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从2004年起，笔者与徐进博士开始研究先秦时期的国家间政治思想，力图从中借鉴有益的思想认识，丰富和发展现代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我们先整理编辑了先秦诸子的相关思想，于2008年出版了《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一书。之后应用现代国际关系的理论观念解析先秦诸子的相关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中国的崛起战略，于2009年出版了《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一书。2011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翻译了笔者的一些文章及评论，并将其汇集成册，出版了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该书出版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丹麦、伊朗的一些学者发表了书评。美国《纽约时报》还专门邀请笔者就如何运用该书思想解释中美战略竞争的问题撰写了一篇文章。该书的核心思想被学界同仁称为“道义现实主义”（moral realism）。

这项研究成果被冠以“道义现实主义”的名称，说明它得到了学界的肯定，但与此同时也引发了许多批评。有关批评多种多样，其中有两种观点激励我进一步将道义现实主义理论体系化。一是有些学者认为，强调道义作用的理论不是现实主义的理论，甚至有人认为“道义现实主义”这个提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个批评促使我进一步研究了“道义”与“利益”“权力”“实力”“权威”之间的关系，弥补了原来思想中的缺陷。二是许多人认为，道义现实主义提出的外交战略无法被共产党执政的中国政府所采纳。这个批评促使我研究了中国崛起战略需要提出何种普世价值观的问题。

认为现实主义理论是不讲道义的，这种成见是人们主观上将学术流派分类的结果，而不是现实主义理论本身的产物。20世纪60年代，国际关系学界对不同流派的理论进行了梳理和归纳。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需要用简化的方法区分不同流派的核心观念，于是将理想主义简化为注重道德和法律的思想，将现实主义简化为注重实力和利益的理论，将自由主义简化为注重制度和规范的理论，将认知理论简化为注重观念和经验学习的理论。当现实主义被界定为从国家利益角度分析国际政治形态的理论时，人们便想当然地认为现实主义理论是不讲道义的。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把“利益”和“道义”视为水火不容的对立事物。“国家利益”经常被人们理解为物质性的，于是把讲道义和国家在其他精神方面的需求都视为与国家利益对立的事物。义利之争，源远流长，古代的思想家们在其治国的策论中，就有许多关于“义利”之争的篇章；在现代社会，这种义利之争也很常见。在美国有关对外决策的学术著作中，有许多关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何者起决定性作用的争论；“文化大革命”后，中国政府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不能以意识形态指导对外政策的原则，而后又在90年代明确了以国家利益为对外政策出发点的理念。这些例子说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将利益和道义两个概念对立起来，于是也误以为将国家利益视为外交政策出发点的现实主义理论必然是不讲道义的。

道义现实主义理论注重道义的重要作用，但并不认为道义是无条件地发挥作用的，而是认为道义的作用受到国家实力和客观环境的限定。对于世界主导国或崛起大国来讲，讲道义对于维护它们的世界主导地位和其所主导的国际秩序具有重要作用，但对于中小国家来讲，则不必然有利。道义现实主义认为，道义在21世纪的大国崛起过程中是有作用的，因为21世纪是核武器、知识经济和全球化三个要素并存的时代。核武器使全面战争不再是争夺国际主导权的有效手段，知识经济使占领自然资源产地积累财富不再是唯一路径，而全球化使非传统安全威胁加剧，从而扩大了主导国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安全利益。现实主义理论所定义的国家利益是综合性的，包括了政治利益，而道义制高点或道义合法性则是世界主导国的重要政治利益。

中国政府是否会实施讲道义的王道外交战略，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政治问题。特别是在中国政府长期坚持韬光养晦对外战略的情况下，人们怀疑中国政府是否会实施王道战略是非常合理的。韬光养晦战略的重要原则是“不当头”和“不结盟”。这两项原则的本质是尽量少承担国际责任和不为他国提供安全保障。而王道战略的核心是通过承担国际责任提高本国的国际权威，这显然与韬光养晦相对立。道义现实主义认为，中国实力地位的提高将扩大中国实施王道战略的客观需求，而中国领导集体的变更将改变他们对实施王道战略必要性的主观认识。中国的新领导集体于2012年开始执政，于2013年实施了推动国内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政策，首次将“改革创新”的政策引入外交领域，这意味着中国领导集体对外交改革的主观认识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2013年，中国对外战略从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这一转变为道义现实主义提出的王道战略提供了现实的政治基础。中共中央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会议提出了对周边国家要“亲、诚、惠、容”的外交原则，并且指出：“这些理念，首先我们自己要身体力行，使之成为地区国家遵循和秉持的共同理念和行为准则。”

本书对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全面阐述，并建议中国选择王道的崛起战略。然而，笔者在此并不是说，今后中国政府必将采取王道战略，而是说有了采取王道战略的基础。2014年10月，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会专题讨论了如何借鉴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增强现代国家治理能力的问题。习近平在会上说：“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

有了以王道思想治理国家的理念并不意味着就能有效实施，中国政府2013年发动的全面改革面临着极“左”和极右两股势力的强烈干扰。就在本书付梓之际，《红旗文稿》杂志发表了《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的文章，引发支持和反对两派的激烈争辩；同时，反对中央政府制定的香港特首普选规则的“占中”运动，使香港陷入1997年回归后的最大混乱，两派人士激烈冲突。中国政府能否采取王道崛起战略，还得看政府能否有效防范极“左”或极右势力坐大。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表明，极“左”思潮给国家带来的灾难远大于极右思潮。

在创建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的过程中，笔者有几个理论研究的体会，在此与读者分享。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产生了创建新理论的热情，但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上，有较大分歧。我不仅参与了争论，而且参加了理论创建，并得出三个自认为较为重要的体会。

一是创建国际关系理论要与当前的国际现象相联系。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最主要目的是帮助人们理解当前的国际关系现象。今天的国际关系现象就是明天的历史事实。当创造出的新理论无法解释当前的国际关系现象时，就说明该理论缺乏解释效力。创建道义现实主义理论所联系的最主要的客观现象就是中国崛起。

二是创建的理论概念要清晰，特别要明确该理论所解释的事务范围。理论概念模糊的优势是可适用于任何情况，但缺点是因为无条件地可适用于任何情况所以变得没有科学意义。虽然从概念到概念的理论创建可以自圆其说，但却解释不清具体的客观现象。道义现实主义将其理论限定于解释大国崛起的成败，就是为了避免因扩大解释范围而失去实际意义。

三是忍痛修改理论假设。提出一个理论假设并不难，难的是这个假设能够得到客观事实的支持。研究人员无力改变客观世界，因此就需要修改自己的理论假设使之符合客观现象。在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创建的过程中，对政治领导类型与国际规范类型两者之间关系的假设进行过无数次修改，而且每次修改笔者都非常不情愿。否定自己的新思想是痛苦的，但没有这种否定就难以使理论符合客观事实。

本项研究得到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支持，得到了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在此表示感谢。本书在编写的过程中得到了马燕冰研究员和杨原博士的大力帮助。马燕冰研究员为本书做了精细的编辑和校对，并提出了修改意见。杨原博士为本书的注释做了完善工作，并就理论观点提出了修改意见。参加本书校对工作的还有何颖、王鹏、韩泽、常洁、粟燕清。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促进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我与李佩芝于1977年考入黑龙江大学英语系，此后我们相识相爱，相濡以沫，如今青丝已成华发。1995年我在自己的第一本著作《中国国家利益分析》的序言中感谢她相夫教子的贡献。其实，自1982年大学毕业以来，佩芝一直是我的学术帮手。从我读研究生时起，她就帮我校对作业，此后三十多年里她帮我校对了无数的作业、文章、译著和著作。每次校对她都会提出修改意见，这对完善最终的研究成果起了重要作用。在此，我将此书献给她，以感谢她对我的学术成就作出的贡献。

阎学通

2015年5月于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