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第一节 世界权力中心转移的方向

随着“金砖国家”(BRICs)概念的出现以及二十国集团(G20)峰会的建立,有关世界权力中心转移的讨论在媒体和学术界逐渐增多。然而,人们对世界权力中心向何处转移的看法却不尽相同。例如,阿根廷学者认为,世界权力中心正由西方向东方、由北方向南方转移。《阿报文章:2011年:世界处在十字路口》,新华网,2011年1月22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1/22/c_121009347.htm。中国一些学者认为,世界经济的中心正在向亚洲转移。熊欣、李木子:《全球经济决策权力中心转移不可避免》,和讯网,2010年9月8日,http://news.hexun.com/2010-09-08/124834325.html。而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在墨西哥回答记者提问时则指出:“目前国际上确实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世界的权力重心正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我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中国外长不认同“世界权力重心东移论”》,中国新闻网,2010年7月31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0/07-31/2438006.shtml。笔者以为,人们对世界权力中心向何处转移的认识不同,主要原因在于缺乏明确的有关世界权力中心的客观判断标准。

一、世界权力中心的判断标准

国际政治的地缘中心不是由其自然地理位置决定的,而是由该地区国家的实力决定的。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H.J.Mackinder)在1919年出版的《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提出:“谁统治了东欧,谁便控制了 ‘心脏地带’;谁统治了 ‘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了 ‘世界岛’;谁统治了 ‘世界岛’,谁便控制了世界。”〔英〕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武源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34页。然而,历史的经验并不支持他的这个判断。二战期间,纳粹德国一度控制了东欧,但未能主宰世界,结果是德国分裂成东西德两个国家。冷战时期,苏联控制了东欧,也未能统治世界,最终苏联解体为15个国家。冷战结束后,欧盟东扩吸纳了东欧国家,欧盟不但未能因此强大,反而导致欧盟一体化进程停滞不前、欧元区面临解体的危险,甚至出现世界权力中心从欧洲向其他地区转移的趋势。冷战结束后,北约东扩使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对东欧的控制力,但这并不是冷战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原因。冷战后世界变成单极格局的直接原因是苏联的解体。如果苏联不解体,即使东欧国家都加入北约,美国完全控制了东欧,世界的两极格局也难以变成单极格局。

具体说来,一个地区要成为世界权力中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该地区必须包括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即有一个或几个国家具备世界级的物质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和文化力量(尤其是思想力量),并成为世界其他国家所模仿的样板。其次,世界权力中心还应是国际矛盾最为集中的地区。这种矛盾主要体现在中心国家在本地区及其他地区的争夺上。从历史上看,成为世界权力中心的地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大国在其所在地区进行战略争夺,另一种是大国的战略争夺从其所在地区向边缘地区扩散。当战略争夺的核心地区是大国所在地区时,该地区的世界权力中心地位就更加凸显。在上述两个条件中,该地区是否存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是决定一个地区能否成为世界权力中心的首要前提。

从19世纪欧洲列强大规模争夺海外殖民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是公认的世界权力中心。这一时期,欧洲既是争夺者们的国家所在地,也是它们进行战略争夺的地区。随着殖民主义的不断发展,欧洲诸大国的战略争夺开始向欧洲以外的地区扩散参见E.E.里奇:《全欧洲关心扩张》,载〔英〕G.R.波特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英〕J.H.帕里:《欧洲以外地区殖民地的扩张和国际的抗衡》,载〔英〕R.B.沃纳姆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3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但欧洲始终是欧洲大国争夺的主要地区。例如,英法俄等国为争夺巴尔干半岛而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希特勒德国在欧洲的扩张等等。正因如此,在二战结束之前的150年里,欧洲始终是世界权力中心。非洲作为殖民地一度是欧洲诸大国争夺最激烈的地区之一,但由于非洲当地没有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因此非洲没有成为世界权力中心。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直到冷战结束,美国和苏联是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同时也是国际体系中最主要的两个战略竞争者。作为两极之一的苏联位于欧洲,这一时期美苏两国争夺的重点也在欧洲,因此,冷战时期欧洲仍被认为是世界权力中心。1946年,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在美国富尔顿的演讲中说:“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方连庆、王炳元、刘金质主编:《国际关系史(战后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7页。正是由于美苏双方都将战略竞争的重点放在欧洲,才会在欧洲而不是世界其他地区形成这幅“铁幕”。而标志着东西方两大阵营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国,除美国和加拿大之外全部集中在欧洲。这正是美苏两国在欧洲地区争夺的直接结果。

二、概念模糊的“亚太”和“东方”

依据上面的分析,当我们判断世界权力中心究竟向哪个地区转移时,必须首先明确该地区是否正在出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这意味着“世界权力中心”所指的地区应有明确的地理边界。

依据这个标准,“亚太”和“东方”这两个提法都显然太过于含混不清。“欧洲”这个概念是指一块地理位置明确和所构成国家明确的大陆。这个地区面积共1016万平方公里,西临大西洋,北靠北冰洋,南隔地中海和直布罗陀海峡与非洲大陆相望,东与亚洲大陆相连。欧洲现有45个国家和地区,约有7.39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0.5%。参见维基百科“欧洲”词条,http://zh.wikipedia.org/wiki/欧洲;百度百科“欧洲”词条,http://baike.baidu.com/view/3622.htm。相反,“亚太”却是一个地理范围无法确定、构成国家不明确的概念。百度百科对“亚太”一词的解释是:“有关这一概念的国家与地区划界目前有几种不同的理解。”百度百科“亚太”词条,http://baike.baidu.com/view/398058.htm。“亚太”这个概念包括了一个海洋(太平洋)和四个洲(亚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占据了地球上2/3的大陆,拥有世界71%的人口。当任何一个“中心”占到“全部”的2/3以上时,这个所谓的“中心”与“全部”在性质上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东方”更是一个地理范围和构成国家模糊不清的概念。冷战时期,“东方”是指奉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群体,冷战后则是指具有东方文化的国家。然而,具有东方文化的国家具体包括哪些国家则很难做出精确的界定。狭义的东方文化国家可以界定为东亚,即儒家文化圈;广义的东方文化国家可以界定为整个亚洲,即从中东到东亚的全部地区,包括了中东、中亚、南亚、东南亚和东北亚。广义的“东方”称谓是一个带有“欧洲中心论”色彩的文化概念,它是以西欧主要国家通向亚洲的海上路径为基点,对欧洲以东广大地区的统称。“东方”的提法大约形成于欧洲殖民国家对外扩张的早期,盛行于19世纪。后因所涉及地区过于辽阔,西欧国家便进一步按照与它们地理距离的远近将“东方”概念分割为“近东(东欧、土耳其)”“中东(阿拉伯地区、中亚)”“远东(东亚)”。

之所以会出现“世界权力中心从欧洲向亚太转移”或者“世界权力中心由西方向东方转移”这样模糊的提法,很可能是由于提出者判断不出哪个具体的独立于北美之外的地区能够成为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地区。这一现象反映了提出者对东亚地区的实力发展前景缺乏信心。

20世纪80年代,东亚学者提出世界权力中心向亚太转移时,东亚地区还看不到任何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在短期内可能具有全球战略竞争能力。当时,虽然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日本不是一个具有综合国力的国家,没有进行全球战略竞争的能力,不可能对世界政治构成重大影响。〔英〕巴里·布赞:《人、国家与恐惧——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议程》,闫健、李剑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0页。与此同时,地处欧洲的苏联仍保持了世界超级大国的影响力。东亚学者一方面希望自己所在的地区成为世界权力中心,另一方面却无法在东亚地区找到具有世界影响力前景的国家,因此不得不使用了“亚太”这个外延非常广阔的概念来支持自己的假想。使用“亚太”这个概念的一个好处是可以将美国纳入其中,因为毕竟美国的世界级实力和影响力是无人质疑的。然而,在亚太地区只有美国一个超级大国的情况下,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判断世界权力中心正从欧洲转向亚太,因为当欧洲是世界权力中心时,美国就是亚太国家。美国的地理位置是个常量,而常量是无法用来解释变化的。

三、世界权力中心从欧洲向东亚的转移

美国既可以说是太平洋国家,也可以说是大西洋国家,其地理位置客观上不会发生改变。因此,只要美国的实力保持在世界级的水平上,它就不可能是导致世界权力中心转移的主要原因。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美国一直是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国家,始终是世界权力中心的一部分。这一事实不仅在今天得以维持,而且非常有可能继续维持20年。如果今后20年美国还能保持其世界主要战略竞争者的地位,美国就不应成为我们分析世界权力中心从欧洲向何处转移时的因素。控制了美国这个不变的常量后,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真正决定世界权力中心转移的因素是欧洲与东亚实力对比的改变。

受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欧洲和美国都一定程度地走向衰落。但欧洲的衰落和美国的衰落有性质上的不同,因此它们对世界权力中心转移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在未来十年内,美国的衰落不会改变其超级大国的地位,也就是说,美国的衰落只是程度上的,美国仍将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至少可以保持其在东亚有相当的世界影响力,因而它仍将是世界权力中心的组成部分。然而,欧洲的衰落则将使其影响力小于东亚,从而东亚将取代欧洲成为世界权力中心的组成部分。因此,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整个欧洲的相对衰落,是导致21世纪世界权力中心转移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东亚取代欧洲成为世界权力中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欧洲不存在具有成为世界超级大国潜力的国家,而位于东亚的中国则具有崛起为拥有世界级影响力的超级大国的潜力。总之,当前这次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是由欧洲和东亚的实力对比转换推动的。

提到美国的衰落,我们需要明确,美国不是绝对衰落而是相对衰落,即美国的绝对实力是上升的,但由于中国实力上升的速度超过了美国,因此其与中国的实力差距在缩小。美国的衰落至少在未来20年内不会改变其超级大国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能保持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也就是说,不排除中国正在接近超级大国的标准。在这种新的实力对比变化趋势中,美国将保持世界级战略竞争者的地位,欧洲与东亚实力对比的消长将成为影响世界权力中心转移的决定性因素。

四、中国崛起与世界权力中心转移

前面已经提到,东亚要成为世界权力中心,就需要从总体上超过欧洲的实力和影响力。今后十年内,能使东亚的总体实力超越欧洲的主要因素是中国的崛起。今后十年,日本国内的政治变革将使日本与东亚拉开距离,其总体实力难有大幅增长。东亚其他国家的实力基数太小,即使有较快的增长速度,对于提升整个地区实力地位的作用也非常有限。与之相比,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相当于欧盟的一半以上。今后十年,欧洲经济年均增长率难以超过2%,而中国新一届政府的全面改革政策可使中国经济增速保持在年均7%的水平。这意味着十年后,中国一国的经济规模可达到欧盟27国总和的80%以上,再加上日本、韩国和其他东亚国家,东亚地区的整体经济规模必然超过欧洲。

20世纪80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的快速增长之所以未能使东亚超越欧洲,除了苏联的超级大国作用外,就是因为日本不是一个综合实力的国家。中国的崛起是建立在综合实力的基础上,而日本是建立在单一的经济实力基础上发展。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使美国把中国作为21世纪最主要的防范对象,这意味着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从欧洲转移到了东亚。虽然美国因乌克兰危机加大了对俄罗斯的制裁,但俄罗斯今后十年没有恢复超级大国实力的可能,因此美国不会视俄罗斯为全球战略对手。今后十年,中国将逐渐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具有全球战略影响力的超级大国。换言之,东亚地区将拥有一个真实的可以进行全球战略竞争的国家。中国的崛起将使东亚地区对世界的影响力超越欧洲。

笔者在《环球时报》发表了《伦敦奥运暴露中国崛起困境》阎学通:《伦敦奥运暴露中国崛起困境》,《环球时报》2012年8月14日。一文之后,在互联网上遭到了许多读者的批评。批评认为,中国人均GDP排名还在世界100位之后,并据此对笔者提出的中国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的观点提出质疑。显然,中国民众对中国实力地位的认识与国际社会有较大差别。例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中国有时可能意识不到自己在别国的眼中有多么强大,所以我觉得认知上的差异有时意味着中国与别国不从同样的视角看待问题,而这可能需要磨合。”《李显龙:中国不知道别国眼中自己多强大》,观察者网站,2012年9月3日,http://www.guancha.cn/Neighbors/2012_09_03_94989.shtml。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学者准确判断中国在世界权力中心转移中的作用,多数学者仍然倾向于用“亚太”一词而非“东亚”来描述新的世界权力中心。

中国崛起不仅将使东亚拥有能影响世界的超级大国,而且将使东亚成为世界主要的战略竞争地区。如前所述,一个地区成为世界权力中心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该地区是世界主要大国战略争夺的中心地区。随着美国“重返亚太”(也称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东亚地区正日益成为国际政治的矛盾焦点和大国战略争夺的中心地区。美国战略重心转移的目的是为了保住它在世界权力中心地区的影响力和主导地位。在自身实力相对衰落的条件下,为了应对崛起大国的挑战,美国自然要将其全球战略力量集中于世界权力中心地区。美国将战略重心从中东向东亚转移,进一步印证了新的世界权力中心将是东亚而不是欧洲。尽管2014年伊斯兰国在中东地区坐大,俄罗斯与北约在乌克兰发生军事对抗,奥巴马政府仍明确告知世界,美不会向伊拉克和乌克兰派大规模地面部队,美将主要军事力量部署在亚太的政策不会改变。由此可见美国维护其东亚主导权的决心。

如果东亚成为世界权力中心,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就不可避免地将防范中国作为重要目标,美国的全球战略必然是把中心地区的战略竞争作为首要任务。从地理上看,如果去掉美国大陆两侧的海洋,美国与英国、日本就成了邻国,欧洲和东亚就都位于美国的家门口了。美国总是声称它是东亚国家,这表明美国已开始将东亚视为未来的世界中心了。从政治地理的意义上讲,中美都是位于东亚的世界级战略竞争者,它们的竞争将会在其所在地区展开。这种战略竞争会比它们在其他地区的战略竞争更加激烈。在东亚历史上,中原王朝与本地区另一个大国的战略竞争总是非常激烈,如汉朝与匈奴、宋朝与金国、明朝与满清的战略竞争都是如此。参见Nicola Di Cosmo, 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这意味着今后十年,中美在东亚的战略竞争的激烈程度将超越它们在其他地区的战略竞争。

五、世界权力中心转移的竞争领域次序

历史上,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基本上都是通过战争的方式完成的,因此,战略竞争的领域主要集中于军事领域。对此,权力转移、霸权更替和霸权周期等理论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参见A.F.K.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Knopf, 1958; 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Thompson,“Long Cycles and Global War”, in Manus I.Midlarsky, ed., Handbook ofWar Studies, Boston: Unwin Hyman,1989, pp.23—54;〔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苏联的解体为21世纪的世界权力中心转移创造了条件,但是中国选择了优先发展经济的策略,这个策略决定了21世纪的中美战略竞争始于经济领域而非军事领域,但这并不能阻止中美战略竞争从经济领域向军事领域扩散。国家的全球战略竞争力包括两个方面,即物质方面和思想方面。物质力量体现为经济力量和军事实力。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经济体,但军事实力与美国相比差距还很大。虽然中国的国防开支位居世界第二位,但实际军事能力暂时尚不及俄罗斯,因为军事力量与作战经验直接相关。此外,数学衡量的军事力量大并不必然意味着物理衡量的军事力量也强。物理衡量是指一国的军事力量有多大的摧毁和防御能力,而数学衡量的则是指军事资产的货币价值。

观察中国综合国力的不同要素,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优先发展经济的崛起战略,决定了世界权力中心向东亚转移进程中的战略竞争首先体现在经济领域,而后才会进入军事领域,进入思想领域可能会更晚一些。世界权力中心一定是对全世界的思想也有巨大影响的地区。这个地区的国家不仅具有世界级的物质力量,还具有世界级的文化力量,特别是思想力量。正因如此,世界权力中心往往是边缘地区国家所效仿的样板。美国作为世界权力中心的一部分,其思想(尤其是价值观)对世界的影响很大。参见Michael Mandelbaum, The Ideas that Conquered the World: Peace, Democracy, and Free Market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Public Affairs,2002; Joseph S.Nye,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1990, p.34;〔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钱程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57页;〔美〕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108、112页;〔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王振西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201页。目前,中国在思想方面对世界的影响力还远不能与美国相比,不过中国在世界思想领域的影响力已开始显现。参见阎学通、徐进:《中美软实力比较》,《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期。例如,目前外国学者已从只关注研究中国已故者(如老子、孔子、曾国藩、梁启超、毛泽东、邓小平等)的思想,转向关注中国在世人的战略思想。英国学者莱昂纳德(Mark Leonard)于2008年出版了《中国在想什么?》一书Mark Leonard, What Does China Think? London: Fourth Estate,2008.,这是进入21世纪以来第一本外国人关注在世中国人战略思想的著作,这本书被译成了17种文字。韩国学者文正仁于2010年出版了韩文的《中国崛起大战略——与中国知识精英的深层对话》,也是同类著作。中译本参见文正仁:《中国崛起大战略——与中国知识精英的深层对话》,李春福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当一个国家在世人的思想开始被外部关注时,说明这个国家对世界政治的思想影响力开始上升。其原因在于崛起大国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世人的思想,而非已故者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