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魏晋南北朝社会政治与道教

道教初起于民间，本来并没有引起封建统治者的足够重视。但是，随着道教义理与方术在社会上的传播、信道人士的增加，社会上形成了以道教为组织形式的农民起义，这给封建统治者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为了巩固旧有秩序，封建统治者不得不采取措施，对付道教的传播；不过，由于社会民众本身的需求，道教在魏晋以来不仅没有衰落，反而发展了。在这个历史时期，道教的派别组织增加了，社会影响也扩大了。

（一）封建统治者对道教的两面政策

就统治者的精神方面来讲，并非在一切场合都反对道教。实际上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也有道教信仰，只是为了巩固自身地位，不得不正视壮大起来的道教组织。因此，一方面采取控制甚至镇压的手段，另一方面则对有影响的道门中人进行笼络，这就成为这个时期封建统治者对付道教的基本策略。

早在汉末，黄巾起义不久，封建统治者便采取了种种措施来对付道教的传播。孙策正是这种封建统治者的重要代表。据《三国志》卷四六《吴书·孙策传》等所载，孙策割据江东之际，有一个托名于吉的道士往来于吴会之间，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为人治病，在民众当中影响很大，连孙策的部属也很崇拜他。有一次，孙策于郡门楼上集会诸将宾客，于吉穿着道服，拿着一把叫做“仙人铧”的手杖来到门下，孙策部属中的将领及宾客有三分之二下楼迎拜于吉，主持人禁止不了。孙策十分恼火，下令逮捕这位道士，并且把他杀掉。

实际上，对早期民间道教采取镇压手段的又何止孙策一个人呢？大量事实显示，在汉末动乱中起家的孙权、刘备、曹操都是镇压太平道黄巾起义的封建统治代表，尤其是曹操更在这方面大显身手。曹操的飞黄腾达是从镇压黄巾起义开始的，他先是率兵攻打颍川的黄巾军，继而又在青州、汝南等地击败黄巾军，收编其降卒数十万，从而在军事上建立起坚实的基础。另外，从汉末以来，社会上隐居修行和游方的道士越来越多，这些道士由于掌握了独特的道术，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曹操担心他们聚众闹事，便设法把他们集中起来，实行监禁。据张华《博物志》的记载，被曹操“聚而禁之”的方士道士有王真、封君达、甘始、鲁女生、华佗、东郭延年、费长房、左慈等。曹操这种举动也影响了后来的统治者，故而晋代以来的许多帝王也注意防止道教在民间进行起义宣传，对于力图发动起义或者已经发动起义的道教领袖人物，统治者的镇压是绝不手软的。像发生于西晋时期的陈瑞、李特、李雄起义都借助了道教的组织形式，但后来都被统治者镇压了。

不过，也应该看到，统治者对道教并不是单纯采取镇压政策。由于道教的前身之一神仙家在汉代以前及汉初曾经为秦始皇、汉武帝一类封建帝王奉献如何求仙药的良方，长期以来在社会上就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当方士转变为道士的时候，许多统治者对道教中的长寿养生之术以及特异本领仍然感到很神奇，甚至还有真诚相信者，就连镇压过黄巾起义的孙权、曹操这样的铁石心肠人物也乐于同那些被尊为“神仙”的高级道士结交。据谭嗣先《太极葛仙公传》等书所载，吴主孙权与金丹派传人葛洪的从祖葛玄过从甚密。该书称：“是时，吴主爱赏仙异，尤敬惮仙公，欲加荣位，仙公不听，求去不得，以客礼待之，常共游宴。”尽管葛玄没有接受孙权赐予的荣耀官位，但孙权还是以客礼对待这位“仙公”，可见孙权对神仙方术确有相信的一面。据说，葛玄还与孙权一起观看民众祈雨，并且应孙权要求画符求雨，结果使得孙权相当欣赏。西蜀刘备对一些高道也很敬重，如他在进攻吴国时曾请李意期进行预测。至于曹操，对有奇方异术的道士也采取笼络的策略。其实，从思想上看，曹操对神仙方术还是相信的，他一生写过许多游仙诗，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对长生不老境界的追求。这一点不仅表现在他观看甘始等人的方术试验中，而且也反映在他对张鲁的安抚态度上。起初，他以军事手段企图一举消灭张鲁的宗教化政权；当张鲁表示投降之后，曹操却给予优厚待遇，封张鲁为镇南将军，张鲁的五个儿子也都封为列侯，建安二十一年，张鲁家属、臣僚以及大批五斗米道的道民随曹操迁居北方。这说明曹操在处理道教问题上并非都采取强硬手段。

魏晋以来封建统治者的两面政策对道教的发展造成了双重的影响。道教组织受到的政治干预多起来了，这自然不利于道教机构在民间的扩大；但对于高道的集中管理，在客观上又为道士们的学术交流与探讨提供了机会，道民的迁移也使道教在不同地区的传播成为可能。自魏晋开始，道教发生了分化。一方面，由于封建统治者的介入，道教向上层发展；另一方面，道教在下层的传播并没有停止。又由于国家尚处于分裂状态，道教尚无统一领导，因而在全国形成了种种道派。

（二）天师道的传播与上清派的兴起

史书喜称张道陵所创之教为五斗米道，而在道教经书之中，“天师”之称却早已有之。除了《太平经》中经常采用真人与天师对话的形式外，五斗米道经典也常言及天师，有时甚至直称其教为天师道。在叙述魏晋道教派别时，官方史书出现了五斗米道与天师道名称并用的情形，如《晋书·王羲之传》谓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而同书的《殷实仲堪传》却称“仲堪少奉天师道”。可见，魏晋时期，天师道这个名称已经被官方所承认。

魏晋时期，天师道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逐步上层化。天师道政治地位的提高以及该道派领袖人物的积极活动导致了大批高级士族的加入，从而形成了信奉天师道的许多高门世家。这些高门子弟对天师道的信仰并非是一种装潢门面的做法，而是相当虔诚的。如殷仲堪，自少年起即崇尚天师道，他不仅熟悉天师道的符箓法术，而且将之用来治病救急，他的妻子王氏家族也是天师道世家。这些贵胄名门互相通婚，且都有天师道信仰，他们的举动必然促进天师道在上层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天师道在下层也没有停止活动。随着传播范围的扩大，天师道从道法到组织机构方面也发生了变革，曾经出现的“祭酒人人称教，各作一治”的局面得到扭转，科仪戒规也逐步完善起来。北魏时期的寇谦之与南朝刘宋的陆修静相继对天师道法进行了必要的改革。寇谦之撰写《云中音诵新科之戒》等书，注意吸收儒家伦理纲常和佛教戒律，改变以往祭酒的世袭制度；大约在寇谦之建立北天师道的前后，陆修静也在南方对天师道进行新的变革，所以历史上把陆修静所奉行的教法称为“南天师道”。

在天师道奉行革新之际，新的道派也陆续产生。上清派就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新道派。“上清”之名源于《上清经》。它本是指神仙居处的一种境界，即元气所化的“禹余天”，后来用以作为经典之名。道门称《上清经》为《上清尊经》或《上清真经》，它不是独立的一本书，而是以“上清”为总括的经典系列，包括了《上清大洞真经》等数十种道经，这些经典大约在葛洪《抱朴子》问世半个世纪之后产生。《真诰·叙录》说：“伏寻《上清真经》出世之源，始于晋哀帝兴宁二年太岁甲子（364），紫虚元君上真司命南岳魏夫人下降，授弟子琅琊王司徒公府舍人杨某（指杨羲），使作隶字写出，以传护军长史句容许某（指许谧），并第三息上计掾某某（指许翙），二许又更起写，修行得道。”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发现两项重要的信息：一是《上清经》从公元364年开始“降世”，这意味着一种新的经典的形成；二是新的经典是由道教信奉者通过一定的文字书写而传授开来的，这种传授经过几个阶段而形成自身的派系。根据这样的情形，我们可以说上清派在杨羲以隶书写出《上清经》并且传授给许谧时就宣告诞生。

按照道门传统的说法，上清派奉南岳魏夫人为第一代尊师。魏夫人，名华存，任城人，晋司徒魏舒之女，幼年即好道，长而读老子庄子，五经百氏，无不赅览。她在24岁时嫁人，生育了两个儿女之后，复潜心修道。据说，她因冥心斋静而感动众真下降，授予《大洞真经》，且传授《黄庭经》等。一般认为，在魏夫人降受“真经”时，上清派还只是肇端而已，真正使上清派进入组织化形态的是杨羲。他生于晋成帝咸和五年（330），生得洁白美姿容，工于书画，与许谧、许翙早结神明之交，在得到魏夫人的传授之后，又将上清经系的部分典籍传给许谧兄弟。本来，魏夫人乃是天师道的一名祭酒，而杨羲与许谧兄弟也信仰天师道，因此他们的道法自然与天师道关系密切；但是，新出的经典却具有以往天师道经典所无的内容。从现存的上清经系经典看，该道派至少在两个方面有别于天师道：一是神仙体系。上清派除了尊奉太上老君之外，又理出元始天王、太上大道君、太微天帝君等神谱。二是修炼的方术有所创新，该道派虽然也继承了天师道的符咒秘术，但更重视存神服气。到了南朝陶弘景时，上清派发展为茅山宗，该宗因以茅山传道而得名，其实际开创者是陶弘景。此后，茅山宗人才辈出，且都具有较高文化素养。

（三）灵宝派与楼观派的出现与流布

在上清派产生前后，江南的另一大道派——灵宝派也酝酿成熟并建立起来。如果说上清派得名于《上清经》，那么灵宝派则得名于《灵宝经》。“灵宝”一词在道教典籍中有三种基本意义：一是指精气，二是指人格化的神，三是指文诰。

有关“灵宝”系列的经典具有悠久史源。按照道门的说法，夏禹时有神人授予《灵宝五符》，东汉袁康所作《越绝书》也有类似记载，葛洪《抱朴子内篇·辨问》称《灵宝经》有《正机》、《平衡》等三篇。今所存《道藏》中有《灵宝五符序》，载其授受源流，大抵与《越绝书》同，说明《灵宝五符》由来甚古，即便经过后人润饰，也不会迟于汉魏之间。不过，道门关于古《灵宝经》的传授向来相当神秘，所以难以确认。直到东晋中叶，葛巢甫以古《灵宝经》为基础，造作出大批“灵宝”系经书并且收徒授业，灵宝派才具有明显的组织体系。葛巢甫是葛洪的重孙，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史书未曾立传，道经涉及也不多。但是，葛巢甫因“造构《灵宝》”，而使“风教大行”却得到了道门的称赞。葛巢甫所“造构”的《灵宝》指的是《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该书的经文本来只有1卷，到了刘宋时期已经增加到55卷，今本则有61卷。这61卷书当然不是都出自葛巢甫之手，但由他首先“造构”却可以肯定。前人所谓“风教大行”说明葛巢甫时期不仅“造构”了新的经典，而且进行了大量的传教工作，跟随他学习的人很多，这才能“大行”起来。不论“大行”到什么程度，灵宝经系列经过一批人的传抄和推广而在社会上具有比较大的影响应该是事实。从经典的内容看，灵宝派吸收了当时佛学的许多内容，如因果报应、三世轮回等等。在修炼方法上，灵宝派以符箓咒术为主，注重科仪典礼，许多斋醮形式成为后世的典范。

在魏晋之际，楼观派也具有比较大的势力。与上清、灵宝诸派不同，楼观派的名称是因为该道派的活动地点在陕西省周至县楼观台的缘故。为什么南北朝以前其他道派的名称大多出自其经典教义，而楼观派却得自地名呢？这是由楼观本身的历史地位所决定的。相传楼观是关令尹喜请道家先祖老子写作《道德经》的场所。朱象先辑录《古楼观紫云衍庆集》卷上《大元重修古楼观宗圣宫记》说：“古楼观者，真人尹氏（尹喜）之故宅，终南名胜之尤者。按《史记》，真人当姬周之世，结楼以草，望气徯真。已而，果遇太上老君，延之斯第，执弟子礼，斋薰问道，遂受《道德经》二篇五千言焉。真经既传，大教于是乎起矣。”按照这个说法，则老子是由关令尹喜请来的，而《道德经》就在当年尹喜修道的草楼中写成，这当然有纪念意义了。考《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可知，老子过函谷关时的确得到关令尹喜的接待和请求；不过《史记》并没有说《道德经》是在楼观写的。不论老子是在哪里写作《道德经》，后世有隐居修行者在楼观研读《道德经》却是有案可稽的。

正如其他许多道派一样，楼观派也不是一朝一夕突发出现的，它经过了长期的积累，逐步形成并完备起来。据《终南山说经台历代真仙碑记》所载，秦汉间，这里已经有纪念老子的一些庙宇殿堂，也有修真问道之人汇聚，渐渐形成一种氛围。后有梁谌者，于魏咸熙（264—265）初来事郑法师履道，据说他“志尚高貌，精忱遐感”，于晋惠帝永兴二年（305）遇“太和真人”降其庭，授予《日月黄华上经》、《水石丹法》、《本起内传》等。这个资料还见载于《仙苑编珠》等书。所谓“太和真人”指的是尹轨，早先的许多道经说他是关令尹喜的从弟，是周朝人。由此看来，梁谌所“遇”的尹轨只是一种“扶乩降笔”行为，不过这恰好体现了楼观派的宗教特质。自梁谌之后，来楼观修行问道者日多，以至于形成了一个道教传播的重镇。

楼观派尊奉的主要经典是《道德经》。此外，其他如《老子化胡经》、《老子西升经》、《老子开天经》等也受到该道派的重视。该道派力主老子出关化胡成佛之说，其修炼方术兼收并蓄，而以服食草药更为普遍。后来该道派归入全真道系统，探研内丹之学，亦颇有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