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协商时期的领袖选择

英国保守党的前身是成立于17世纪70年代的托利党，于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后改称保守党。在1965年前，保守党在选择领袖方面没有正式的规则规定，就有关领袖免职问题，其内部也没有相关的机制。领袖由党内少数高层人物以非正式协商方式产生，没有任期限制。参与协商的少数高层人物主要包括政党前领袖、内阁（或影子内阁）阁员、上下两院议会党团领袖及政党主席。高层共同对可能的人选进行审议和评估，一旦他们对人选达成一致意见，依据惯例，此人便被拥为领袖。不过，高层协商的范围是不固定的，也即不固定征求上述哪部分人的意见，因此，参与协商的人群范围很窄，有时仅两三人便可决定。只有当保守党执政时，需要将协商产生的人选上报国王，双方达成一致，在野时政党可自行决定，无须经上述程序。

在协商产生领袖人选的过程中，保守党高层虽然也会关注本党议员对可能的人选的意见，但是，政党并没有将议员参与协商的做法加以正式化和制度化。保守党上述选择领袖的方式，被评论为是“非正式的”，因就有关人选是如何产生的，很少有信息披露出来，因此，领袖产生过程带有“神秘”色彩，由高层组成的圈子在英国政界又被称为“神秘圈”。

当保守党执政时，首相即是领袖，如处于在野期，前任首相担任领袖，如在1924年、1929—1931年和1945—1951年在野期间，前任首相一直担任领袖。如当政党在野而又未有前任首相，或前任首相不能或不愿担任领袖，那保守党有两个领袖：一是下院议会党团领袖，一是上院议会党团领袖，在1965年前，保守党未曾于在野期选择过一次新领袖。直到政党再次执政时，通常是上院领袖或下院领袖中的某一位担任全党领袖，经国王认可后，组建政府，就任首相，随后在政党会议上正式被确认为领袖，例如，阿瑟·鲍尔弗（Arthur Balfour,1902）、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1923）、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1937）、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 1955）、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Alec Douglas-Home,1963）都是在担任首相的几天后继任政党领袖。不过，也有例外，如在1922年，安德鲁·博纳·劳（Andrew Bonar Law）坚持在接受国王邀请组建政府、担任首相之前，在保守党议员组成的会议上被确认为领袖。

如此看来，在1965年前，保守党在谁担任政党领袖的问题上，是从一种执政的角度来考虑的。政党领袖由首相或前任首相担任，当政党在野而又未能有前任首相担任时，保守党则认为择人担任领袖一职并无必要。

领袖人选从本党议会党团中产生。在整个19世纪，保守党领袖多来自上院，但到20世纪，党内逐渐产生一种认识，即领袖应从有议会选举经历的议员中产生，即从下院议员中产生。在1923年，斯坦利·鲍德温取代上院贵族柯曾成为领袖，1940年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取代上院贵族哈利法克斯成为领袖，反映出保守党在领袖人选产生范围方面已有变化。1963年保守党在执政期选择领袖，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放弃上院贵族称号，以平民身份通过补选当选为下院议员，担任政党领袖和首相，再次确认了这一新原则。此后，保守党领袖均从下院产生。下院议员根据地位分为前座议员和后座议员，能够进入保守党高层视野的人选通常是前座议员，那些想成为领袖的后座议员需要通过努力，包括在议会中展现才华，被本党领导层关注和认可，并被延揽入领导层，成为前座议员，才可增加其成为领袖的可能性。

保守党以非正式协商方式产生领袖的做法，并非有意识地采用，而是在实践中自然形成。保守党起源于议会内部，属内生型政党，其议会外党组织在19世纪末才逐渐发展起来，因此，在保守党开始关注议会外党组织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其议会内政党在党内事务中有着绝对权威。另外，保守党从起源看属于精英型政党，代表社会上层利益，党内实行由上至下的统治，由少数高层人物决定领袖人选，也符合政党意识形态中精英主义的价值取向。

保守党上述产生领袖的做法，被认为具有谨慎、灵活和专业的优点。从谨慎的角度看，关于领袖人选的意见是在少数高层人物当面协商，或是在高层小群体会议中收集、汇总起来，参与人群范围狭窄，整个过程运作隐秘，媒体、党员、议会外组织和大众并不参与其中，候选人不需要开展宣传动员活动，因此，没有造成政党公开分裂的危险。从灵活的角度看，关于领袖人选的产生，保守党没有制订固定规则，协商程序也没有固定规则约束，因而有很大的机动空间，可适应特殊环境的需要。从专业的角度看，领袖人选出自高层，且由高层协商产生，可以说是由最深入了解候选人、最熟悉领袖这一职位所需要的各方面能力的人来决定人选，这对所产生人选的质量有专业保障。

总的来看，如能有一个明显为高层人物共同接受的人选，那领袖更替过程会十分平稳、顺利和迅速，例如，1955年继任的安东尼·艾登，他既是前领袖温斯顿·丘吉尔“钦定”的继承人，也获得其他高层人物认可，还被全党认为是最可能的继承人，没有人与他展开竞争，他是“当然的”的继承人选。不过，在另一些时候，没有“当然的”继承人选出现，保守党的解决方式是寻找一个能为分歧各方所能接受的“次好”选择，以尽可能降低争端，保持团结和凝聚力。但是，有时找不到这种“共识型”人选，结果，可能的人选间产生争端，政党其他部分围绕可能的人选站队，党内出现对立。若最终的继任人选虽然继任却未获认可，政党便可能出现混乱。

对这种传统选择领袖做法的优缺点，有英国学者进行了言简意赅的评论，认为：“其最大的好处是，党领导权能在不引发任何公开的继承权斗争下持续下去。刻意与媒体和公众保持距离的姿态，使得意见能在小团体面对面协商或集会中平静的汇整起来。少了固定的党规更让党能依据特定的时空环境选择党领导人。但是，当党内缺乏自然的继承者，或是不容易找到一个能为党内耆老们所接受的折中人选时，整个过程的限制便会立即突显出来。”

有研究者观察到，在1885年至1957年期间，保守党有10次需要选择领袖，其中有7次几乎不需要商议，因高层人物间明显有共识，他们有一致赞同的人选，但在1911年、1923年和1957年，党内对领袖人选明显存在争议。因有争议的情况时有发生，且在进入二战后时期，英国社会的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逐渐增强，党内要求扩大参与的呼声开始出现，尤其是议员对高层控制领袖选拔的批评声不断。在这种情况下，1963年发生的继承人选之争，对政党改变传统做法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1963年10月，领袖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ian）在执政期间因健康状况不佳宣布退休，退休前展开协商寻找继任人选。这时党内没有出现一名“当然的”继承人选，而是出现了几名可能的人选，其中之一是R.A．巴特勒（R.A.Butler），另一个是昆廷·黑尔什姆（Quintin Hailsham），这两人呼声最高。此外，雷金纳德·莫德林（Reginald Maudling）、伊恩·麦克劳德（Iain Macleod）、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也是被讨论的人选。

继任人选成为一个问题，党内开始出现混乱。麦克米伦在回忆录中记录了当时情况，他说：“……存在着那么多的问题——主要的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继承人。”他还把他与丘吉尔做了一个比较，他说：“就丘吉尔而言，继承人选是确定下来了，唯一需要决定的是日期问题。就我的情况来说，一切都会陷入混乱之中……在报上以及私下的谈话中，都提出了不少继承人选的名字。”在众人所讨论的人选中，麦克米伦无意于巴特勒，如麦克劳德曾说：“麦克米伦在担任首相的整个时期都确认，巴特勒虽然在竞选人中是最有资格的，但不适宜于做他的继承人。”麦克米伦说：“我个人是属意于黑尔什姆或麦克劳德，而尤其是中意前者，因为我感到这两位是党内真正有才华的人，他们是我毕生所鼓吹的迪斯累利激进保守主义传统的真正继承者。我不得不抱歉的承认，我不认为巴特勒会在大选中获胜或者能够受到全党的衷心拥护。我把自己的看法告诉黑尔什姆，并且表示希望他能成为一个继任人选。”麦克米伦之所以反对巴特勒，除了两人在1957年互为竞争者而产生的某种心结外，还有以下几点理由：一是他对巴特勒吸引选民的能力持保留意见；另一是他怀疑作为一个典型的左翼人士，巴特勒是否有能力把整个政党团结起来，还有就是他认为巴特勒的个性优柔寡断，缺少成为首相所必有的强势的特质。

就人选问题麦克米伦在党内展开了意见征询。他征询的做法与前任艾登不同：“在艾登辞职之际，当时的枢密大臣（索尔兹伯里勋爵）和大法官（基尔穆勋爵）曾逐一询问过内阁阁员、总督导员、党主席和1922年委员会主席的意见。”但是，有鉴于以往的征询范围过于狭窄曾多次遭遇批评，麦克米伦把征询范围扩大到上、下两院议员及政党组织，具体做法是：“大法官去找内阁阁员商量；总督导员去找所有其余的大臣们和下院议员；圣·奥尔德温勋爵去找一贯支持我党的上院议员们，而普尔勋爵（保守党主席）则将找切尔默勋爵和代表全国协会的谢泼德夫人商谈（而且还要把全国协会的候选人包括进去）。”

1963年10月17日，麦克米伦会见了去征询意见的人员后声称，霍姆是担任领袖和首相的最佳人选，巴特勒与黑尔什姆在党内有很大的支持力量，但也有相当大的反对力量，而针对霍姆则没有类似的反对声音，因此，麦克米伦声称，作为一个可以团结政党的人物，霍姆适宜担任领袖和首相。很快，霍姆被麦克米伦推荐给女王，被女王任命为首相，后经政党会议确认为领袖。

霍姆继任引发很大争议，争议处之一是针对他本人。霍姆被认为不符合保守党对领袖的一贯要求。传统上保守党要求领袖须具备三项基本条件：一是有选举吸引力，能在党际竞争中给政党加分而不是减分；二是有能力将全党团结在一起，是整合政党而不是分裂政党的力量；三是有执政能力，能胜任担当一国首相的重任。但是，针对霍姆，很多人认为他缺少能力、经验和选举吸引力。霍姆是外交问题专家，少有处理国内事务的经历，尤其是缺乏管理经济的经验。能否胜任经济治理是选民极关心的问题，若一党领袖在这方面缺乏经验和资历，会对政党有不利影响。霍姆还被认为缺少辩才，议会辩论是两党斗争的主要场所，领袖缺少辩才，便缺少了打击对手、鼓舞议会党团士气的重要手段。此外，从个人魅力看，霍姆缺少选举吸引力，他的贵族形象深入人心，被工党嘲笑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

另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争议，是认为霍姆成为领袖的过程存在人为操纵。党内有舆论认为麦克米伦呈现给全党的是他选择了一个他认为能将全党团结在一起的人物，但霍姆在党内真实的支持率并非如他所说的那样。在麦克米伦所征询的党内四部分意见中，只有上院的意见引发的批评最少，对其他三部分征询所得之意见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党内存在很大疑问。很多人认为，在选择征询的对象、征询的问题及对意见的搜集整理方面有利于霍姆而不利于其他人选如巴特勒。例如，在政党组织部分，保守党时有两位主席，一位是普尔勋爵，一位是伊恩·麦克劳德，但麦克米伦仅与普尔进行商议，而将麦克劳德排除在协商之外，因麦克劳德是巴特勒坚定的支持者。在后座议员部分，其意见征询是由总督导员雷德梅因完成的，但雷德梅因众所周知是霍姆的支持者，他在征询议员意见时所设计的针对继承人选的问题，明显有利于霍姆而不利于其他人。同样，在内阁部分，麦克米伦委托大法官迪尔霍恩爵士征询意见，但迪尔霍恩同样也是霍姆的支持者，他呈报的结果是多数阁员都支持霍姆，这一结果也遭到质疑。例如，迪尔霍恩所列的内阁支持霍姆的10人名单中，有麦克劳德和爱德华·博伊尔，但这两人公开表明是霍姆的反对者，且麦克劳德之后一直拒绝进入霍姆内阁。

对于征询意见中存在的操纵，有研究显示，与麦克米伦支持对象的改变有关。麦克米伦酝酿辞职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最初希望黑尔什姆接替，但在这期间黑尔什姆表现不佳，未能让党内信服，一些言行还引发非议。麦克米伦由此放弃了黑尔什姆，转而将目光投向霍姆。但是，霍姆宣布成为候任继承人选的时间很晚，且与其他几位人选相比，他的呼声不高，民调显示，他在党内的声望远低于巴特勒和黑尔什姆。因此，党内有声音认为，整个协商过程进行得十分秘密，即使是作为最高层面的内阁也未曾开会议讨论继承人问题，麦克米伦为使自己中意的人选获得继任，对整个过程进行了操纵。

霍姆升任领袖的程序在党内引发广泛争议，其任职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在议会党团和内阁层面的权威受到削弱。党内右翼领袖人物伊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和左翼领袖人物麦克劳德对霍姆均持不支持态度，两人均拒绝进入霍姆内阁。巴特勒、黑尔什姆和莫德林虽然在霍姆劝说下进入内阁，但对霍姆并不信服，霍姆没有成为麦克米伦声称的可将政党团结起来的人物，在他治下的保守党反而呈分裂状态。1964年10月，在霍姆升任领袖的第二年，英国举行大选，保守党以微弱优势败给工党。

这次失败削弱了霍姆作为领袖的声望和信誉。选后有前阁员发表意见，声称如由巴特勒接任，保守党将会赢得大选。实际上，导致大选失利的原因复杂，例如，在执政最后几年间，政府出现一系列失误，民意支持率下跌；保守党执政已长达13年，政治钟摆效应开始显现，选民希望换个执政党给政坛带来一些新气象；工党长期在野期间，在领袖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领导下进行改革和重组，政党焕发出新的活力，选前民调已显示，工党支持率已逐渐超过保守党。上述诸多因素都是造成保守党失利的原因，但对霍姆来说，党内不团结、高层不支持，造成政府及首相权威受到削弱，是政党败选的主要原因，这些都与他升任领袖的程序有关。伴随大选失败，保守党开始酝酿新的领袖选拔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