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地方认同的主要研究方法

1978年，Proshansky提出“地方认同”的概念（Proshansky，1978），将认同概念引入环境心理学，自此不少学科展开对地方认同的研究。其中，环境心理学、人文地理学者对地方认同持续关注了30多年。环境心理学研究者受社区和环境心理学训练而热衷定量研究方法（Hernandez et al.，2007；Williams et al., 1989），人文地理学者偏爱以定性描述见长的现象学研究方法（Tuan，1975；Relph，1976；Olwig，1999；Schnell，2003；Shannon et al.，2012）。尽管两者都注重探讨人地关系，且皆成果颇丰，但研究范式上却几乎没有任何交集（Lewicka，2011）。人文地理学者则侧重强调地方本身的特质，环境心理学大多数研究重点始终围绕“人”展开并特别注重心理元素的作用（庄春萍等，2011）。这与环境心理学对地方认同的关注主要受社会认同理论影响关系很大。国内已有不少研究关注地方认同等概念。较早见于旅游研究（黄向、保继刚和Geoffrey Wall，2006；唐文跃，2007；唐文跃等，2007；汪芳、黄晓辉和俞曦，2009；吴莉萍等，2009；许振晓等，2009；张中华、张沛和王兴中，2009；钱树伟、苏勤和祝玲丽，2010；唐文跃，2011a；唐文跃，2011b；赵红梅等，2011），主要沿袭环境心理学定量研究方法，着重测量人对特定旅游地的心理感知。近几年文化地理领域有关地方认同的研究成果颇丰（吴莉萍等，2009；蔡晓梅、朱竑和司徒尚纪，2011；蔡晓梅、朱竑和刘晨，2012；朱竑、钱俊希和吕旭萍，2012；杜芳娟等，2011），更加注重探讨地方性在地方认同中的意义和作用，与西方人文地理学建构主义思想一脉相承。过去40年间环境心理学领域有关地方依恋概念仍不统一，且过分关注“人”而忽视地方本身，这限制了环境心理学对人地关系的深入探究，建议结合当前全球社会的流动性和全球化进程，不必执着坚持以人为中心的研究方法，而是首先识别地方的意义（Lewicka，2011）。本研究将质性研究方法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试图从地方本身的文化特性出发，探讨地方认同的建构过程，或许是个有益尝试。

一、 地方认同的定量研究

环境心理学认为，地方认同在性质上主要涵盖四点特征：表现出个人或群体对于环境的熟悉感以及作为“局内人”的感知（Rowles，1983）；地方带给人情感满足以及促使产生情感偏好（Proshansky，1978）；地方成为自我的一种符号、一种象征，特别在人们搬离熟悉的地方或者人地关系受到威胁时，地方认同变得更加显著（Dixon and Durrheim，2004；Zhu et al.，2011）；地方认同影响个人与群体的行动或行为（Korpela，1989）。但是目前环境心理学大多探讨地方认同的心理因素（庄春萍等，2011），衡量人们在多大程度上依恋、依赖或认同一个地方，而对地方本身的文化意义挖掘不够深入，即对人的关注远超对地方独特性的关注，这使得地方认同被认为是一种心理结构，而忽视了人与地方互动过程对认同的影响。

关于地方认同的形成过程，有四项指导性理论：自我尊重、自我功效、独特性以及一致性（Breakwell，1986）。自我尊重是指人借助地方认同，获得其在社会结构的立足点，对自我和地方有积极评价，由此产生一种自尊感；自我功效是指地方具有某种特性使个人或群体得以满足其生活或精神等方面的需要，并由此产生一种对环境的可控制感；独特性是指个人与群体以地方来与他人或其他群体进行区分；而一致性则包括地方的连续性与自我的连续性两个维度：前者指人们在选择新地方时倾向于那些与已有地方认同相一致的地方，后者则指人们在选择认同的地方时会倾向于那些与自我价值观、社会地位等因素相一致的地方。但是学术界对于人们的地方认同形成机制却尚未形成一致意见（Lewicka，2011）。

后续大量研究继续探讨地方认同的影响因素，涉及性别、年龄、社会阶层、居住时间、房屋所有权等个人因素，也包括节庆、移置、区域经济一体化、移民环境等社会、文化因素（庄春萍等，2011）。同时，部分研究热衷借助定量研究区分地方的相关概念，包括地方感、地方认同、地方依恋、地方依赖等，但是这几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如何尚不明确，不少研究认为地方认同与地方依恋内涵相似，二者常被交替使用（Rowles，1983；Stedman，2002）。有人认为地方依恋、地方认同都属于地方感的维度（Jorgensen，2001），也有认为地方依恋是地方认同的维度（Lalli，1992），地方认同也可能被认为是地方依恋的维度（Vaske and Kobrin，2001）。然而，也有不少研究表明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并非完全等同，它们共同影响地方感（Rollero and De Piccoli，2010），也有研究证明地方依恋影响地方认同，如对吉隆坡的传统商业街所做的一项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方法，发现地方依恋会影响地方认同（Shamsuddin and Ujang，2008）。另一项对本地人和外地人的比较研究发现，本地人在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上其实没有差异，而外地人则是先有地方依恋，再进一步发展成为地方认同（Hernandez et al.，2007）。然而上述这些研究更加注重对人的探究，未能充分考虑地方本身的独特性，而已有研究强调要从地方本身的特质出发来构建概念（朱竑和刘博，2011）。因此，从地方本身文化特性出发，构建认知、情感与意向三个层面的地方认同测量指标，将有助于理解地方独特性在地方认同建构中的作用。

二、 地方认同的质性研究

定量研究结果已可表明，地方认同不同于地方依恋。地方认同是一个将个人身份与物理环境联系起来，并由此对自我进行界定的复杂多维概念，包括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观点、信念、偏好、感觉、价值观、目标……行为倾向和技能（Proshansky，1978），特别强调物理环境在塑造人的地方认同中的重要作用（Proshansky et al.，1983）。国内心理科学研究者的成果也认为地方认同在人的认知、情感和意向三个层面发挥作用（庄春萍等，2011）。关于广州市海珠区小洲村村民与艺术家地方认同的冲突或融合的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认知、情感和行为意向三个维度作为研究的主体脉络，充分挖掘地方特质在不同群体建构地方认同中的作用（朱竑、钱俊希和吕旭萍，2012）。

基于地方建构观点，地方认同是个人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根据特定地方的独特要素、人地互动的本质而发展出来的（Bernardo et al.，2005）。人与地方互动的过程中，保留了许多与地方有关的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这赋予地方独一无二的意义，成为人们识别地方的重要来源，促进地方认同的实现（Twigger-Ross et al.，1996）。有关地方认同的质性研究强调地方认同建构的多样性，及同一地方内部存在的地方认同的分异，即一个地方可能存在多种身份认同。地方认同的建构可能发生在多种情境之下。例如，物质文化遗产地发展商业经济对地方认同的影响（Shannon et al.，2012）、民族文化重构实践中地方认同的建构（杜芳娟等，2011）、食品实践对地方认同建构的影响（Panelli et al.，2008）、经济衰退地区的人造节庆建构地方文化身份（Brennan-Horley et al.，2007）、城市更新与发展建构地方认同（Yuen，2005）、非物质文化遗产地节庆地方认同的文化政治（Jeong et al.，2004）、外来企业影响资源依赖型地区的地方认同（Larsen，2004）、移民基于自身文化建构地方认同（Schnell，2003）、新创区域节庆庆祝群体和地方认同（De Bres et al.，2001）、地方传统音乐节商业化的地方认同政治（Waterman，1998a，1998b）、废除种族隔离政策削弱了白人的地方认同（Dixon et al.，2004）、城市区域绅士化对不同群体地方认同的影响差异（Martin，2005）等。上述研究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侧重探讨不同群体在地方认同建构过程中的权力关系，以及对地方认同的影响。这说明很多情境都可能导致地方认同的建构，而质性研究方法将有助于全面细致地理解地方认同建构过程中的权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