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易》的意义

为什么要学习《周易》？这也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古代的学者以《周易》经传为圣人之书，其中蕴涵着关于宇宙人生的大道理，从而认为易学研究的任务是发掘其中的大道理，使圣人之道发扬光大；学《易》则是为了修身养性，提高人的道德水平，进而“齐家”、“治国”、“平天下”，甚至能掌握自然变化的规律，与天地参。当然，也有学《易》为了算命的，但只是旁门左道，不入正流。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的历代图书目录，《易》学著作的正统部分都列在经部第一，而与圣人之道无关的《易》学著作，则列入子部术数类。这种重“道”而轻“术”的取舍，很值得我们参考。

我们今天学《易》与古人有所同，也有所不同。比较起来，应是同大于异，而不应是异大于同。具体理由，可以列举以下几点。

（一）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需要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1890—1969）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二《礼仪》章中曾指出：“北朝胡汉之分，不在种族，而在文化。”“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所谓有教无类者是也。”晚年，他又特别强调这一观点。

近年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也指出：“文化的特质与差异较在政治上及经济上的更难改变，也更不容易妥协与解决。在前苏联，共产主义者可以变成民主主义者，贫富亦可易位。可是，俄罗斯人却不能变成爱沙尼亚人，阿塞拜疆人亦不能变成亚美尼亚人。就阶级与意识形态冲突而言，关键问题是：‘你到底站在哪一方？’人们可以，并且事实上会选择并改变立场。而文化冲突的问题则在：‘你是什么？’但这是既定且不能改变的。”

这就是说，政治观点和经济情况是可以变化的，而文化背景是无法改变的。文化高于血统，高于种族。对于中国人来说，本质在于文化，而不在于“种”。接受了中国文化的人，才能称得上是中国人。没有接受中国文化的人，哪怕他是汉种，具有纯正的中国血统，也不能称为真正的中国人。而中国文化，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传统文化。不懂得中国的传统文化，不珍惜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是“数典忘祖”，也是一个不合格的中国人。

而要懂得中国的传统文化，继承我们的文化传统，学习《周易》并了解有关《易》学的知识，实在重要。

现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临终遗言：“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哲学。”寄中国哲学的希望于《周易》研究。为什么呢？这除了《周易》本身的特点外，应该还有中国哲学历史的原因。

中国哲学的许多问题是以易学研究的形式展开的，不懂易学就不懂中国哲学。比如太极、乾坤、阴阳、道器、理事、理气、形而上和形而下、象数、言意和神化等中国哲学最重要的范畴，都出自易学。不懂得《周易》的占筮体例、卦爻象的变化以及卦爻辞的解释，特别是其独特的易学理论思维模式，要弄清这些范畴的起源、演变及其性质，几乎是不可能的。

中国哲学号称“儒道互补”。儒家哲学发展的高峰当推宋明理学。而宋明理学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一种形态，从周敦颐（1017—1073）到朱熹，再到王夫之（1619—1692），就其哲学体系赖以出发的思想资料和理论形式说，是通过其易学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宋明理学的五大流派，无论是理学派还是数学派、气学派、心学派、功利学派，都同易学理论结合在一起，他们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基本上都来源于易学问题。他们的代表人物，周敦颐有《太极图说》、《通书》，邵雍（1011—1077）有《皇极经世》，程颐（1033—1107）有《程氏易传》，张载（1020—1077）有《横渠易说》，朱熹有《周易本义》，王夫之有《周易内传》和《周易外传》……几乎每一个理学大家，都是易学大家。不懂得《周易》，要懂得宋明理学，进而懂得儒家哲学，应该是不可能的。就道家、道教系统而言，魏晋玄学和道教哲学同易学的发展也有密切的关系。谈王弼（226—249）玄学，不去研究其代表作《周易注》的易学问题；谈“方外炉火”——道教的炼丹理论，不懂卦气说，要做出正确的评论，也是不可能的。

“六经皆史”，学习中国上古史尤其离不开《周易》。近代以来，顾颉刚（1893—1980）、闻一多（1889—1946）、郭沫若（1893—1978）、屈万里（1907—1979）、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y）等人利用《周易》卦爻辞的材料，揭示了中国古史的许多秘密。

《史记·殷本纪》对商汤之前许多先公的记载，极为简略。对于其记叙的可靠性，学者很有疑问。罗振玉（1866—1940）等人首先从甲骨卜辞中识别出了若干先公先王的名字，王国维（1877—1927）继而深入研究，与《史记·殷本纪》比较对读，终于证明司马迁（前145或前135—?）的记载确有根据，但也有一些错误。这样，经过文献和出土材料的双重互证，殷商一代终于成了信史，而王国维也成了我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山。

王国维对殷先公先王的考证，以王亥、王恒、上甲微三世最为出名。顾颉刚受其启发，推衍其说，发表了《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揭示了王亥丧牛羊、高宗伐鬼方、帝乙嫁女等一系列商周史事，做出不凡的成绩。后人继踵其华，使这些长期以来被淹没的史料露出了真相。

比如《周易·大壮》六五“丧羊于易”、《旅》卦上九“丧牛于易”，顾颉刚认为都是王亥的事迹，是说商人先祖王亥在有易这个地方放牧牛羊，被有易部落首领杀害的故事。王亥是商代开国史上的重要人物，但两千年来在史学界湮没无闻，《周易》的这两条爻辞虽然简短，却包含了王亥故事的不少细节，填补了商代开国史的空白，其意义是巨大的。

又如《既济》九三爻辞：“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未济》九四爻辞：“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高宗，据《尚书·高宗肜日》，即商王武丁。高宗伐鬼方，王季伐鬼戎，纣以鬼侯为三公，都是殷商时事，入周以后，鬼方便不再在史事中出现。实际上鬼方只是商代通行的词，西周以后即成陈迹。《周易》载有武丁伐鬼方故事，正表明其撰作之早。

又如《泰》六五爻辞：“帝乙归妹，以祉，元吉。”《归妹》六五爻辞：“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帝乙一名屡见于《尚书》，其历数商朝的列王，成汤是第一代王，帝乙则是亡国之君纣的父亲。顾颉刚结合《诗经·大雅·大明》的记载，认为“《周易》中的‘帝乙归妹’一件事就是《诗经》中的‘文王亲迎’一件事”。夏含夷进而指出《归妹》的九四、六五、上六爻辞描写的是由于帝乙之女不育，导致了与周王婚姻的失败，暗示了商人与周人关系的破裂。“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象征了“大邦”商被小邑周取而代之。不但《泰》、《归妹》两卦，《否》、《渐》两卦的爻辞反映的也是这一史实。

郭沫若、闻一多则把《周易》当做研究考察商周社会生活的史料。郭沫若指出：“全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卦有卦辞，爻有爻辞，合乾卦的用九，坤卦的用六，一共有四百五十项文句。这些文句除强半是极抽象、极简单的观念文字之外，大抵是一些现实的生活。这些生活在当时一定是现存着的。所以如果把这些表示现实生活的文句分门别类地划分出它们的主从出来，我们可以得到当时的一个社会生活的状况和一切精神生产的模型。”于是他考证出：《周易》的时代是由牧畜转化到农业的时代，牧畜还是生活的基础，如农业，如工业，如商业，才仅见一些儿萌芽。国家的雏形是约略具备了，但是我们要知道那仅是雏形，和氏族社会相隔并不甚远。人的生产价值老早发现了，结果是用到颓废了的生产上去，于是奴隶制度便产生出来。奴隶便成为财产，成为可以买卖的商品。阶级在事实上公然存在，有一般的抽象的社会上的阶级，那就是大人君子和小人。闻一多在此基础上，将《周易》卦爻辞分为有关经济、有关社会、有关心灵三大事类，从中钩稽出器用、服饰、车驾、田猎、牧畜、农业、行旅、婚姻、家庭、宗族、封建、聘问、争讼、刑法、征伐、迁邑、妖祥、占候、祭祀、乐舞、道德观念等大量史料。

学习《周易》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周易》的卦爻辞往往押韵，学者们视之为“古代文学的起源”。王岑认为：“中国诗坛上最早的萌芽，就是《易经》里边的这些简短的诗歌，因为在她们之前，没有真正可靠的文学作品，而在她们之后，演进为辉煌灿烂、震古烁今的《诗经》。她们是中国诗歌的先声，也是吾国文学的鼻祖。对于这些珍贵的诗歌，我们应该予以十二分的重视。”高亨（1900—1986）用“赋比兴”的方法系统地分析了《周易》的卦爻辞，认为其中有采用赋的手法的短歌，有采用比的手法的短歌，有采用兴的手法的短歌，还有采用类似寓言的短歌，由此论定：“由《周易》中的短歌到《诗经》民歌，也显示出由《周易》时代到《诗经》时代，诗歌的创造艺术逐步提高的过程。我们如果说《周易》中的短歌是《诗经》民歌的前驱，似乎也接近事实。”所以，讲中国文学史，讲中国诗歌史，是难以离开《周易》的。

《系辞传》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此也”。《周易》无论卦爻符号还是卦爻辞，都是“立象以尽意”。因此，《周易》不但是一部以象征为基本特征的作品，而且其卦爻辞也创造了许多有一定文学意义的象征形象，并对先秦文学中常用的一些象征手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可以说《周易》卦爻辞是我国古代文学象征的滥觞。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巨著。其篇章布局本于《系辞传》的“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故设置五十篇，而可切用于论文的仅《原道》至《程器》四十九篇，末篇《序志》只不过是总结性“以驭群篇”的文字，这就是所谓“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其内容既引据《周易》卦象，以说明文学问题，又援引《周易》文辞，以丰富文论意蕴；既探研《周易》创作，以推阐文学源流，又融化《周易》词语，以自铸美意伟辞。因此，不懂得《周易》，是不可能读懂《文心雕龙》的。而不懂得《文心雕龙》，谈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是很难启齿的。

（二）研究今天的中国的需要

今天的中国是过去的中国的继续和延续，易学虽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但其影响则沉积在民族群体和每个人的身上。这些影响有些是明显的，有些则是无形的、潜意识的。学习《周易》，对于认识今天中国的思想和文化面貌，甚至民俗，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毛泽东思想是20世纪中国意识形态的主流。毫无疑问，它作为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有强烈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和中国哲学的渊源。毛泽东哲学的代表作《矛盾论》的基本内容就是阐述“一分为二”和矛盾转化，这也是《周易》阴阳哲学的发展。毛泽东（1893—1976）曾说：“一点论是从古以来就有的，两点论也是从古以来就有的。这就是形而上学跟辩证法。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谓之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形而上学是一点论。”这不但指出《系辞传》“一阴一阳谓之道”的实质就是“两点论”，而且还将“两点论”与“一点论”的对立由今追溯到了《易传》。可以说，不懂得《周易》的阴阳哲学，讲毛泽东《矛盾论》的思想渊源是讲不清楚的。

陈晋说：毛泽东“对《周易》相当喜爱，他在读《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列举的上述种种对立现象，明显来源于《周易》。特别是《周易》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揭示了天道盈虚消息，动变无穷；君子所为，便是效法天道，精进有为，在日新月异的运动变化中实现自身的能力价值的宇宙观与人生观，对他更是有直接影响”。毛泽东崇“动”尚“变”好“斗”的思想性格，人们注意到了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宣传的“穷则变，变则通”说的影响。其实，《周易·系辞传》就有“《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说，追溯其本，当来源于《易》。

新儒家也是当代思想界的显学。其开山熊十力（1885—1968）的哲学对当代新儒家有重大的影响，牟宗三（1909—1995）、唐君毅（1909—1978）、徐复观（1903—1982）等当代新儒学大家，均出于熊十力之门。而熊十力的哲学本于《周易》，所以说“《易经》是思想革命之宝典，开体用不二之宏宗”。其《乾坤衍》即是对《周易》乾坤哲学的推衍。读新儒家的著作，不懂《周易》，也是很难读懂的。

我们今天流行的许多术语，原本就出于《周易》。如“革命”一词，20世纪以来，已成为大家的口头禅。其实就出于《彖传》对《周易·革》卦之义的阐发：“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而近些年来更为耳熟的“改革”一词，也不过是其变种。

随着大陆加入世界经贸组织，“与时俱进”的观念深入人心。考镜源流，这一思想与《周易》关系非常大。从乾卦来看，《周易》本经已有“时”的思想。从初爻到九二再到九三、九四、九五、上九，在不同的爻位里，龙由“潜”到“见”，到“跃”，到“飞”，到“亢”，表现各有不同。特别是九三爻辞，君子白天是乾而又乾，努力工作，晚上则安闲休息，真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文言传》将其分别概括为“与时偕行”、“与时偕极”，说是“时乘六龙”，应该是准确的。《彖传》等说《易》，多以“时”解。如“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损益盈虚，与时偕行”，“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过以利贞，与时行也”，“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等等。所以，“时”应是《周易》的基本精神。在中国的传统典籍中，没有比《周易》更重“时”的。追溯“与时俱进”的渊源，毫无疑问，应该追溯到《周易》。

而对《周易》缺乏了解，则往往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误解。比如时下颇为流行“人文主义”或“人文精神”说。《周易·贲·彖》:“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住，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人文”与“天文”相对。“天文”是天象，所以观天象，就可以察时变，掌握天气的变化。如此类推，“人文”当是指民情。所以观民情，因情施教，因地制宜，就可以“化成天下”。由此可知，“人文”与“天文”一样，都是中性词，并无值得肯定的价值内涵。提倡“人文主义”或“人文精神”的说法，从发生学的角度说，是有欠妥当的。应该改提“人本主义”或“人本精神”，强调以人为本，珍视人的价值。这较之涵义模糊的“人文主义”或“人文精神”说，应该更为合适。

又如清华大学的校训“厚德载物，自强不息”非常出名。但人们在解释时，或者说它出自《周易》的卦爻辞，或者说它出自《彖传》，或者说它出自《系辞传》，都是错误的。说它出自《周易》，出自《易经》，出自《易传》，出自《象传》，都还可以；严格地说，应该出自《周易·大象传》。“厚德载物”出自坤卦《大象传》“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出自乾卦《大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在清华大学任教十几年了，发现各种宣传品上的解释，甚至包括校史，很少有说对的。这应该是对《周易》的内容缺乏正确认识造成的。

学习《周易》对于了解社会风俗也是有必要的。今年是羊年，家家都说“三阳开泰”。羊和阳谐音，而《周易》泰卦的卦形为，从下往上数，其初爻和第二、三爻都是阳爻，所以说“三阳”。开，始。泰卦开始的三爻都是阳爻，所以说“三阳开泰”。又如女同志带的手包称为“坤包”，女表称为“坤表”，为什么呢？原来在《周易》里，乾为男而坤为女，所以女同志用的就称之为“坤”了。我以前在长沙工作，每次经过一个叫“水风井”的地方，都觉得名字奇怪，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学习了《周易》，才豁然明白，原来《周易》井卦的卦形为，上三爻为八卦的☵坎，☵坎代表水；下三爻为八卦的☴巽，☴巽代表风。井卦卦形上坎下巽，也就是上水下风。“水风”就是井卦的卦形。又如蒋介石的名与字，也出自《周易》。《周易》豫卦六二的爻辞是“介于石，不终日，贞吉”。《小象传》的解释是“‘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介石”之名，取自豫卦六二的爻辞；字为“中正”，则出自《小象传》。根据爻位说，《周易》六画卦的二爻、五爻为“中”。而阳爻居奇数位、阴爻居偶数位为得“正”。豫卦六二爻爻位为“二”，为下卦之“中”。“六”为阴爻，居于偶位“二”，是为得“正”。豫卦六二爻既居“中”又得“正”，所以称为“中正”。由此可见，即使在今天的中国，“《易》道”也还是“广大”的。

（三）弘扬中国文化传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需要

只有民族的，才能是世界的。易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作，不但在我国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在国外也有积极的影响。

汉字文化圈内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周易》相当流行，其中韩国特别突出。韩国的国旗叫太极旗，是白地中间有一圆形的太极，太极由两种颜色青色和红色组成，分别含有阴、阳两种含义，太极的周围是乾坤坎离四卦图。尽管韩国人强调他们国旗的韩国特色，但也不讳言出自《周易》及其易图。

科学家们对《周易》的推崇则更令人深思。

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因为从二进制数学理解了六十四卦图（邵雍的六十四卦方圆图）而高兴地说：几千年不能很好地被理解的奥秘由我理解了，应该让我加入中国籍吧！他在致德雷蒙的信中曾这样叙说他的这一贡献：“《易经》，也就是变易之书，在伏羲的许多世纪以后，文王和他的儿子周公以及在文王和周公五个世纪以后的著名的孔子，都曾在这六十四个图形中寻找过哲学的秘密……这恰是二进制算术……在这个算术中，只有两个符号：0和1。用这两个符号可以写出一切数字。”半个世纪前，日本学者伍来欣造在其《儒教对于德国政治思想的影响》中，评论莱布尼茨发现二进制与易图的一致性时曾说：“二元算术与易，便是东西两文明之契合点的象征。”

量子力学的创始人玻尔（N.Bohor, 1885—1962）1937年访问中国时，了解到中国的阴阳概念，深受震惊，尤其对太极图感兴趣，认为他一生反复阐述的量子力学中的互补观念在中国也有它的先河。他因科学成就被封为爵士时，亲自设计自己家族的族徽，以太极图作为主要图案，并刻上了“对立即互补”，以象征中西文化的融合。

1988年，在北京召开“二维强关联电子系统国际讨论会”，中国著名画家吴作人为此次会议制作了“太极图”会标。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美籍华人李政道博士非常欣赏。他说：“您的大作已获国内外科学家的最高评价。如太极、两仪，画中包含的抽象概念，已超过了物理上的基础理论。而其形象动荡，更深深地表达了从宇宙星云至电子、质子………一切之形成。结合古今、融协万象，实创作之结晶。”

这幅作品珍藏在中国国际物理研究中心大楼的展厅中，设计图案已定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标志。

从莱布尼茨到李政道，科学家们对易学理论的推崇“并非一时的感情冲动”。易学中的理论思维，的确有永恒性的东西，可以为人类新思维的形式提供某种养料或借鉴。比如“在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今天，易学中的那种‘究天人之际’的精神，那种理性与价值合一的生态观，那种整体生成论的方法，对于解决当代人类所面临的全球危机，确实能以其历史的遗惠为未来科学的发展提供启迪”。因为现代科学的发展表明，“生成论”较“构成论”更适合于科学的继续发展；与“生物进化论”和“热退化论”相比，“循环论”也更显示出了它独特的魅力；而“天工开物”和“道术一本”作为科学技术观，把技术视为沟通人与自然的中介，而不是人类掠夺自然的工具，“有利于克服不考虑后果的技术的滥用”，而使“科学技术必须以伦理道德为最高目标”。

但是，如何看待易学与科学的关系，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

于光远认为《周易》作为哲学，只能给科学研究以某种启发，不可能运用它直接取得科学成果。不仅《周易》，而且世界上任何古籍，都不能对现代科学发展起直接的作用。

而徐道一则认为研究《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的联系是《周易》研究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周易》的科学思维、宇宙观和微观世界在许多基本点方面是相通的，甚至少数情况下吻合得相当好。对《周易》的研究可以对现代科学和人类社会健康发展做出一定贡献。因此，他将所谓“科学易”改称为“周易科学”，其内容概括为两方面：一方面以现代自然科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周易》中内涵的关于自然界的科学论述；另一方面把《周易》的基本概念、研究方法、理论体系应用于现代科学、技术各个方面（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以取得实际效果，推动现代科技进一步发展。

董光璧认为应当将“科学易”与“易科学”区分开来。所谓“科学易”，是“以科学治易学”，是易学家的工作，属于解释学的范畴。所谓“易科学”，是“以易学治科学”，是科学家的工作，属于科学的范畴。两者的差别是“理解”与“创造”之别。“以科学治易学”作为易学研究的一种方式，可以随着科学的发展，不断创新对《易》的理解而使易学得以发展，是保存和发展易学的一种好方式。而“以易学治科学”的目的是借易学中某种观念或方法的启迪进而达到新知识的创造，难度要大得多。

我赞同于光远的观点，也不否定“以科学治易学”的工作，但对“以易学治科学”则实在缺乏信心，也以为大可不必。用王弼的话来说：“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周易略例·明象》）“治科学”者，又何必一定要拘泥于易学呢？

事实上，将易学直接运用于科学研究，迄今尚无成功之例。

20世纪30年代，旅法华人刘子华（1899—1992）将八卦的逻辑结构用于分析太阳系，以八卦配星球，得出了存在一颗尚未被认证的行星的预言。1940年11月18日巴黎大学博士论文审查委员会通过了其论文，并授予其法国国家博士学位。但“据传中国天文学家张钰哲对刘子华的八卦宇宙论持否定态度。至今中国天文学界对此未发表任何书面肯定的意见。也就是未把刘子华的这一工作，作为科学工作接受下来。……八卦宇宙论至今仍不是科学”。

从德国学者M．申伯格（M.Schōnberger）开始，许多学者都投入了生物遗传密码与六十四卦对应关系的研究，言“易科学”者，几乎都津津乐道于此。但科学史家比较了申伯格与秦新华、萧景林、徐宏达、顾明、潘雨廷、王贲胜的工作后指出，“各种密码卦模型之间的巨大差别表明，这类研究尚未达到确定的科学结果”。

至于“太极是科学的灯塔”、“化学元素周期性变化与古代八卦排列之间存在着共同的规律性。因此，可以应用八卦的原理，去探讨原子的秘密”、“提出八卦定灾指示图，改进现代水文预测方法，并取得较好效果”等等，要得到科学共同体的公认则更为困难。

总之，善《易》者可以“以科学治易学”，开出一片易学的新天地，也可以易学的理论思维为人类科学新思维的形式提供某种养料或借鉴。但切不可反客为主、越俎代庖，以易学代替科学。这是我们在肯定易学对于科学研究的积极作用时万万不可忘记的。

（四）《周易》和易学史本身确实还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

记得1997年10月在西安交通大学召开的“第二届易学与当代文明研讨会”开幕式上，吉林大学的吕绍纲（1933—2008）教授宣读了金景芳（1902—2001）先生的贺信，其中说到“我研究了70多年的《周易》，有许多问题至今也还没搞清楚”。出席会议的某名人当即就说：一个东西如果研究了70年还有问题搞不清楚，我认为这个东西就没有什么研究的价值了。在随后的讨论中，我当面提出了批评，说科学史上70年没搞清的问题比比皆是，比如哥德巴赫猜想是1742年提出来的，至今尚未解决，你能说陈景润的工作就没有意义吗？人类起源之谜至今也还有争论，这一问题的研究恐怕也不会低于70年。那名人恼羞成怒，当即偕夫人退出了会场。

其实，求知是人类的天性。《周易》经、传本身有很多问题尚待解决，易学史上也有诸多谜团有待清理，这正是驱使我们学《易》的内在动力。如果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乾坤或几乎息矣”（《系辞传》）, 《周易》也就没有生命力了。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在中国的传统典籍中，《周易》之所以影响最大，就在于它问题最多、最大。

比如卦名乾，本义到底是什么？至今尚有争议。卦名坤，本义到底是什么？也还是问题。六十四卦的卦名，说不清楚的决非这两个。

卦爻辞中问题则更多。一个“贞”字，古人以为正，今人则释为贞问，谁是谁非，也难有定论。

六十四卦的卦义，有一些尚不清楚，我们不能强不知以为知。

六十四卦卦与卦之间的关系，《易传》中的《序卦传》和《杂卦传》就有不同的解释，其真相如何？还不好遽下结论。

六十四卦的卦画和卦义的关系也值得探讨。《周易》自身是否存在着象辞相应之理，也就是说，卦爻象与卦爻辞之间是否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也是一个长期争论的话题。

老实地说，《周易》六十四卦，几乎每一卦都存在问题，四百多条卦爻辞，说至少有一半尚有争议，绝非危言耸听。

《易传》的问题也不会少于《易经》，从李镜池的著作到马王堆帛书易传的出土，许多基础性的东西都引发了讨论。

易学史上问题则更多。比如先天卦位的起源、河图洛书的真相、太极图的来源等等，有的一直没有解决，有的以为解决了，其实还是问题。

现代又出现了“以科学治易学”的“科学易”、“以易学治科学”的“易科学”……可以说，哪一个地方都是问题。

易学之树常青，就在于我们不断地探讨问题，解决问题，逼近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