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左翼的回归与激进替代战略

从工党来看，自二战结束后，党内左右两翼的势力虽然此消彼长，但是，围绕政党的执政路线问题，两翼的争论从未消失过。回顾历史，自二战后以来，右翼在党内占据了主导地位，其提出的修正主义治理方案成为工党官方的政策。在工党的各种文件中，体现的都是右翼的思想，“如《工业和社会》（1957）、《进步计划：工党的英国经济扩张政策》（1958）以及罗伊·詹金斯为1959年大选而撰写的《工党的例证》，实质上都是坚决承诺进行社会改革、试图维护和发展欣欣向荣的私营部门的例子……工党的1959年选举宣言《英国属于你》，是一篇鲜明的修正主义政策檄文，它的内容包括：对社会主义伦理的普遍承诺……承诺除了钢铁和公路运输业外（保守党新近将这两个行业私有化），不再进一步推进国有化等”内容。

到1959年，时任领袖的休·盖茨克尔（Hugh Gaitckell）鉴于右翼治理模式在实践中展现出的有效性，认为工党已经找到了最佳的治理方案，因此，在党章中应体现出工党在思想上的新变化，所以，他提出修改党章第四条“公有制”条款。不过，“盖茨克尔不曾试图完全清除党章第四条。他的计划是将其他原则性声明纳入党章，从而使第四条丧失其作为工党惟一界定的最终目标的突出地位。这样，第四条能够被‘扩大’和‘阐明’，成为党章第十条。第十条将包括原来的第四条以及对于混合经济的新承诺。这是一个典型的、令人不快的妥协”。

尽管是一个妥协，但也在党内引发强大的反对浪潮。国有化和公有制是工党作为社会主义政党的标志，是政党自建党以来致力于追求的目标，它与工党社会主义政党的形象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之进行修改是涉及政党性质的大事。对于右翼试图否定国有化和公有制的行动，党内左翼表示强烈反对，左右两翼出现激烈的意识形态纷争。右翼所持的修改理由是，工党在战后执政过程中，并未将党章中所致力追求的国有化和公有制的目标完全付诸于实践，其执政实践和理论纲领之间始终存在着脱节。工党的理论纲领要求通过生产资料社会化和用计划取代市场来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消除社会矛盾，达到自由和公正；但是，工党的执政实践却放弃了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行为，而只是主张通过扩张劳动权利和实行有助于平等的社会政策来缩小贫富差距，减少不平等的发生。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不仅使得保守党将工党作为具有危险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进行攻击，而且，工党在执政中对国有化和公有制模棱两可的态度也损害了政党名声，加深了民众疑虑。加之，国有化过程中暴露出一些弊端，出现了诸如官僚主义、效率低下、贪污浪费、企业亏损严重等现象，在英国公众舆论中，对国有化的热情开始消退，支持度开始下降。因此，从赢得选举和执政的角度，工党应依据执政实践和顺应民众潮流，对党章中的公有制条款做出修订。

但是，对左翼来说，右翼的行动是不可接受的，对他们来说，公有制是一种信仰，它代表着社会主义，没有公有制的社会是不能称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后来成为工党领袖的迈克尔·富特（Michael Foot）曾说：“盖茨克尔演讲的许多内容是可能得到保守党赞同的，他试图将目的和手段分开的观点，犯了逻辑上的错误。因为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信念，这种信念认为只有组织起全社会的资源才能达到目的。”左翼不仅坚持国有化和公有制的原则不变，而且提出要进一步推进国有化。

结果，在1960年的工党年会上，盖茨克尔的修订意见遭到拒绝，其中，工会的反对声音很大。第四条款不仅被保留下来，而且对于公有制的承诺也被打印在党员卡片的背面，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地位。“盖茨克尔之所以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工党比欧洲任何其他左翼政党在组织上存在着更大的分裂。”工党是一个联合性的组织结构，议会党团、选区、工会及附属组织在党内都有自己的势力，在这种由不同部分组成的联合性组织内，各部分的目标和政治倾向是不同的，从大的倾向来看，始终存在着改良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分歧。长期以来，议会党团是右翼势力的集中地，选区政党、工会和附属组织则容易向左的方向倾斜。作为政党高层的议会党团虽然可以在实际的执政中发挥更大作用，但在年会中，右翼的行动受到很大牵制。各派势力均参与到年会中，其中，工会的势力尤其强大，作为工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及最高决策出台的场所，年会是各种势力和观点交锋的主要场所，尤其在修改党章这一重大问题上，工会因掌握年会大比重的投票份额，因而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结果。

工党右翼倡导的新社会主义治理模式造就了英国战后多年的繁荣，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面对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右翼治理模式日渐失效。1974年2月工党取代执政四年的保守党上台执政时，面临的就是日渐升高的失业率和国际收支赤字、日渐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日渐下降的工业生产指数。到1976年，国际收支问题以及对工党政府有可能制定过分庞大的财政预算赤字的猜测引发了英镑贬值，为缓解压力，工党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贷款，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如下附加条件：“第一，在两年内削减公共开支25亿英镑；第二，廉价出售英国石油企业5亿英镑的股份；第三，保证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满足上述条件才可提供贷款。经过内阁激辩后，工党政府接受了附加条件，大幅削减政府开支、出售国有公司股份、提高税收，这一系列举措的出台表明，凯恩斯主义作为工党指导思想的经济学说实际上已经终结。

1976年9月，时任工党领袖的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在工党年会上发表演说，标志着工党经济观点的转变。他说：“在太长的时间里，或许是从战后以来，我们一直不愿面对社会和经济中的根本变化而作出新的选择。我的意思是——我们一直生活在借贷中，这么长时间以来，这个国家——我们所有人，还有这次大会——一直准备接受国外贷款来维持我们的生活水平，而不是尽力解决英国工业中面临的根本问题。我们曾经认为，通过削减税收和增加政府开支可以走出经济衰退，可是，我告诉你，这一选择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曾经认为，通过削减税收和提高政府开支，牺牲经济上的扩大再生产，就可以换取就业的增长。但是，我要明确公正地指出，这根本不可能——即使它曾经存在过，也是把通货膨胀强加于经济的结果。”卡拉汉的讲话标志着工党彻底放弃了凯恩斯主义。

伴随着作为“新社会主义模式”支柱之一的凯恩斯主义的失灵，工党所实行的各阶级合作主义战略在实践中也遭到失败。通货膨胀严重的根源被认为是英国的工资维持在过高的水平之上，因此，为控制通货膨胀，工党政府运用收入政策，放慢工资增长速度。从1975年7月到1978年9月，工党政府采取了限制工资收入的四个阶段的政策，在初期得到了工会的支持。伴随各项有针对性的举措的实施，英国经济到1978年左右出现好转迹象，但是，工党政府于1978年9月宣布限制工资政策进入第四阶段，将工资增长幅度定为5%，这一举措引发工会不满。工会认为，在经济已出现好转迹象的情况下，政府所允许的工资增长幅度太低，工会宣布不接受政府对工资增长幅度的限制，要通过集体谈判与资方讨价还价，获得更高的工资增长幅度，如1978年11月，工程业工会经过长期罢工，从福特公司那里获得了16.5%的工资增长率。各工会纷纷举行罢工，以此对资方施压，要求大幅度提高工资。在罢工的压力下，许多企业被迫同意将工资增长幅度定在5%之上。从1978年9月到1979年初，罢工浪潮席卷英国，这个冬天也被称为“不满的冬天”。罢工涉及的领域包括制造部门、公共服务部门等在内的各行各业，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影响了生产和生活的顺利进行，大罢工浪潮导致的大混乱使得工会在英国民众心目中的形象降到最低点。如果说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及接受附加条件标志着工党凯恩斯经济学说的崩溃，那在“不满的冬天”中工会对工党政府收入政策的公开反对，则表明工党所奉行的各阶级合作主义的崩溃。没有了这两项支柱，右翼修正主义治理方案也陷于崩溃。

工党右翼的困境为左翼的回归提供了有利环境。20世纪整个70年代是右翼逐渐衰落、左翼逐渐恢复和发展的时期。左翼一直对右翼提出的修正主义模式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右翼所主张的通过运用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调控经济，就能做到经济稳定增长，在不挑战私有制的条件下，通过国家对社会领域的干预就能实现社会平等的观点是过于乐观的。但自二战后以来，右翼势力一直占据主导，右翼模式运行有效，凯恩斯经济理论及其指导下的英国经济的实际增长限制了左翼寻求变革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努力，民众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和传统社会团体的分裂也削弱了左翼以经济问题为导向的阶级战略。到20世纪50年代末，一些政治家和研究者认为，既然经济衰退和结构性失业已经不存在，意识形态便告终结，右翼修正主义似乎取得胜利，左翼力量一直处于虚弱状态，左翼所持的社会主义观似乎已经过时了。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修正主义模式的逐渐失效打击了右翼，左翼力量开始扩张，在力量的此消彼长中，左右两翼在组织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变得尖锐化了。

左翼中主要的团体是论坛派，该派在议会党团中很有影响力，它成立于1966年，其名称取自1937年开始发行的论坛周报，领袖人物是托尼·本（Tony Benn）。论坛派反对右翼修正主义治理模式，坚决支持国有化方针，要求政府采取更强势的经济干预主义。论坛派在议会内发展迅速，“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论坛派约有50名议员，到1974年已有80人，加上其支持者，左派议员人数已达到100人”。“1974年工党在哈罗德·威尔逊领导下再次上台执政时，论坛派老将伊恩·米当选为工党议会党团主席。不仅如此，在54名新议员中，有26人是论坛派，而且，论坛派有多人参加新内阁，其中，托尼·本任工业大臣，迈克尔·富特任就业大臣。”该派在议会党团内势力颇大，因此，“当工党鼓吹与他们主张相对立的政策时，该集团成员会不断投票反对自己的政党。例如，1974年到1979年工党执政期间，论坛派成员组成的一个鲜明组织，以跑票或弃权的方式让政府在两次工业法案、支出白皮书和苏格兰法案第四十条等表决中铩羽而归”。

另一较具影响力的左翼组织是工党民主运动，“他们对1964年至1970年和1976年至1979年间，工党政府在执政期间未能成功地推行社会主义以及他们在地方分部与选区党部中不受重视的角色深感不满。工党民主运动派主张，所有党大会通过的政策决议都应该对国会工党具有约束力，同时，他们也坚持，党的权力应移交给那些活跃于地方支部和选区党部的党员。所以成立于1978年的工人协调委员会，是为了敦促工党坚决表态把财富和权力根本地转移到工人手中，进行党章改革，以使党领导权直接对党内活跃分子负责”。

显然，左翼在思想领域宣传自己的主张，驳斥右派的观点，以期影响工党的决策，另一方面，在组织领域推动政党发展民主，下放权力，以期争夺领导权。在左翼的推动下，工党于20世纪“70年代中前期提出了一系列激进政策，被统称为‘替代性经济战略’，其内容除了扩大公有制之外，还包括加强计划化、控制出口、提高公共事业开支及要求退出……欧洲经济共同体。毋庸置疑，工党左翼也在为深陷困境的英国经济寻找出路，但是，他们把‘英国病’的原因归结为公有制经济在整个经济结构中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所以，他们的药方就是试图扩大公有制经济”。例如，1970—1973年工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其中心内容就是扩大公有制，希望通过扩展公有制的行业领域来使工党重新朝着英国传统的社会主义目标前进。在1973年纲领中，工党许诺下一届工党政府将把英国100家企业中的25家国有化，1974年竞选纲领的主旨也是扩大公有制和国有化。1974年大选工党获胜后，哈罗德·威尔逊政府实施了国有化方针，虽然没有完全将国有化的承诺付诸实践，但也造就了自20世纪50年代之后英国的第二波国有化浪潮。

面对左翼势力的迅速扩展，党内右翼也开始联合，进行有组织的抵抗。1974年，工党议会党团中的右派议员成立了宣言派，与论坛派在议会中针锋相对，宣言派的核心观点即是赞成混合式经济。除了宣言派之外，还有一个右翼团体团结派，团结派产生于1981年，主要是针对左翼试图夺取工党领导权而成立的。左翼提出修改党章，改革领袖和议员候选人选拔程序，不再单独由工党议员投票选举产生领袖和议员候选人，而是主张成立选举团，将选拔权扩展至议会外的工会和选区工党手中，显然，其目的是为削弱作为右派阵地的议会党团的权力。

工党这一时期的左转还受到工会力量的推动。早在20世纪60年代工党哈罗德·威尔逊第一次执政时期（1964—1966,1966—1970），工会已开始左转。左转的原因一方面是因工会中的左翼分子依靠自我努力和机遇逐步进入工会领导层，另一方面是因工党执政时对工会许诺的福利不仅未能实现，而且要求工会配合政府的限制工资政策，甚至企图用立法的方式限制工会权力。针对工会为维护自身利益不断的举行罢工，工党政府为解决罢工问题，着手限制工会的行动。1969年工党起草了名为《代替冲突》的白皮书，其内容包括就业大臣有权命令一个不经官方许可的罢工在28天之内恢复工作，同时对劳资纠纷进行制裁；在举行将威胁社会秩序和损害公共利益的未经批准的罢工之前，就业大臣有权命令工会成员进行投票表决等。显然，工党试图对工会集体的讨价还价权力进行合法的限制，结果遭到工会强烈反对，工党政府和工会之间的冲突影响了双方的关系，使得一些以往支持工党的工会逐渐疏远了工党，议会中的左翼势力同左倾的工会开始联合起来，左翼势力更加强大。

在经历了1978—1979年“不满的冬天”之后，保守党乘着工党政府虚弱之机，在议会中提出对政府的不信任案，结果，在下院中输了信任投票的工党被迫解散议会，举行大选。1979年5月英国举行大选，工党的失败似乎在意料之中，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领导的保守党获得议席多数上台执政。对于败选，工党内左右两翼的解读是不同的。右翼认为，败选并不能说明它所持的修正主义方案已经失效，是大罢工的发生导致了政党的下台，而大罢工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工党政府推行的收入政策，工党将工资增长幅度限制在5%，导致工会不满，如果能提高工资增长幅度，大罢工也许就不会发生。没有大罢工，在英国经济已趋好转的情况下，工党争取连任是很有希望的，因此，是具体政策有误，而不是一整套治理方案出了问题。

左翼对败选的看法则是，工党在1974—1979年威尔逊政府及卡拉汉政府时期，其执政举措在后期不仅逐渐偏离右翼修正主义模式，说明这一模式已不再有效，而且，政府不再把充分就业作为关注重点，而将重点放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采纳了一些更加右倾的举措，例如，大规模削减公共开支，实行限制工资的收入政策，这些导致公共服务投入不足，社会失业率上升，工人实际利益受损，大罢工得以发生。政府的关注点已偏离了工会和工人阶级，因而在大选中工党仅获得55%的工人阶级支持，这是工党失败的主要原因。因此，向右转是走不通的，工党不应继续沿着右翼的道路前进，而应回到左翼的道路上。左翼领袖人物托尼·本提出：“面对世界性衰退中英国资本主义的衰落，我们实际上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撒切尔夫人维多利亚式的资本主义，要么就回到1945年极左翼的工党传统上来。”左翼的这一战略导向也受到工党阶级政治观的支持。左翼认为，阶级作为一种客观因素，不仅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而且，工人阶级之间的团结以及共同的利益基础可以随时转变成对社会主义方案的支持，这一方案是建立在重新分配财富和权力、扩展社会福利国家和通过国家干预的方式发展经济的保证基础之上。如果阶级似乎已经消退了对选举的热情，那是因为工党对工人阶级的利益持敌视态度，谴责罢工者，限制工资增长，强调国家利益高于阶级利益。阶级及阶级之间团结的特征并不是由社会决定的，而是依靠政府用阶级的角度去设定政治日程以及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所展开的努力的结果。

1979年大选的失败使工党左右两翼在组织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变得尖锐化了。左翼力量进一步扩张，逐渐控制了工党年会和全国执行委员会，在议会党团中也有较大势力。到1980年，左翼人物迈克尔·富特击败右翼的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当选为工党新领袖，表明左翼已进入政党最高领导层。在有关党内重要人事问题即领袖选拔方面，左翼所追求的限制议会党团权力、将选拔权扩展至议会外组织的运动取得重大进展，工党自1981年后推出选举团制，不再由议员选举产生领袖，而将选举权扩展至议会外的工会和选区组织。在其他组织领域，左翼推动的民主运动也取得重大进展。左翼力量的扩张引发右翼极度不满，1981年3月，罗伊·詹金斯等议员宣布退党，另组社会民主党，工党出现严重分裂，也使左翼势力更加强大。

左翼对组织的渗透和控制无疑使它有能力控制政党的政策和思想，不过，“在国家层面上，它没有发展出任何新的思想，只是热衷于挖掘70年代形成的旧的替代经济战略。因为这一战略还没有被检验，所以还保持着其全部的吸引力……左翼的分析非常简单：替代经济战略能够阻止英国历史性的经济衰退，能够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

具体来看，在经济领域，左翼认为国家应该扮演一种更为积极的供方角色。1979年后，在左翼的推动下，工党明确提出它的工业战略，其内容包括：一是制订计划以提供经济运行的框架，其中，私有部门的联合计划和政府扩大的宏观经济政策密切合作。二是投资新的经济增长部门，并鼓励新科技的运用。三是减轻失败企业调整过程的痛苦，并调整地区不平衡；建立新的计划部门，起草一个滚动的五年宏观经济和部门计划，政府同主要企业就价格、培训、投资和促进竞争的进口问题谈判发展计划。工党认为，这一工业战略是实现充分就业、工业复兴和社会正义的重要途径。很明显，这一战略进一步扩大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程度。

在工业领域，左翼认为，应进一步扩大国有化的范围，政府应将赢利企业国有化，使国有企业在整个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工党在1983年大选宣言中明确宣称：“我们的社会和经济目标只能通过公有制扩张到社会共同体对经济具有决定权时才能达到。”工党声称要将所有私有化的企业重新恢复国有，在电力、制药、卫生设备和建筑材料等重要部门中，应国民经济的要求，应该有相当大的国有成分。

在社会政策领域，左翼主张超越右翼所追求的充分就业、福利国家的目标，通过再分配政策来实现更大程度的平等，同时，对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应以一种有利于工人阶级及其家庭的方式进行。对此，左翼提出工业民主化战略，其指导思想是，为了国家更大的利益，劳资双方应进行合作，雇员和资方共同分享权力，资方同劳方在影响企业运行的各种问题上进行协商。左翼希望在社会领域能够消除阶级特权，真正实现平等以及工人的自我管理。

在外交和防卫领域，左翼的大国外交政策是对美、苏提出批评。左翼对美国外交持批评态度，同时也谴责苏联对待异己者的做法及对阿富汗的入侵。对英国的防务开支，左翼认为，与北约其他国家相比，英国的国防开支过高。左翼主张单方面削减军事开支，限制武器销售，其目的是一方面缓和紧张局势，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另一方面使资源更有效的运用于其他领域。

在对欧洲一体化问题上，工党在1983年大选宣言中明确提出退出欧共体。从20世纪70年代起，左翼从原则到实践都站在反欧立场上。在原则上，左翼认为欧共体的运作是以资本主义思想如资本、商品、服务自由流动、限制国家对经济管理和计划的权力为基础，它与工党所主张的国家对经济进行计划和管理有较大冲突。同时，左翼认为，英国融入欧洲将会丧失一部分国家主权，并且将不可避免地接受欧共体的外交和防卫政策。在实践上，左翼认为欧共体的成员资格将会使英国打开市场，有利于进口渗透，会导致英国的非工业化；欧共体的共同农业政策将会使纳税人承当非常重的负担；欧洲货币制度的发展将会进一步限制英国的行动自由。左翼最担心的是他们主张的公有制、国家计划和进口控制将会被欧共体否决。因此，在1983年大选中，左翼明确提出退出欧洲共同体的承诺。

对于左翼替代纲领，工党领袖富特的态度是：“我认为我们总的经济纲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供选择的经济战略，是个比较好的战略；如果能够正确阐明它，那么我们就可以重新取得人民的支持。我知道，有人认为它在某些程度上属于陈旧的社会主义理论。但是，许多旧的社会主义理论至今尚没有付诸实践，我不相信我们的方案不能有效地付诸实施。”

1983年的竞选宣言《英国的新希望》鲜明体现了左翼的思想。宣言中总结的左翼替代纲领可以说是战后以来工党最左的纲领，无论是国有化程度的扩张，还是复杂的计划政策，都表明工党经济政策的总体势头是朝着对经济进行更大程度的集体控制的方向发展。很少有人怀疑，以左翼激进政纲参选的工党不会在1983年大选中败选。英国私有部门传统上就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对工党侵犯他们特权的经济计划和工业民主方案无疑持反对态度，还有工党提出的其他政策，如退出欧共体、主张核裁军、制定工人法等，也不为他们所接受。这是英国企业界、银行界、商界长久以来的态度，他们向来对任何中左政党及政府都带着怀疑的目光，一个要实现激进纲领的左翼政府更是不能被其所接受。

但是，工党内掌权的左翼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来自国内的反抗力量，同样，它也很少关注国际环境的发展。自由市场的扩展、撤销管制和全球金融市场中资本的自由流动，已经开始损害民族国家控制本国经济的能力。英国已经处于一个开放的、高度合作的世界经济网中，其中，市场行使着巨大权力，在这种大环境下，工党激进的左翼纲领是否还是一个行得通的治理方案？此外，英国选民也开始右转。撒切尔领导下的保守党在1979年大选中取得胜利，已经表明选民的政治发展倾向，尤其是在国有化和工会问题上，有鉴于国有化过程中暴露出的各种问题以及工会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忽视社会大众利益的行为，选民的不满已由来已久，此时的工党左翼致力于通过党内民主改革来促进政治发展，但却忽视了对左翼激进纲领的理论论证，使之具有可操作性，这使得左翼的政策缺乏可信度。

果然，在1983年大选中，工党以左翼政纲参选遭遇惨败，得票率仅比第三党社民党—自由党联盟多出两个百分点。领袖“迈克尔·富特公开承认了工党这次大选失败的程度：‘我们获得的选票比1935年以来任何一次选举都要少。我们发现自己在南部地区的77个选区中没有一位议员。我们首次失去这么多本钱，在292个选区中排在第三位，甚至更糟’”。工党副领袖丹尼斯·希利也指出：“选举不是在三周时间的竞选运动中失败的，而是在此前三年的时间内就决定了……在这一时期，工党自身造成了一种非常不好的公众形象，主要是不团结、极端倾向、狂妄自大和总体上不适于执政。”

1983年大选是左翼终于有机会将其治理方案变成整个政党的治理方案的大选，结果，政纲交由全体选民检验时，遭到坚决拒绝。撒切尔对此曾说：“1983年大选是英国的民主社会主义所遭逢的一次最重大挫败。在其以最坦率的社会主义目标为选举要求遭到挫败之后，左派声称的大规模国有化、巨幅增加公共支出、赋予工会更多权力及片面裁减核武器等计划，再也难得民意普遍的支持。”左翼替代方案没有解决由右翼修正主义失败带来的意识形态危机，反而加深了危机，它使工党脱离了自战后以来的温和中左翼立场，发展成一种激进左翼立场。这一立场与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发展不相协调，不仅受到民众的抵制与抛弃，而且，由于此后工党为从这种激进左翼立场后退，党内左右两翼之间不断发生冲突和争斗，致使工党的复兴之路变得更加艰难。

与此同时，撒切尔领导下的保守党连续的选举成功使得“撒切尔主义”占据了英国政坛的主导地位，这进一步加深了工党的意识形态危机。“长期以来，工党左翼对凯恩斯主义持抵触态度，认为它是党内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比如克罗斯兰）的意识形态。但是，当凯恩斯主义的丧钟开始在整个欧洲敲响的时候，它却欢呼一种被称为货币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到来，而不是欢迎一种新的激进主义经济学潮流。”左翼的激进替代方案所遭遇的选举结果表明，英国的政治风向已发生变化，“凯恩斯主义之后，‘撒切尔主义’成为这个所谓的如此非意识形态的国家在其整个历史上提供给世界的惟一的‘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