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全球化是当代不同学科学者研究的共同背景。“全球化”不单纯是一个经济、政治或社会学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文化认同问题，它与全球化所造成的时空观念巨变联系在一起（萨森，2011）。“全球化”是指文化实践在其中发生的舞台结构与舞台过程（弗里德曼，2004），核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与异质化之间的张力（阿帕杜莱，2012）。从理论视角来看，全球化增进了文化交流，强化了文化精神中的人类整体意识。但是，全球化力量也在不断消解着地方特质，抹杀着地方的独特性，威胁着地方传统文化的生存。由此，地方丧失其独特的意义，成为剥离了文化意义而服务于经济的地方（Auge，1995）。由于面临巨大的冲击，人们的现实生活世界与其曾经拥有的幸福过去形成巨大的反差，人们常常迷失了自己的生活价值和方向感，无法适应瞬息即逝的社会变化，造成地方文化认同的弱化甚至消失。于是，人们开始追寻地方历史、传统文化、集体记忆等共同话语，期望借助记忆的碎片与现实生活世界进行对比，从而在现代社会中重新建构自我的多种身份。在现代性语境下，不同行动者重建遭受全球化冲击的本土文化时，他们既是在不断地变动、重组和更新各个“共同体”的记忆，也是在不断地创建各个新的“想象的共同体”（安德森，2005）。展示地方特有传统文化的节庆活动成为地方增强群体凝聚力和塑造地方文化身份的重要策略。

与此同时，民族主义形式、多愁善感的遗产保护行为、对新来者或者局外人的敌对情绪等被激起，他们将地方视为来源于内化了的过去历史的单一的、本质的身份。地方及其独特性固然非常重要，然而正如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1994a）的“进步的地方感”概念所认为的，地方并非静态的，而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地方没有清晰的边界，也并不具有单一的独特的身份，而是充满认同的分异，地方认同时刻处于不断被建构的过程之中。本文试图理解在全球化冲击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地方如何利用民俗节庆以彰显自身的文化身份认同，不同行动者如何争夺文化表征权力，如何影响地方文化认同的建构，体现了谁的文化身份与认同。因此，为了更加深刻、全面地理解地方认同建构过程中的社会权力关系，有必要基于地方建构视角，充分解析不同行动者如何基于自己对地方意义的理解及地方认同，选择何种地方性文化元素建构地方认同，这将有助于理解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城市节庆与地方认同的关系。

就实践层面而言，在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总是处于不断交流、融合与重构之中。“千城一面”的问题非常突出，标准化和商业化抹杀了城市建筑的特色，也削弱了地域文化的特色和多样性，城市文化逐渐趋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全球化经营导致文化全球化，人们消费着工业化生产带来的同质化产品，抹杀了原有的生活品质和文化传统，挑战人们已有的生活方式；城市快速发展背景下，城市建设或旧城改造导致传统生活空间、生活方式变化，大量的传统街巷、老地名、老建筑和历史街区不断消失，广府人“叹早茶”等休闲惬意的传统生活方式已发生深刻变迁；与此同时，城市不断吸纳着新移民，广州作为广府文化核心的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文化冲击。在此背景下，老广州人非常担心广州人会集体失忆，新移民在融入地方文化时则经历焦虑过程。作为城市管理者和经营者的政府也日益发现城市地方性文化元素的重要价值，挖掘独特的地方文化符号以彰显地方特色，建构便于识别的地方形象，从而吸引投资者、新居民与游客，提升原有居民的地方认同，加速外来移民的文化融入。如何衔接多元社会群体对地方过去的记忆、当下的兴趣与对未来的展望成为塑造独特地方认同的关键。总之，不管是政府主导的文化宣传和保护，还是当地民众自下而上发起的文化保卫战，都从不同层面上体现出文化认同缺失之后不同社会群体对传统文化的积极捍卫和保护。尽管民俗节庆属于日常生活的非常态插曲，但因其轰动效应和狂欢性质，容易引起人们的广泛参与并留下深刻记忆，甚至唤起人们尘封的文化记忆并形成新的集体记忆，节庆展演本身成为不同行动者建构地方认同的场域，研究城市节庆对促进地方认同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