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天命观与阴阳五行说的起源
天命观的形成
人类社会发展到奴隶制社会,与原始社会相比,人们的宗教思想与自然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奴隶社会时期虽还保留了一些原始社会对自然和祖先的崇拜,不过,这时已不再是原始的面貌了。“万物有灵”的观念已为宇宙间一个至高无上神,叫做“帝”或“上帝”的所代替,对自然的崇拜已不是对一切动植物等自然现象都去崇拜,而是只祭祀名山大川。如甲骨卜辞里有“郁于五山……”的记载。这反映了生产力的提高,已有可能使商代人们控制某些自然现象,因而剥脱了这些自然现象的神秘性。“帝”或“上帝”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它是天上的最高统治者,商王则是“受命于天”的人间的最高统治者。“天”和“帝”成了奴隶主阶级用来进行统治、欺骗和压迫人民群众的工具。奴隶主们声称,生产的丰歉,人事的休咎,一切吉凶祸福都为上天所左右。把自然界的山、川、风、云、雷、电、水、火等现象也说成是受“帝”的主宰。因此,奴隶主贵族们事无大小,一切生产、战争,乃至生病等都要占卜祈求“天帝”,并用甲骨占卜来作为沟通人和神之间联系的工具,形成了一整套宗教神学的思想体系,即关于“天命”的观念。天命观束缚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如科学的天文学要摆脱以天命观为其基础的占星术的纠缠,科学的医药学要从巫和天命思想的迷信中解放出来,都需要经历长期的斗争。
周奴隶主贵族利用商士卒(实际上为奴隶和战俘)的临战倒戈,取代了商王朝,使他们对人民的力量不能不有所认识。周公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一思想反映了奴隶主阶级对奴隶群众的恐惧,同时也透露了西周的统治者对天命的神圣性的一些怀疑。商代以来的天命观在这时作了一定的修正,以适应其统治的需要,所谓的武王“革命”,也意味着对于天命观的变革。
阴阳、五行和八卦说
生产技术的发展和天命观的动摇,给在自然观方面突破宗教神学思想体系的羁绊以有力的推动,具有朴素唯物自然观的阴阳说和五行说就是在商周之际开始酝酿的。到了封建社会开始,即战国时期,这一学说已发展成较为完整的体系。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也是古代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
早期的阴阳和五行说是同解释宇宙万物本原的最初尝试密切相关的。这些观点仍然和自然科学、政治观点、宗教思想等掺合在一起。
周幽王时,王室日益衰微。郑桓公问史伯周是否要亡了,史伯就以五行说来解释,说世上万物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元素,而又以土为主,分别与其他四种元素“和”成百物的。相反,“同则不继”,不能生成百物。周幽王“去和而取同”,同厉王一样专制暴虐,非垮台不可。这是同传统的天命论相对立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天道观,不仅具有朴素的元素观念,并有物质相互转化的思想。
西周末,还产生了物质为“气”的说法,用阳气和阴气的矛盾来解释自然现象。天气属阳气,性质是上升的,地气属阴气,性质是沉滞的;阴阳二气上下对流而生成万物,是天地的秩序。反之,阴阳气不和,自然界就要发生灾异。周幽王时的大夫伯阳甫用这一原理去解释当时在泾、渭、洛“三川”(今陕西中部)地区发生的地震现象。说地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因阴阳“失序”,而使三川皆震,导致“川源必塞”,以至水土失序,发生水旱灾害,又以至“民乏财用”而“国亡”。
在《尚书·洪范》中,有关于“五行”的进一步论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这里简要地描述了五种构成世界最基本的物质形态的性质和作用。把客观存在的物质看成真实的东西,而且意识到人的味觉是从与外界的五种不同物质的接触中得来的。关于“金”特别值得一提,它反映了金属已成为当时人们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物质元素。商、周时期,人们已利用的金属有金、银、铜、锡、铅、铁等。五行说中的金,是初步地概括了这些金属的共性而从中抽象出来的。这在世界其他地区古代文化中是没有的。希腊人认为水、空气、火和土是构成世界的四种基本物质元素。印度哲学家羯那陀则认为地、水、火、风是四种基本的物质元素。我国古代的五行说与之有异有同,它们都是古代人们从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
在阴阳、五行说发展的同时,还有一种八卦说。八卦说大约也产生于殷周之际,而在其后不断得到发展。八卦,以八种符号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分别代表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它们是由阴()和阳(—)不同的二爻排列而成的。把这八卦再互相排列,就可以产生六十四卦,每卦又有六爻,共三百八十四爻。由此解释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八卦说包含了由阴、阳的不同排列而构成万事万物,和由于阴、阳排列的变化导致万物变化的思想,即包含着自发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是十分可贵的。但在后来的发展中,它所说的变化,不是向前发展,而是终而复始的循环、重复;另外,世界上的事物,千差万别,想用有限的模式把一切事物概括净尽,是不可能的。因而,八卦说是装在形而上学框子里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