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衙门化与教师的边缘化

——三讲对学校班子的一点意见

给学校领导班子提意见，对普通教师而言，是件难事。教师的活动范围基本上是教室、实验室、图书馆和书斋。学校领导的工作，对教师来说，相当遥远。根本不了解学校的这项决策那项决策是怎么做出的，谁在这项决策那项决策中的作用。信息不足，从何提意见？更何况对其中的成员提意见呢？

其实，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的领导有中平资质，常人品德，奉公守法足矣。要求领导干部的素质高于常人的平均水平，甚至高大全，这是一个过去的神话，不可能，也没必要。

关键是体制。一个设计较好、规范明确的体制下，中平之才就足以胜任领导职责，相反，即使是天才也可能累死而于事无补，甚至可能正因为是天才而导致了常人难以造成的损失。过分地要求领导的才能、素质和品德，是不是正说明了现有体制太不完善，因此需要高素质的人才来弥补体制的疏漏呢？而这可能吗？

厦大的管理体制，这些年改革不少。但我的感觉是，越来越像是行政机关。余生也晚，见少识寡，不知道这是厦大特有的问题还是全国各大学不同程度的通病，也不知道是不是中国的大学就应当这么办。但直观上觉得既然叫学校，就应该与部委厅局有所区别。

说厦大像行政机关，主要问题是资源支配权向行政而非教师倾斜。学校是教学科研单位，按理资源的配置主体或者实际支配主体应当是从事教学科研的教师。教师履行其职责的工作条件、可以支配的资源，在制度上应当得到明确的规范。可实际情况是，每个教师应当拥有的工作条件、从事教学科研的资源，从来说不清，更不用说制度规范了。因此，行政人员实际支配着本应该归教师支配的用于教学科研的资源。教师要使用这些资源，就得找行政人员。由于资源支配权没有明确规定，给不给，就得看相关行政人员高兴不高兴了。结果本来是配角的行政人员却成了学校办学资源的实际支配主体。教师成了行政的附属，找不到主人的感觉。这当然不是1992年以来的新现象了。我当讲师时，系办公室主任就告诉我，讲师不如系办公室主任。一个系有多少讲师，有几个系办公室主任？说来也是。系办公室主任不高兴，讲师连瓶墨水也领不到。讲师不高兴，能把系办公室主任怎么了？别说讲师，就是教授也未必比得上系办公室主任。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厦大，有多少系的教授多年来都是自掏腰包（有申请来的课题费就用课题费，没有课题费就用自己的工资收入）去参加学术会议的，可是至今没有听说过厦大哪个行政人员自掏腰包出差。在大学，行政出差是公事，而且非去不可，参加学术会议却成了教师的私事，去不去与学校水米无干？大概没有一个大学校长敢说一个只有行政人员出差而无教师参加学术研讨会的大学还算是大学，可现实呢？学校经费紧张不假，可是，作为资源，经费永远是紧张的。不重视教育的政府永远没钱搞教育，重视教育的政府总能给教育拨出款来。经费多少与经费的分配比例是两码事。关于这一点，只要算一算全校每年花掉的招待费，看看行政人员与教师不同的实际出差报销标准就行了。普通行政干部出差要报销双飞，不同意就不去；50岁以下的教授、副教授即使是用自己的课题费，出差也只能报单飞，不同意就别去，多年来如此；这些年来，学校一些行政部门也要“学术研讨”了，组织了这个“学会”那个“研究会”，也年年在各地开“学术研讨会”了。教师参加学术会议是自掏腰包，学校行政部门的“学术研讨会”呢？至于行政方面有些实际上是福利性质的出差就更别说了。

不仅经费，而且在其他资源的使用上，也存在类似情况。学校各部处，办事员一个电话就能把教授从家里拎到办公室来，而要求提供的材料可能就在邻处的抽屉里；财务处里，报销会计训孩子似的训来报销的教授，让他们为了一点小手续来回跑上几趟，是常年上演的剧目。这些实际上是在浪费教师从而也是学校最宝贵的资源。在行政人员与教师之比远高于国外大学的中国大学里，教师们何时能有幸获得行政人员的上门服务呢？有人可能觉得这太过分了，可是，这只是一个资源分配问题。如果认识到教师的教学科研时间是学校最宝贵的资源，这样做不就是优化资源配置吗？有什么过分的呢？在军队里，不都是后勤部门负责把武器弹药乃至给养送到前线部队吗？

因此，恕我言重，教师在学校资源支配上的劣势，不过是大学主政者心目中教师是大学里最不值钱资源的现实反映而已。

系里也一样。作为教学科研骨干的教授们，如果只是普通教师，其在学科发展、师资队伍建设、教学科研经费使用上的发言权——更别说参与决策了——甚至不如系办公室主任。因为后者是系办公会议的当然参加者，而前者只有出席全系教工大会听决定的份。结果出现了根本不懂专业的系办公室主任有权参与决定博士硕士的留校任教人选安排，而带博士硕士的教授却没有发言权的咄咄怪事。需要指出的是，在现有体制构架里，这种怪现象是符合制度规定的。

资源支配权向行政倾斜，不仅表现在教师与行政人员之间的关系上，而且在教师之间也是如此。担任行政职务的教师和不担任行政职务的教师之间，资源支配权大不相同。固然，学校拨给的经费有限，但是，由于创收，各院系多少都有一笔自有资金。这笔资金的使用基本掌握在有“一支笔”权的院长、系主任手中。由于创收资金多少、使用去向，大多是各系的最高机密之一，因此，鲜有向创造了这笔资金的教工公布资金来往账目的。这笔资金的使用基本上脱离了本院系教工的监督，其中弊病，不难想见。且不必谈可能产生的问题，就是全部按照学校规定的比例合法地使用，也完全可能出现资金使用不当甚至是以权谋私的情况。这些年来，这可以说是司空见惯寻常事了。而在现有的体制下，这些可能是巨大的不公正，却连决策失当都说不上。是不是只有这种管理方法呢？未必。在国外，系学术委员会或者教授委员会决定本系经费的分配，各研究方向拥有多少资金，每个教师本学年可以支配多少经费，都在学术委员会或教授委员会上讨论决定，系主任大抵只是个召集人而已。而我们的现有体制却将一个系的经费的使用决定权基本上集中在个别人手中。而且近来的改革大有强化它的趋势。院系管理体制改革之后，各系大多只设一个副系主任，而且由系主任提名任命。结果往往提名学生辈的青年教师担任，其职责基本上是处理日常事务甚至跑腿。系办公会议形成了一头独大的局面，尤其是在教学科研的发展资源使用决策上。系学术委员会则形同虚设，根本没有决策权和资源配置权。两种资源分配方式，哪种更好，更公正，更民主，更有利于调动广大教师的教学科研积极性，更有利于各学科、各研究方向的均衡发展，甚至重点发展方向的正确选择和投入保障？利弊相较，结论是明显的。

无论是个人还是学科的发展，都需要一定的资源投入。因此，现有的学校资源分配体制是有意无意地鼓励教师的行政官员化，即通过担任行政职务来获得资源分配权。所谓做官方能发展，才能行道。这样的效果如何？可想而知。

第一，职位少而人多，有职位的才有资源分配权，势必导致教师向官不向学。长此以往，学校将更加行政化。

第二，职位少而人多，有职位的才有资源分配权，势必在调动少数人积极性的同时，抑制了多数教师的积极性。即使假定选任的系主任都是学术水平很强的教师，其所长不过两三门课、一两个研究方向而已。而一个系要撑得起来，至少要有十来门课、三四个研究方向。资源分配权过分集中，不但普通教师的积极性大受抑制，而且可能出现一个系的学术发展系于一人见识判断能力的危险情况，更不用说为了形成和维持学术垄断地位而武大郎开店全系遭殃之类的事了。

第三，由于大学行政化，也由于过于集权，当官的教师往往行政事务繁多，开会吃饭批条子，迎来送往拉关系。日日穷于应付，天天疲于奔命。长此以往，势必影响其教学科研业务水平。为了维系其学术地位，可能出现利用手中权力谋求虚假的学术评价和成果，在不同研究方向之间搞不正当竞争等不良倾向。前些日子各院系拟定重要岗位聘任标准，有的院系就出现了拟定标准者按照自身条件量身定做标准的事。这些教师是官，有较大的资源支配权，对（尤其校内）学术评价规则和结果实际上有较大影响力，其负面影响大小也就可想而知。

如果把这些现象从体制上总结一下，可以发现，形成今天这种局面，有历史的积淀，长期“左”的思潮的影响，因此至今不敢为教授治校正名。不是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吗？由政治上是无产阶级同时业务上又是内行的教授治校有什么不对呢？不错，这些年来也强调由教授来担任各部处以至校级领导了，但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授治校。真正意义上的教授治校，是作为学校生产力主体的教师拥有对办学资源的实际支配权，而不是少数教师通过做官而分享资源支配权。后者还是行政支配办学资源，只不过少数教师成了行政官员而已。它在治校思想上仍然不脱计划经济的选贤集权思路，而近年来的学校体制改革则更强化了资源支配权向行政职务倾斜的趋势。这显然是与市场经济分散资源配置权、公平竞争的方向背道而驰的。权力集中，自然就不会有民主。普通教师能否正常工作都取决于行政部门、官员的资源分配，普通教师只能和行政部门、官员们搞好关系方能获得必要的生存条件、发展空间，如此还谈什么民主？民主的物质基础是资源支配权的分散而不是领导的礼贤下士，让人讲话。权力集中，自然对领导人的素质有太高的要求。历史证明，选贤大抵靠不住，集权也就成为危险的选择。尤其是在大学这种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广大教师的创新思维、开拓精神的地方。

当然，不能说校领导们不重视激励教师的积极性，近来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重要岗位聘任等。且不论其评聘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是向有行政职务的教师倾斜的，就其出发点而言，也是值得讨论的。因为它基本上是收入刺激。而教师，其安身立命之地是教学科研，生命的主要内容是工作。如果教师觉得安身立命所在尚不能做主，工作条件没有制度保证，即使收入有所改善，又焉能有多大的工作热情、创新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