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革命历史的重现：宏大场景与英雄传奇

汉娜·阿伦特曾经指出：“革命这一现代概念与这样一种观念是息息相关的，这种观念认为，历史进程突然重新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故事，一个之前不为人所知、为人所道的故事将要展开。”革命需要为自己建立一种记忆形式，建立一个生动鲜明的历史形象。

1954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杜鹏程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小说的故事背景发生在1947年3月，胡宗南率十万兵力围攻陕北的中央根据地延安，小说以某部一连连长周大勇为主要人物形象，讲述一大批解放军指战员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终于取得全面胜利的故事。从普通战士到各级指挥员，直到彭德怀副总司令，小说塑造了人民解放军的英雄群体形象。

小说在叙事上显示出现实主义的艺术强度：其一，情节跌宕起伏，紧张而富有戏剧性。故事开篇就处在紧急状态，胡宗南率十万主力直赴陕北根据地，当时根据地驻军不及敌军十分之一，装备更是差之甚远。某部旅长陈兴允率领一个纵队，从晋中出发，星夜兼程，向西挺进，突然出现在敌军面前，在万分危急之时，我军化险为夷，转败为胜。小说情节紧凑，大情节推动小情节，环环相生，惊险刺激，引人入胜。其二，在紧急的战争氛围中刻画人物形象，通过行动来展现人物性格，特别是展现英雄无畏的革命精神。我军的高级指挥员，在战情危急的时候，总是显得镇定自若，胸有成竹，显示了人民解放军的大智大勇。相反，敌人总是趾高气扬，结果却免不了一败涂地。战争氛围与人物的行动构成一种对比和互动，在紧张中透出轻松。其三，对暴力的纪实性呈现。小说尤其具体细致地描写了那些刺刀见红的暴力场面、血淋淋的肉搏战场面。它可能是最早描写血淋淋的战争暴力场面的长篇小说。在多次被敌军包围、我军寡不敌众的危急情形中，英勇的战士不畏死亡，杀出重围。冲杀、刺刀见红、肉搏，战斗异常惨烈。例如战士王老虎在一次突围中率一个排断后，在白刃战中，他一口气捅死了十几个敌人，最后还死死地掐住一个敌人的脖子，倒在血泊中。通过对暴力场面的描写，表现了革命战士的英勇气概和必胜信念。战争暴力的另一面，是胜利的狂喜，以及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必胜的信念。

这部小说在当时因写到彭德怀副总司令而显出大手笔。小说发表时正值彭德怀从朝鲜战场载誉归来，任国防部长，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他的形象使这部小说增色不少。小说发表后，冯雪峰迅速撰写长文在《文艺报》发表，给予高度赞扬。冯雪峰认为，作者掌握了这次战争的精神，掌握了这次战争之所以胜利的关键和取得胜利的全部力量，描写出了一幅真实动人的人民革命战争的图画，可以说是“英雄史诗的一部初稿”, “它的显著的创造性，显然有推动现实主义创作运动的作用”。小说出版后风行一时，几年间共印了上百万册。1959年庐山会议后，《保卫延安》被禁止发行。“文革”期间，杜鹏程被打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的“反党分子”，受到残酷迫害。1979年，彭德怀平反后，《保卫延安》也随即重新出版。

在50年代中期，虽然国家面临着艰巨的革命和建设任务，以及相当严峻的国际形势，但是，国民经济的增长势头保持良好，对工商业私营资本的改造也顺利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牢牢控制了一切经济与政治命脉。当时的中国是以战争思维来从事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管理的，那就是全党高度统一，全民彻底动员，集中一切资源，迅速果断攻克一个又一个堡垒，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文学不只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也是时代精神的塑造者。在50年代，人们需要战争小说，需要体验那种巨大的、严酷的、血与火的场面，体验那些巨大的狂喜，那些伟大的难以置信的胜利。1957年，《红日》在《延河》开始连载，当年7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发行量迅速达到几十万册。《红日》又一次再现了战争的宏大情景，展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神勇无敌，显示了人民的正义必定战胜反动势力的历史规律。作者吴强有丰富的战争经历，解放战争期间，参加过涟水、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等著名战役。《红日》以涟水、莱芜、孟良崮战役为故事主线，描写我军某军与国民党王牌主力74师多次激战最终获胜的经过。故事开始于1947年深秋，我军在国民党主力74师的第二次进攻之下，被迫退出了涟水县城。我方遭受了不小的损失，主力团团长兼政委阵亡，战士们情绪波动得也很厉害，但士气依然高昂，我军面对强大而装备精良的敌军毫不畏惧，以勇敢与智慧战胜敌人。骄横的74师师长张灵甫一败涂地，全军覆灭。小说在力量对比悬殊的境况中来表现我军的神勇，激烈的战斗过程与场面，紧张而富有刺激感。

这部小说与此前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第一次比较深入全面地描写了我军与敌军高级将领在战争中的表现，以及他们的内心世界。自从解放区的文艺强调为工农兵方向以来，表现工农兵的作品大都表现普通群众，成功的作品多是写农村题材，主角是普通农民。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写到彭德怀，但着墨并不算太多。《红日》则有不少篇幅写到我军军部的情况，写到军长、副军长和师长们的生活状况，和他们在战争中的表现。这里面出现的一个知识分子式的副军长梁波，显得与众不同。在他身上，军人的勇敢与文人的书卷气统一得相当和谐。小说甚至还写到梁波的恋爱，这些都使得这部作品在表现战争生活时，更富有层次感。在叙事方面，结构紧凑，情节张弛有序，战争气氛营造得浓郁而细致，激烈的战斗与宁静的间隔都处理得妥帖恰当，这些显示了作者颇为精当的艺术手法。这部作品可以看成是这一时期写战争最成熟与成功的作品。特别是它通过对几位高级将领的描写，试图塑造一群新型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形象，在这些人物身上不只有朴实粗野勇猛，也有智慧儒雅细致。在五四以来已经逐渐消失了的那种情调，在这部描写激烈战斗的作品中，居然有所流露，在思想内涵与艺术表现方面具有相当的丰富性。

50年代是一个激情洋溢的年代，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对战争年代的叙述，正是这种现实心理的一种提炼与催化。那些声势浩大的战争场面，对于许多经历过战争的人们来说，是最美好的记忆，那些艰难困苦已经褪尽了它的原色，存留下来的只是英勇与信心。50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需要这样的历史叙事，文学做到了，及时送上投射着现实的历史形象，华美壮丽，场面宏伟，声势浩大。事实上，50年代需要英雄主义与乐观主义，这二者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中确实也结合得天衣无缝。英雄主义通常是悲剧性的，因为英雄要超越凡人，超越俗世，英雄是神，而神注定是以死亡的姿势来完成永恒之金身。但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中，英雄则可以在命运的演化中永远占据主导地位，是绝对之神。英雄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在红色经典叙事中，乃是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

与《保卫延安》、《红日》这种描写宏大战争场面的小说互为补充的，是一些更具有传奇色彩的长篇小说。1957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曲波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这部小说以传奇般的故事，生动的情节，活泼鲜明的人物形象，迅速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

《林海雪原》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1946年冬天，牡丹江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被我解放军打垮后，残存的敌人不甘心失败，藏匿于深山老林，对人民群众和新生的政权进行凶残的报复，制造数起大血案，为了有效打击敌人，我军派出一支由团参谋长少剑波、侦察英雄杨子荣等三十多人组成的小分队，深入奶头山侦察作战。小分队有如天兵天将，异常神勇，敌人再狡猾凶恶，都敌不过我智勇双全的人民子弟兵。结果，小分队深入到匪首座山雕的老巢，里应外合，全歼了敌人。这部小说显示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虽然不是在艺术上达到更高更完美的境界，但透示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文学的“早熟性”。所谓“早熟性”，就是这种文学在其艺术规范内较早地达到了自身的限度。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这部小说已经非常成熟，它达到了革命历史传奇的理想化的极限。其艺术法则可概括如下：

其一，矛盾对立的法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按照辩证法的二元对立冲突来结构小说的主导情节，不管是农村的阶级斗争，还是革命战争年代的敌我矛盾，都以二元对立的方式显现出来。《林海雪原》中的敌我形象已经完全脸谱化了，敌人座山雕、徐大马棒、蝴蝶迷、栾平等，从名字到形象到语言行为，再到内在的性格与心理，都完全丑角化了。敌人被丑化到极点，而我方则被美化到极端。敌人的身上概括了所有的丑恶本质：凶残粗野、丑陋怯懦、愚蠢狡猾……；我方则是善良文明、勇敢精明、智慧美丽……比如，英俊聪明的少剑波，智勇过人的杨子荣，美丽可爱的白茹。这种对比是作者构造敌我矛盾冲突的重要手段之一。

其二，必胜的法则。敌人与我方的对立是绝对的，我方代表着历史的正义，代表着真理与人民的愿望，结果必然是我方获得胜利。在这里，革命的逻辑代替了事物自身的逻辑，一切都贯穿着革命的意志，无须考虑事物的复杂性和其他可能性。革命的必然性决定了事物发展的趋势。

其三，以英雄人物为中心的原则。所有的正面人物，都是英雄人物，都具有非凡的品质与才能。少剑波、杨子荣，他们神机妙算，出神入化，非常人所能比肩。就这一点来说，革命文艺最大限度地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精髓。中国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就是秉持英雄主义的观念，那里面的许多人物，都被神化了，只是革命文艺把神化英雄的法则只用于正面人物的一方。

其四，快乐的原则。在以上三个原则的基础上，革命文艺现在只需专注于制造快感，因为丑角之丑恶被推到极端，正面的形象已经完美，它们二者在道义上的对比是绝对悬殊的，革命胜利几乎是毋庸置疑的。人们早已知道结果，就像看着一个大人与小孩打架一样，或是看着一个勇士与一只死老虎搏斗。《林海雪原》中的那些敌人，栾平、座山雕、徐大马棒等，他们的丑恶、凶暴只是表面的、纸老虎式的。整部小说其实就是叙述少剑波、杨子荣如何戏弄他们，对他们围追堵截。杨子荣潜入威虎厅，经过智斗，获得座山雕的信任，玩一群匪徒于股掌之中，真是大快人心！必胜的法则决定了快乐的原则，这就是革命的乐观主义。

其五，更加细腻的情感与心理表现。革命战争文学从《红日》开始注意心理描写，特别是梁波这个人物形象所具有的书卷气，使得文学作品中军人的形象显示出更丰富的文化内涵。《林海雪原》则因为少剑波的文人背景（他还写诗）、他与白茹之间的情爱而显得颇有小资情调，委婉、细致，朦胧，如果把他们的革命者身份与战争环境暂时忘却的话，这些就完全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情调了。这也是这部小说在当时吸引了那么多少男少女，甚至成为两代青少年的情爱启蒙读物的原因。由此也可以见出社会主义革命文艺在情感表达方面，已经显示出丰富、复杂、多元的层次。这也是革命文艺成熟的标志。

更早些时候，刘知侠的小说《铁道游击队》（1954）已经在革命传奇小说方面开拓了新路子。刘知侠1938年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4、1945年，他曾两次去微山湖、枣庄等地，与当地铁道游击队一起活动。《铁道游击队》讲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领导下，枣庄地区的煤矿和铁路工人组织了一支游击队。他们神出鬼没，出奇制胜，令敌人闻风丧胆。小说写得通俗生动，人物形象鲜明神奇，故事性强，情节紧张惊险，环环相扣，起伏不定。小说一出版，就吸引了各种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该书出版后多次再版，发行量超过一百万册。它显示了革命文学广泛吸取中国传统文学叙事方法的特点，把传统志怪小说、古典英雄传奇、野史笔记等文体的叙事方法与风格糅合在一起，使革命文学获得了一种具“极端效果”的美学表达方式，即好人就是绝对的好，坏人就是绝对的坏；好人的力量无比强大，神通广大，坏人再狡猾也逃不过代表人民力量的英雄人物的惩罚。这部作品后来被改编成电影，1956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这是六七十年代播映次数最多的电影之一，也是对那个时期青少年成长影响最大的影片之一。

在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中，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1958）显得颇为独特，小说中的人物与生活出现了更多的可能性。李英儒1954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战斗在滹沱河上》，反映冀中军民抗击日寇“五一大扫荡”的斗争，当时被誉为建国初期优秀长篇之一。这一时期，还有不少其他反映冀中军民抗击日寇“五一大扫荡”的作品，比如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1949）、王林的《腹地》（1949）、刘流的《烈火金钢》、徐光耀的《平原烈火》和雪克的《战斗的青春》、冯志的《敌后武工队》等。《野火春风斗古城》的故事显然也具有传奇性，描写团政委（县委书记）杨晓冬深入敌后，在华北日伪军的指挥中心保定展开内线斗争的经历，富有传奇色彩。该小说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一股清新自然之气扑面而来。

它在艺术上超出当时的革命历史小说之处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其一，传奇色彩和神秘感。中国共产党人从事的地下工作，一直就具有传奇性和神秘色彩，《野火春风斗古城》是最早描写这种题材的作品，它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历史富有传奇性和神秘性的特征，也使这种历史显得更加深厚、坚实与强大。其二，城市生活与空间感的变化。故事发生的地点是河北保定古城，这虽然不是什么现代化的城市，但相对于大多数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主要都是描写战争场面和乡村这一点来说，这部作品的城市氛围算是很足了。城市在这里不仅是一个活动空间，其中的街景、设施、建筑以及生活习惯、格调都呈现得很丰富，作者所表现的人物也不再是单调的农民或军人，各色人等把一种多样化的生活状况呈现出来了。其三，书卷气的共产党人形象。杨晓冬在省城师范上过学，身上有一股投笔从戎的学生味道，那种知识分子的书卷气不同于革命文学中反复表现的工农兵的形象。这使杨晓冬的形象在革命文学中颇有新颖之处。其四，感情描写的细腻。小说的敌我斗争模式非常清晰，故事主线为策反敌军军官，在二元对立模式中表现敌我双方的性格心理，虽然敌我双方的人性在很大程度上被阶级性所决定，但这部革命历史传奇中透示出少有的对人性的描写，在敌我矛盾、阶级对立、民族仇恨的叙事中，也花费了大量笔墨去表现母子、姐妹亲情、恋人之间的细腻微妙情感、同志邻里之间的情谊。小说还别开生面地写到敌对阵营里的关敬陶这一人物复杂曲折的人生经历、个人的品德以及人情味等。当然，关敬陶最终反水起义，他的正面品质既是他转向革命的依据，也成为他完成革命正果的必要组成部分。其五，叙事中的情调。小说在紧张惊险的情节推进中，始终有一种和缓而温馨的情调，这得益于小说的描写非常细致优美，使结构的展开显得张弛有序，语言精练简洁，也可从容对人物形象展开细致入微的刻画。总之这部小说是革命历史传奇文学中不可多得的好作品。李英儒后来还出版了《还我河山》（1979）、《女儿家》（1987）等，但影响都远不及《野火春风斗古城》。

革命历史叙事虽然为那个时期的时代精神提供了政治想象，但在文学上，它还拓展了小说叙事表现的空间，与毛泽东指引的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并行不悖，革命历史叙事把农村题材所表现的虚幻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故事，改变成了更具有历史真实性的敌我战斗的故事，这使文学叙事具有某种史诗特征。另一方面，人物形象的塑造更加多样和富有想象力，土改和合作化叙事主要以贫苦农民为主体，现在则改变成一些战争英雄。尤其是某些革命者身上加入了一些知识分子的气质，这又多少勾联起五四时期的那种书卷气的人物形象，知识分子的文化记忆有了些许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