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之《关于密提林的辩论》
——美国出兵阿富汗是否正当

经典阅读课上的阅读和讨论经常引发对现实问题的联想，学生们交换他们的联想，会形成对一些现实问题的讨论，课堂讨论似乎成为公民论坛。在这样的讨论中，浮现的是跨越时空隔阂的一些人类永久问题。这类问题在学生们讨论的熟悉事件里变得相当具体，而且富有当下性。

有一次，学生讨论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三卷中的《关于密提林的辩论》。这场辩论发生在公元前427年，雅典军队平息了密提林城邦的叛乱，公民大会起先决议处死密提林所有的公民。第二天，“雅典人民的情绪有了突然的改变，他们开始想到这样一个决议是多么残酷和史无前例”。于是召开第二次公民大会。会上，克里昂还是主张处决所有的密提林人，但戴奥多都斯主张只处决“有罪的人”，两人间展开了辩论。

这场发生在两千四百多年前的辩论引发了学生们对美国在海外战争的一些思考。首先一个是惩罚的适度性问题。雅典并没有把密提林当作属国看待，但密提林竟暴动了，而且接受伯罗奔尼撒人的支援，“因此雅典人对密提林更加痛恨”。雅典人因此觉得必须严惩密提林人，这才有了将他们全体处死的第一次决定。

有学生认为，美国在阿富汗用兵，有一种类似的“被出卖心结”，因为美国以前支持过塔利班抵抗苏联，但塔利班却帮助基地恐怖组织，使美国遭受了9·11事件的巨大灾祸。美国认为自己有权报复塔利班政权，这与克里昂认为雅典有权严惩密提林是一样的。支持这种报复行为的，是一种自古延续至今的“正义报复”观念（retributive justice）。

有学生提出，美国出兵阿富汗与雅典在密提林平乱，这两个军事行动的惩罚适度性（proportionality）是不同的，美国比雅典有所进步。这是人类文明的进步，而这个进步的第一步就是在密提林辩论中发生的。在与克里昂的争辩中，戴奥多都斯反对处死所有的密提林人，而主张对没有直接参与叛乱的密提林人展现“善意”。与雅典人不同的是，美国在阿富汗进行的军事行动不是为了惩罚所有的阿富汗人，而只是针对塔利班。如果把美国的军事行动看成是一种“报复”，那么，它原来的意图就已经是适度的了。可是，由于战局的变化，美国的军事行动造成了许多无辜平民的伤亡，于是成了一种实际上并不适度的报复。这使得美国军事行动的正当性受到了损害。后来，美军指挥人员调整策略，力图把平民伤亡降到最低点，应当说是意识到了这一损害的严重性。

接着有学生提出，美国调整策略不是因为“报复正义观”发生了变化或有所加强，而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美国的“自我利益”。不同策略可以出于相同的、与正义观无关的自我利益，这在密提林辩论中已经有充分的表现。和克里昂一样，戴奥多都斯是以“国家利益”这种特殊的自我利益，而不是“正义”来说服他的听众的。他说：“这不是一个法庭，在法庭中，我们就应当考虑什么是适当的和公平的；这是一个政治议会，而问题是怎样使密提林对于雅典最为有利。”

从“功利”（自我利益）还是从“正义”（适当和公平）来衡量“惩处”，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惩罚。功利是前瞻型的，而正义则是后顾型的。功利型地惩处“罪犯”是为了以儆效尤，防止在今后出现同类的犯罪行为；而正义型的惩处则是为了对任何已经发生过的犯罪给予应得的惩罚，即使这样的惩罚对正义行使者本身可能造成不利也在所不惜。戴奥多都斯和克里昂一样，也从功利来考虑应当如何对待密提林，在这一点上他们并没有什么不同。他说：“克里昂的主要论点之一就是说，把他们处死刑，对于我们将来是有利的，因为可以防止其他城市的暴动；我也是和他一样，关心将来的；但是我的意见和他相反。”克里昂认为，严厉打击就能防止叛乱（相当于中国法家的想法），而戴奥多都斯则认为，怀柔可以避免叛乱者拼命，效果会更好（相当于中国的儒家）。“如果一个城邦已经叛变，后来知道它不能成功了，当它还能够付赔款和以后继续纳贡税的时候，它就会投降。”

有学生说，雅典在密提林的行为可以为美国在当今世界中应有的行为提供一个有用的经验教训，让美国知道，一个强国应当如何对待别国，才能赢得其他国家的尊敬和合作。克里昂主张，叫别国怕你，不敢跟你作对，那是最有效的办法，这有点像布什时代的美国过分相信军事力量，甚至不惜以美国单独采取军事行动来解决问题。戴奥多都斯的主张似乎比较像奥巴马的外交政策改变。奥巴马主张从伊拉克撤军，因为伊拉克并没有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尤其是与恐怖主义的基地组织并无联系），而把战略重点放在阿富汗。而且，他同意军事将领的看法，认为应当把减少平民伤亡作为最重要的军事行动目标。奥巴马还和戴奥多都斯一样，坦言“国家利益”是美国海外军事行动的主要理由，即使美国帮助其他国家（包括阿富汗）建立民主秩序，那也是为了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的，并不构成一种独立的理由。事实上，世界上有许多专制、极权的国家，美国不断与这些国家妥协，并不把人权作为与它们打交道和保持良好关系的先决条件。这些都说明，在当今的国际事务中，国家利益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仍然与两千四百多年前一样，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民主的理念对美国是可有可无的。这就像戴奥多都斯主张“宽厚”和克里昂主张“残酷”毕竟在道德价值上还是有所区别的。美国在阿富汗用兵，目的之一是维护阿富汗的稳定，这是一个功利的目的。但是，为了达到这个功利的目的，美国至少不可能无所不为，不能在阿富汗扶持一个专制或极权的政权。营造民主要比扶持专制麻烦得多，结果也要不确定得多。专制维持稳定局面的效率即使比民主来得高，美国也不可能以违背自己的政治理念为代价，用扶植专制来换取在阿富汗实现它的功利目的。在国家与国家关系中也有类似的情况，例如，一个国家可以为国家利益与另一个国家妥协，以经济援助为条件试图换取后者在核武问题上的让步，但这个国家并不一定会称后者为“兄弟友好国家”，因为在人道价值和国家合法性理念上，这两个国家可能有根本区别。

《关于密提林的辩论》为我班上的学生思考国际政治中的正义和自我利益关系提供了一些启示，让他们联想到美国的一些外交政策，尤其是出兵阿富汗。启示当然不是要提供解答学生们心中疑问的标准答案。促成这些启示发生的联想是随机性的、偶然的，因此也是零碎的、片断的。这是人文教育课上讨论的特征。启示的作用在于激发学生们，一方面让他们对自己关心的现实问题有所独立思考，另一方面也有意识地把他们的思考纳入一个“伟大著作”的思考传统，因为古人或前人已经有过类似的、富有启发性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