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道教文化研究的学术原则与方法

纵观国内情况可知，道教文化研究经历了不平常的发展道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国学者虽然也有人从事该项研究，但人数相当少；“文化大革命”期间，道教文化研究完全中断；“文化大革命”之后，尤其是1978年以来，道教文化研究已经引起国家的重视，国家研究机构与高等院校以及地方社会科学院都有从事道教文化研究者。道教文化研究课题列入国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中，一些道教文化研究的学术团体相继成立，各种学术会议陆续召开，以道教文化研究为侧重点的学术刊物也涌现出来。随着研究队伍的逐渐扩大，道教文化研究的著作与论文也不断增加。在国际上，道教文化研究已经成为汉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是十分可喜的。不过，从总体上看，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复杂的文化现象，道教文化要研究的问题还很多。再说，事物是发展的，学术研究也是发展的。为了在社会发展中有效地开展道教文化研究，探讨与总结合适的学术原则与方法，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不能回避的问题。

（一）应该采取“尊重事实与大胆探索”的基本原则

就一般的意义来讲，道教文化研究与其他学术研究具有共同性。因此遵循共同的学术原则，是道教文化研究的第一要求。什么是共同的学术原则呢？我认为是尊重事实与大胆探索。这个原则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意蕴。首先当然是尊重事实，因为客观事实是所有理论的最好的审判者，事实胜于权威。任何研究者都应该接受客观现实，哪怕这种现实与自己的想法相违背。其次，科学研究还应该具有怀疑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就不可能有超越和突破，固守某种一成不变的旧教条，只能把自己封闭起来。人们不会忘记，具有崇高威望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物体坠落的速度和它们的重量成正比。这一“理论”曾经被人们当做“金科玉律”奉行两千多年，直到事实证明了它的错误，人们才恍然大悟。由此可见，权威性的说法不一定代表了科学的真理。况且物质世界在发展，真理也在不断向前发展。如果我们没有具备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审视的精神，那就很可能把一种错误的东西当做教条来“信仰”。与之相反，任何一个严谨的科学家都必须是重证据、脚踏实地的。自然科学研究是这样，社会科学研究也不例外。我想，道教文化研究是应该具有这种态度和精神的。因为在这个领域，照样存在一些禁区，照样也有一个敢不敢于超越的问题，照样应该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大胆地进行探索。我以为这是在研究过程中能否有所突破、有所发现、有所前进的关键。

（二）还应该建立一套适合本学科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历史证明：当一位科学家进入了具体研究领域时，除了必须具备上述一般的科学研究原则和态度之外，他还应该寻求一种适合于本学科具体研究工作的稍微具体一点的原则。换句话来说，就是要把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大胆探索的精神贯彻于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并提出对于本学科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一些原则来。这些原则不仅是立足于以往经得起事实检验的科学理论基础上的，而且是贯穿于本学科的具体研究过程中的。从这种立场出发，我以为道教文化研究还应该做到以下四点：

第一，坚持“文献性”与逻辑性的统一。

道教文化属于传统文化，其研究的对象不是自然界，而是古代道教学者们创造的意识形态。他们的思想轨迹的保存形式就是道教文献。这些文献就是本课题研究的主要事实。如果不能占有文献，那么建造起来的理论就只能是一种“空中楼阁”，经不起历史和未来的检验。所以，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我们必须强调其文献性，这就是尊重事实的科学态度在这一领域中的具体贯彻。

不过，只看到了文献，仍然不能够发现道教文化的发展规律，不能把握本质。因此，在占有文献史料的基础上，还必须努力寻求这种文化现象的客观逻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道教典籍浩如烟海，加上各种解释性材料，真叫人目不暇接。在众多的文献面前，如果没有理性的思维，没有逻辑的把握，那就会被淹没在文献的海洋之中而不能到达科学的彼岸。所以，我们不但需要驾驭文献的工夫，而且还必须理清文献的逻辑过程；不但要理清各种文献的纵横交叉的逻辑关系，而且要通过研究建立起自己的一套在客观的文献事实基础上的逻辑叙述体系。

第二，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的一致。

道教文化，就其个别典籍来说，是由个体创作的，体现了某一个体的心灵轨迹；就整体而言，道教文化则在一定层次一定深度上反映了全民族某一方面的集体精神或者集体潜意识；但不管就个体而言还是就全体而言，道教文化又都是历史的产物，它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产生，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人们的某种追求。所以，我们决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来进行抽象的研究。

另一方面，道教文化研究还必须具有时代性。历史性与时代性，这两者既矛盾又统一，是相辅相成的一点两面。什么叫做“时代性”呢？这就是要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站在时代科学的高峰对道教文化做出具有时代科学精神的考察和思索。只有这样，才能使道教文化这种古老的文明载体从故纸堆中显现出来，焕发出时代的青春活力。

第三，坚持中国传统方法与外来方法并举。

在当今世界上，由于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变更，任何一种研究都不可能是自我封闭的。尤其是随着东西交往的发展，许多西方的科学研究方法正在逐步地传入神州本土。在这种气候下，有关道教文化研究的方法问题很可能就会像在其他领域一样出现极端：或者由于对西方文明的抵触，只采用中国传统的考据、训诂之类的方法；或者由于“全盘西化”观念的作怪，极力排斥中国传统的考据。我们以为这两种极端的方式都不利于对道教文化的真正把握，不利于发掘其中各方面的价值。所以，我们主张，应该坚持中国传统方法与外来方法并举。

几千年来，中国先哲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学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有训诂章句之学和考据的方法。在今天看来，这种方法对于道教文化研究而言依然不能废弃。因为道教文献正如其他众多的中国传统文献一样，是以汉族语言为基础的，确切地说，是以古代汉语为表达工具的。这样，如果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不懂训诂和考据，就不能正确理解古人的思想。而无数事实证明：那种靠曲解他人文意而获得的所谓“结论”是经不起推敲的，是自欺欺人的。所以，我们大可不必为了显示“现代风貌”而丢弃了训诂、考据这种阐释古文献的有效方法。

但是，我们也不能排斥外来（主要是西方）的一切有利于正确有效研究的方法。这是因为社会文明的发展本身就是互相渗透的。西方的文化尽管与我国的文化存在着显明的差异，然而，彼此都有各自的长处，应该互相借鉴。只看到自己的长处，而看不到他人的长处是一种故步自封的行为。所以我们必须正视西方科学界具有重要影响的那些研究方法，这包括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为人们所称道的文化人类学、符号学、比较学方法。我们认为，这些学科研究方法的适当引入可以使具体的分析更加富有层次性，从而能够从不同角度揭示道教文化的内涵与特点。当然，有关文化人类学、符号学、比较学方法的引入，这也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更不是让它们在各自的环节上“游移”，而是把它们组织起来，在具体研究中发挥效用。

第四，坚持整体把握与局部具体分析的有机结合。

在道教文化的相关研究过程中，还必须注意整体把握与具体分析的结合问题。整体把握与局部具体分析，这也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局部具体分析离不开整体把握；而整体把握又必须依赖局部具体分析才能显示其固有的功能。因为一个事物，如果我们不正视其整体的意义，只是对局部进行分析，那就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反之，如果我们不对某一事物的局部一一进行剖析，而只是笼统概观，那又会流于“浮光掠影”。

整体把握与局部具体分析也是相对的，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道教文化，那么，其整体的涵盖面就是从其产生至今，即一切道教文化现象都在其范围之内，而某一时代的道士们与其他道教信奉者们所创造的文化则成了局部；如果我们把时限规定在某一时代之内，那么这个时代内的道教文化就成为整体，而某一阶段中该文化现象的探讨则又是局部问题。再从文献的角度看，若以从古到今所有道教文化的文献为整体，则某一派别或某一部具体的经典即是局部；若以某一经典为整体，则经典内的某一章节即为局部。这就是说我们应从多层次来应用整体把握与局部具体分析有机结合这一理论。正像画家构图一样，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有图画的整体感。然而，当我们进行具体研究时，又不能够只是粗线条地勾勒几笔，而必须在全局观念指导下对局部中的具体经典或道派术数之来龙去脉作深层的细致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在整体上显示出道教文化的有机性。

【复习与练习】

1．什么是道教？如何理解道教文化的定义？

2．道教文化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3．研究道教文化的价值何在？

4．为什么说研究道教文化应该遵循实事求是与大胆探索的原则？

【参考读物】

1．卿希泰、詹石窗主编：《道教文化新典·导论》，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年。

2．许苏民：《文化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3．杨启光编著：《文化哲学导论》，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

4．司马云杰：《文化主体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

5．黑格尔：《美学》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

6．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7．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