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 剩余劳动力和中国经济增长
一般观点认为，中国农村在改革开放初期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进入21世纪之后，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大大下降，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已经越过了刘易斯转折点（参见5.5节专栏5.2）。正如我们在第4章所看到的，自1990年代初期以来，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工业和城市，推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剩余劳动力也如此。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造成了中国经济和社会严重的二元结构，阻碍中国社会的整合和发展（参见专栏5.1）；但是，剩余劳动力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强大动力，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专栏5.1
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
众所周知，中国存在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城乡收入差距高达3.5倍，居世界第一。第二，社会福利保障的差距非常大，尽管城市还没有实现医疗和养老的全覆盖，但农村的更差。第三，在教育方面，城乡差距也很大。在城市，绝大多数年轻人完成了高中教育；在农村，多数年轻人的教育水平在初中或以下。第四，农村享受比城市少得多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更是远不如城市。总之，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全方位的，也是世界上少有的。
形成这种二元结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它是计划经济时代实行的城乡隔离政策的产物。中国在1978年的城乡收入差距即为2.7倍，已是当时世界第二。其次，很高的人地比也是引起城乡差距的原因。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机械的采用比较缓慢，农业劳动生产率无法迅速提高，从而压制了农业收入的增长。再次，市场因素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市场本身就有聚集的效果，它将人力物力资源都引向城市。最后，农民的政治弱势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政治学文献里有“歧视多数”的经验观察，即占人口多数的人群反倒容易遭到政府政策的歧视。这是因为，占人口少数的人群较容易组织起来游说政府，影响政府政策。
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出路是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即使城市化率达到70%，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剩余的30%人口，即4亿多人仍旧会留在农村，因此城乡差距依旧会很大。在此期间，政府应该加强对农村的投入，包括医疗卫生、教育以及公共设施等诸多方面；在这方面，新农村建设将起到积极作用。
首先，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使得中国工业可以在很低的成本上实现持续的扩张。我们可以用图5.2来说明这一点。在正常情况下，工业的扩张（即劳动力需求曲线的外移）总是要面对一条上升的劳动力供给曲线，从而导致工资的提高；如果工业没有发生相应的技术进步，则工业利润和再投资能力将下降，工业扩张速度也随之下降。当存在剩余劳动力的时候，工业劳动力供给曲线具有完全弹性，劳动力需求曲线的外移就不会造成工资的上升，全部增长变成了利润，从而使得工业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再生产，工业扩张加速。
在现实中，工人工资并不是没有增长，而是增长较慢。1990年代初期，进城务工人员的平均货币工资高出城市职工的平均货币工资近50%（主要是因为当时城市职工还享受国有企业的其他非货币福利），到2008年，进城务工人员的平均工资只有城市职工平均工资的一半（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2011）。即使扣除城市职工收入货币化这个因素，进城务工人员工资的增长也低于城市职工工资的增长。如果以城市职工工资的增长作为经济增长给普通百姓发放的正常红利的话，进城务工人员显然没有得到这些红利。这虽然不能说明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关于剩余劳动力数量的度量，参见5.5节的讨论），但肯定说明，使用农村转移劳动力降低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本。
其次，消除剩余劳动力的过程也是中国经济结构变化的过程。一方面，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会延缓中国结构变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也意味着巨大的“人口势差”——从农村到城市的势差、从中西部到沿海的势差——可以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持续的动力。如我们在第4章所揭示的，结构变化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持续的结构变化可以为经济带来“便宜的”增长。结构变化的结束意味着一个发展阶段的完成，经济增长就要面对常规的负反馈机制的限制。既然消化剩余劳动力的过程是结构变化的一部分，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就有利于减缓负反馈机制的作用。
一个例子是我们将要在第12章涉及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这个效应说的是，如果一国可贸易品部门相对于不可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比另一个国家快，则该国的货币将相对于另一个国家的货币发生真实升值。这是一个典型的负反馈机制。可贸易品部门相对于不可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提高一个国家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使得这个竞争力不能无限发挥作用，通过货币的真实升值，这个效应会抵消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竞争力。导致这个效应的一个重要渠道是工资随着可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上升。但是，当一个国家存在剩余劳动力的时候，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会导致工资的提高，因而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作用就会下降，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竞争力就会持续更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