现的手段；而无论是调制法定，还是调制适度，都是为了实现调制绩效的总体目标，或者说是为了实现经济法的宗旨和价值。

进而言之，从法律意义上说，调制法定原则，体现了依法规范调制行为的必要性，它力图给调制行为设定法制轨道和法制边界；调制适度原则，体现了对调制手段、措施、力度等方面的要求；而调制绩效原则，则要以上述两类原则的贯彻为前提，它是对经济法调整目标的原则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