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寻求必要的理论参照体系

在后现代主义理论与方法已经相当普遍的情形下，我们要再保持整体性和目的论的历史观念已经非常困难了。保留住现代性历史理念的基本内容，尽可能地吸收后现代的历史方法，成为一个折中的调和方案。对于当代中国来说，这个方案显得尤为可贵而实用。在中国当代现有的文学史写作的语境中，这更是一个别无选择的方案。

当然，我这么说，前提是承认后现代知识是我们必须考虑的一个参照系，否则就没有必要寻求这种调和。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展开历史叙事呢？为什么还要建构一种文学史图景呢？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学史是一部如此充满内在矛盾冲突的历史，还有被叙事为一部完整的连续的历史的可能性吗？也许所有的历史叙事都是一项不可能的工作，但历史叙事就是在不可能中去呈现一种可能性。在后现代知识的挑战下，我们依然要试图保持一种现代性的视野，或者说，我们试图调和现代性的历史观念与后现代知识的矛盾，也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其一，这是知识转型的限制性问题。从一种知识体系转向另一种知识体系并不是那么容易。人们认识到一种知识的局限性，并非要全然抛弃这种知识。一方面，知识本身具有意识形态特征，也就是说人们对一种知识的选择是投入了情感、想象、利益期待、习惯和现有的话语权力在里面的；另一方面，人们选择的知识转向与前此的知识也有内在的联系。

其二，这是由中国当代理论建构的既有历史条件决定的。当今中国的思想文化依然处在现代性的框架内，而且中国现代以来的思想文化就是现代性的文化，以现代性观念理解现代性，就如自我观察一样有局限性。但完全抛开这一框架，亦不能给全面深刻地理解那些活生生的历史过程带来任何帮助。既保持对现代性的同情理解，又揭示其中的问题，这就需要现代性的理念与后现代方法的结合。

其三，作为大学课程设置的需要。大学的基础课程理应遵从现有的统一的教学大纲，保持知识的延续性。而现有的教学大纲是按照现代性的理念设计的，它表达了在完整的、合目的论的历史观念指导下的文学史阐释。尽管说大学应该是思想最活跃最激进最敢于变革的场所，但同时也是最保守最稳定最富有韧性的知识堡垒。正是这种巨大的张力，构成了大学激烈生动、富有内涵的精神空间。以我个人的理解，大学的基础课程应该保守些、稳定些，让学生能够从容掌握知识的历史传承变化，把握住知识源流的内在主潮。

因此，本书所追求的文学史的观念与方法，可能就是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综合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当代文学史叙事——既给予中国当代文学史以一个完整的、有秩序的、合乎逻辑的主潮趋势，又试图去揭示这个历史过程中被人为话语缝合起来的文学现象的关联谱系。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历史图景作支撑，过去发生的文学事件和文学作品的性质和意义将无法理解；而历史主潮的走向一旦给出，这个完整模式所包含的虚构性和理论强迫性的叙事特征又可能对文学造成另一种侵害。保持现代性的历史观念，是为了获得一种对历史的完整解释，但对其具体过程，对那些历史事实的关联以及这个历史建构的方式则需要保持必要的反省。

实际上，寻求对历史的完整性的解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的一个重要理论突破口。早在1985年，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就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他们认为：所谓20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致力于打通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的学科分野，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化的历史进程出发，在整体上来把握20世纪中国文学。它包含着传统向现代的转化，中国与世界的融合，以新的审美语言表现变动时代的中国民族意识和历史变革等方面的内涵。黄子平等三人的这一文章纵横捭阖，视野开阔，思想锐敏，颇有振聋发聩的气势。该文显然是针对中国几十年来现当代文学研究强行分割历史阶段的做法有感而发，特别是与意识形态划定的文学史叙述之间有深刻的歧见。但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他们不可能采取驳论的写法，只能采用正面阐述的论说方式。它之所以能产生强烈的震撼力，是因为说出了人们郁积多年的学术期待：理解20世纪中国文学，有必要从整体上加以重新把握，有必要找到新的理论起点。确实，近、现、当代中国文学之所以被划分得壁垒森严，并不只是因为人们对时间和专业范围的有限性有清醒的认识，更重要的在于，它固定住了意识形态的命名和给定的历史含义。

要从整体上理解20世纪中国文学，就要找到一个整体性的理论框架，一条贯穿始终的思想主线。在80年代中期，人们能够获得的理论资源毕竟有限，因此，论者只好以较为传统的“精神价值”之类的概念作为理论依据。随后，王晓明、陈思和提出“重写文学史”，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理论呼吁。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重写文学史”并没有实质性的动作，直到1999年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问世。陈思和以“共名”、“无名”、“民间”、“潜在写作”等几个概念为基础，来展开对当代文学史的重新叙述。这一“重写”具有相当大的突破，它非常有效地发掘出了被掩盖的那部分文学事实，对当代文学史做出了新颖而深刻的阐释。但是，政治话语依然是当代文学变革的主导因素之一，如何在彰显“被压抑”的文学史实的同时又不回避主流话语的影响，是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主要难题。在这方面，作者使用的新概念、新术语虽然揭示出“潜在写作”与主流文学史的紧张关系，但主流本身的更深层次的问题，还有待挖掘。

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孟繁华、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这部文学史汲取了文学史研究与现代性理论的新成果，直面社会主义主流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力图对革命话语谱系内的文学史作出新的阐释；在处理革命文学的合理性方面也做了不少新的探究，特别是对于文学史经典与文学经典之间的辨析，拓展了新的学术视野。在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探源方面，对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建构的结构分析方面，都有独到之处。作为一部正面强攻的文学史，如何解决激进的革命运动史与文学存在的关系，确实是一个难题，这就需要回到文学文本，回到与历史整体性解释相对应的文本丰富的内涵中去。孟、程的文学史叙事已经在这方面做了相当有益的开拓。确实，当代中国文学史叙述需要多重理论视野，任何单一的视角可能都会有所偏颇。

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1999年初版，2007年修订再版，无疑是迄今为止的同类著作中最为出色的。洪先生十年磨一剑，功力深厚，其严谨与精当，准确与细致，比之其他文学史著作高出一筹。只是如何建立一个更为宏观的文学史图谱，揭示当代文学转折变异的深刻内涵，尤其是如何阐释90年代以后的多元格局的文学流变，这是洪子诚先生给当代文学史写作提示的难题，也需要更多的书写者去面对更高的挑战。

因此，寻找一个有效的理论视野来贯穿和阐释当代中国文学史，是不能回避的前提。这个理论视野既能看清现当代文学总体性的流变，又能有效地解释文学创作依然不能抹去的内在的关联。很显然，当代文学如此深重的政治色彩、无止境的政治运动，以及不断激进化的历史进程，是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回避的文学史叙述的基础。当代文学立足于此基础之上，抽离了这个基础，我们的解释将难以令人信服。如果把20世纪中国文学看成是一个现代性发展的整体过程，现当代文学的内质与外在表现就可以获得更为丰富和完整的解释。“现代性”这一概念有能力把中国当代文学带入世界历史的行程中，中国文学艺术所表达出来的巨大的历史愿望，也将在这样的阐释中重新呈现。说到底，这也是对现代性问题的重新反思，这样的反思视角，同时也是一个后现代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