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张世禄评论黄侃古音学

（一）1936年的可疑之处

从林语堂之说，张世禄在《中国音韵学史》（1936）亦称黄侃古音学“限于循环论证的谬误”。提出“黄氏这古音十九纽之说，可以怀疑的地方很多”，具体质疑包括两点。

1.不外乎数纽古时通用

《中国音韵学史》写道：

第一，只是古纽的研究，自从钱大昕到章炳麟，再到黄氏，分纽愈趋愈少，他们只是于后代的声纽上求其合，而不求其分。关于这一点，林语堂曾经批评过，以为他们“于合并古纽，既未得其分出今纽的条件，而所根据以为合并的理由，也不外乎数纽古时通用而已。如果承认‘通用’即是同音，就韵母的通用（合韵）正又不少，结果只须把古韵分为苗夔的七部完事，何必分为二十几部呢？从这一点，已可看见古声母研究的方法及成绩，都比韵母研究的成绩方法幼稚疏漏的多”（注三十七）。^注27

张世禄引用林说（1928），质疑的已不仅是黄侃，而是钱大昕等。然而，如果对《古无轻唇说》《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条分缕析，就可能避免误以为“不外乎数纽古时通用”。

就《古无轻唇说》而言，钱论中使用的材料约202例，可分为五大类、十八小类。

就钱氏所举，绝大多数表面上确实反映“轻重相通、相近、相转”。然而，“轻唇之音，何以知古人必读重唇也”？《古无轻唇说》有所论证。

第一，《广韵》轻唇字少且皆可读重唇。“《广韵》平声五十七部，有轻唇者仅九部。去其无字者，仅二十余纽，证以经典，皆可读重唇。”第二，唇音类隔反映轻唇古读重唇。“古人制反切皆取音和。如方府甫武符等，古人皆读重唇。后儒不识古音，谓之类隔，非古人意也。”第三，早期唇声无轻唇。“神珙《五音九弄反纽图》有重唇，无轻唇。则《涅槃经》所列唇吻声，亦无轻唇。轻唇之名，大约出于齐梁之后，而陆法言《切韵》因之，相承至今。”第四，佛经译音轻重相混。“释氏书多用南无字，读如曩谟。梵书入中国，绎译多在东晋寺，音犹近古。沙门守其旧音不改，所谓礼失而求诸野也。”第五，方音存古尚读重唇。“今人呼鳆鱼曰鲍鱼，此方言之存古音。”再如：吴音则“亡、忘、望”亦读重唇；今岭南方言读“文”如“门”^注28。

就《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而言，钱氏共引73例，可分为四大类、十一小类。

据李葆嘉（1986，1996）考察，清代学者的古声纽研究法主要有八种：（1）异文例证法；（2）音注例证法；（3）声训例证法；（4）连字例证法；（5）谐声例证法；（6）译语参证法；（7）方音参证法；（8）等韵参证法。林语堂以为“不外乎数纽古时通用而已”，是古声纽研究的基础知识不足。如果缺少资料，可以不说，可以少说，但不必妄说。

2.陷于循环论证的谬误

《中国音韵学史》接着写道：

第二，黄氏从《广韵》里的切语来推测周、汉的古音利用所谓“古本韵”和“古本声”来互相证明，自身已陷于循环论证的谬误。而且把周、汉古音的系统混入隋、唐的韵书，好像认《广韵》的二百六韵单为是表明古今音变而设的；我们要知道研究古音，只可以用后代的韵书做比较的标准，以表明古今音韵变迁的痕迹，总不能以《广韵》为直接测定古音的材料；所以黄氏的十九纽之说，不能令人置信。^注29

首先，在黄侃古音学说提出之前，清代学者的古韵分部（离析《唐韵》、诗韵系联、谐声分析）和古纽研究已成系统。黄侃的古韵分部主要参照刘逢禄（1776—1829）的二十六部，古纽种类主要参照邹汉勋（1805—1854）的二十位。黄侃的发明，在于提出古本音大抵处于一四等。

其次，所谓“而且把周、汉古音的系统混入隋、唐的韵书，好像认《广韵》的二百六韵单为是表明古今音变而设的”。如果了解中国古音的“投射研究法”，那么就会有新的理解。张琨（1972）认为，只代表北方汉语的《诗经》其地理基础较窄，不能够投射出汉语的历史来源，而从《切韵》广阔的地理基础上（代表601年以前若干百年不同地区的方言），“却能够投射出汉语的原始系统”。张琨（1984）强调：

既然《切韵》不代表一时一地的语音系统，而反映当时各地方言的特点，那么，它实际上也就反映了汉语的历史。……《切韵》的系统不完全是一个平面的系统，它还代表中国音韵的历史演变，或者可以说，《切韵》就是中国的一部音韵史。^注30

投射研究法的预设是：（1）语言发展具有不平衡性；（2）共时方言差异反映历时语言演变；（3）通过语言的空间差异以发现语言的时间差异。由此推论：（1）现代汉语方言差异反映了中古到现代音系的演变，可以凭借方言重建中古到现代的汉语语音史；（2）《切韵》综合音系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方言差异，可以基于切韵音系重建上古到中古语音史；（3）依据《切韵》音系地理基础广阔的特点，参照《诗经》音系，可以进一步投射原始汉语音系^注31。

（二）1964年的显著问题

张世禄在《黄侃论学杂著前言》（以下简称《前言》）中对黄侃古音学有更详评价。首先简介的是研究音韵途径：

黄侃认为从《说文》《诗经》等书来研究古音，不但要用《广韵》来做衡量的标准，而且认为周汉古音就包罗在《广韵》一书里。他说：“古本音即在《广韵》二百六部中。《广韵》所收，乃包举周汉至陈隋之音，非别有所谓古本音也。”（149页）所以他主张“以《说文》为主，而求制字时之声音；以《广韵》为主；而考三代迄于六朝之音变。”（94页）^注32

其次，《前言》对黄侃学术成就中存在的问题加以讨论：

不过，黄侃的学术成就，如果依据当前语言学界一般公认的学说来衡量，其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这里只就比较显著的问题当中举出四点来谈谈。^注33

评价学者的贡献，首先应当根据该学者所处的时代，考察他是否超越前人。其次，才是“依据当前语言学界一般公认的学说来衡量”。就前一种评价而言，只有一句总评：“他还是具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的；尤其在古音学方面，他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而加以融会贯通，建立了自己的一个古音学体系，卓然成为一家言。”^注34就后一种评价而言，则难免门户之见。而所言“当前语言学界一般公认”，主要是高本汉的西洋中国古音学说。所谓“公认”，实为追随高本汉的学者的看法。就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古音学界而言，一派是以章黄为代表的传统古音学派，一派是以高本汉为代表的西洋古音学派，存在两种“公认”。尽管存在某种共通之处，但是不可能完全避免“鸡对鸭讲”。

下面是张世禄所谈到的黄侃古音学存在的三点问题。

1.关于《广韵》的性质问题

《广韵》是承袭《切韵》《唐韵》而作的。陆法言的《切韵序》里说：“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这里所谓“古今”，一般认为最多只能包括魏晋到陈隋间的读音。不能把“周汉”或“三代”之音包举无遗。历来古音学家，考证周汉时代声、韵的部类，大都只能利用《广韵》的韵部来进行比较，以显出古韵、今韵分合的变化……据今人研究，《广韵》里的声类和韵部，只能认为是代表魏晋隋唐间的读音系统，不能认为连周汉古音也包罗在内。就《广韵》的性质来说，它在周汉古音的研究方面，只能用来作为声、韵部类分合变化的一种衡量标准，不能用来“考三代迄于六朝之音变”。这是存在的问题之一。^注35

首先，与高本汉“西洋镜”中观《切韵》不同，中国学者的传统看法——《切韵》是综合音系。高本汉的直线型模式把《切韵》误认为单一音系，把汉语语音史扭曲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注36。其次，既然“历来古音学家，考证周汉时代声、韵的部类，大都只能利用《广韵》的韵部来进行比较，以显出古韵、今韵分合的变化”，也就意味着周汉时代的声韵部类隐含在《广韵》音系之中，由此凭借《广韵》可以映射周汉古音，即“《广韵》所收，乃包举周汉至陈隋之音”。再次，上文提及，张琨认为《切韵》系统代表中国音韵的历史演变，就是一部中国音韵史。其“投射研究法”与黄侃的“以《广韵》为主，而考三代迄于六朝之音变”的旨趣近同。当然，在张世禄评价黄侃古音学的1964年，张琨的研究尚未发表，还不在“据今人研究”之列。

2.关于音类与音值的区分

……这两种问题的研究，常常须要分开做两步走。不能把它们混淆起来。可惜黄侃的音韵学说里，正是缺乏对这两种问题区分的观念的。

黄侃所谓“古本音即在《广韵》二百六部中”（149页）；这句话就意味着古音和今音的“音值”都已经完全确定了，因而断言，今音中一部分与古音“音值”相同的，就是“古本音”；另一部分与古音“音值”不相同的，就是“今变音”。……他又把这样的“读音”施加于《广韵》以至周汉古音，认为古、今音“音类”相同的，“音值”也相同；“音类”有变异的，“音值”也有变异。这样把“音类”和“音值”两种问题混淆起来，因之他所谓《广韵》中有“古本音”和“今变音”之说，恐怕不能用来贯通古音和今音，实际上反而把古、今的读音系统混乱了。这是存在的问题之二。^注37

如果不把“音值”狭隘理解为“音素符号呈现”，那么清儒并不缺乏“音类”与“音值”区分的观念。尽管其古音研究是为讽典籍、明语源、通训诂，主要研究的是音类，但是并非不知“本音”（①本音类；②本音值）这个概念。段玉裁能将支脂之三分（①本音类），而不能得其本音（②本音值）以遗憾终生。其次，清儒也在不断揣测古韵音值。戴震的韵部标目用影母字，试图既表韵部又寓音值。邹汉勋假定古韵十五类古读，黄以周用汉字标注古韵十九部古音。钱玄同在《古韵廿八部音读之假定》（1934）中评价：“邹叔绩（汉勋）作《五均论》，始参考方音以求古韵之音读，颇有可采之处”，黄氏“对于古韵各部的音读，皆有假定，发明甚多”^注38。章太炎对各部音读假定用零声母字，同时辅以说明。实际上，存在两种“音值”拟测：一种是清儒揣测古音读法的汉字呈现；一种是西洋构拟古音的音标呈现。前者主要依据方音和译音揣测（要求具有语感），后者先是基于方言（包括译音、对音）历史比较法推测中古，然后再据内部构拟推测上古（此后进一步发展到参证亲属语）。

因此，黄侃不缺乏“音类”与“音值”区分的观念。所谓“古本音即在《广韵》二百六部中”，不可用“西洋构拟音值”（争议太多，甚至有人认为是“示意图”“鬼画符”，只有相对参考性）来理解，只是一个与“今变音”对待的术语。黄侃认为古本韵大抵在一四等，因此二十八部韵目取一四等字以寓其古读。至于具体音读，尚需另加考订。二十八部的拟音（实际上，是在清儒汉字标读和方音说明基础上的音标转写，与内部构拟法有别）是同门钱玄同（1934）完成的。

3.关于汉语语音发展的内部规律

黄侃所谓《广韵》中包罗“古本音”和“今变音”，这种学说，实在是以“古音简、今音繁”的论断来做基础的……从周汉到了隋唐之间，汉语里声、韵、调的种类，究竟是由“简”而趋于“繁”呢，或者是由“繁”而趋于“简”呢？这是关于汉语语音发展的内部规律问题……依据现今语言学界一般的看法，认为周汉古音中的每一个“韵部”，实际上包括好多个韵母，它的范围远比《广韵》里所谓“韵部”要大得多。……又从汉藏语系许多语言的比较研究来看，我们还可以肯定：周汉古音中韵尾的种类，比“今音”里要丰富；当然声调的种类，也不比“今音”里少；而且周汉古音中具有“复辅音”的声母，到今音里都单化了。这些事实，都使得我们认识到“古音简、今音繁”的论断是不能成立的。这是存在的问题之三。^注39

首先，《切韵》系韵书是综合音系，自然比单一音系复杂。似乎无人拟定的周汉古韵系统和古声系统（不包括复辅音）比《广韵》更复杂。张世禄所言“现今语言学界一般的看法”，说的是高本汉把上古韵部视同中古韵摄，同一个韵部构拟几个元音（上古韵部共构拟了15个）的做法。这不仅不是“一般看法”，而且屡屡遭人诟病。关于上古汉语主要元音的数量，其构拟趋势就是“由繁趋简，从多到少”。依据对转关系韵部的主元音相同原则，钱玄同（1934）首先简化为8元音。王力（1957）简化为5个u、o、a、e、ə。周法高（《论上古音》，1969）简化为ə、a、e三个。李方桂（《上古音研究》，1971）提出a、ə、u、i四元音。包拟古（N.Bodman.Proto-Chinese and Sino-Tibetan，1977）、白一平（H.Baxter.Some Proposals on Old Chinese Phonology，1980）分别提出i、ɨ、u、e、o、a六元音系统。而蒲立本（E.G.Pulleyblank.The Final Consonants of Old Chinese，1977—1978）则提出ə、a两元音说^注40。

其次，“周汉古音中韵尾的种类，比‘今音’里要丰富”，即高本汉等阴声韵有塞尾的主张。阴声韵的结构复杂些（V → VC），并未导致韵部数量的增加。一些学者认为上古汉语没有音位性声调，中古声调的产生与韵尾失落相关，“声调的种类，也不比‘今音’里少”也就无从谈起。至于信奉“复辅音说”，其声母系统则复杂得多，可另当别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