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地方认同建构的文化政治

20世纪70年代，以段义孚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地理学者将“地方”重新引入人文地理学研究，由此地方成为文化地理学研究的两大核心概念之一（周尚意，2011），人与地方的情感联系以及地方之于人的文化意义成为地理学者研究的重要方面。地方感、地方认同、地方依恋、地方依赖等概念均受到大量关注。段义孚的“恋地情结”（Tuan，2001），强调人类地方体验的主观性，视地方为“感知的价值中心”，认为地方是稳定的、有界限的、具有历史连续性的实体（Tuan，1975）。然而，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以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等为代表的激进学派却认为，地方并不只是与正面的地方依恋和根植感有关，它们总是与权力有关的（Keith and Pile，1993），地方承载着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成为建构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的地理媒介（朱竑、钱俊希和封丹，2010），与个人和社会群体的身份认同建构皆密切相关。在全球化技术推进的社会背景下，简·雅各布斯指出，城市日益成为“无意义的地方”（Jacobs et al.，1987），传统的基于地方的社会关系呈现“去地方化”（non-place/placelessness）的趋势（Auge，1995；Arefi，1999；Brikeland，2008）。但马西（1995）却认为，地方并非与它的过去完全割裂，也从未失去与其他地方的联系，它总是处于特定的时空范围并由其所处的内外社会联系建构而成。所谓“地方独特性”也总是“超越地方”的“全球”广泛联系的产物，而并非像内在论者和本质主义者所持有的僵化、一成不变的地方观点。关于全球与地方的争论催生了城市本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外来文化的融合、本土化等新的研究话题（朱竑、封丹和王彬，2008）。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地方与全球相伴相生（林耿和王炼军，2011；Schnell，2007；Lam，2010），地方文化强盛的生命力使得其地方性不可能被根除（刘建明，2005；Lewicka，2011）。事实上，从地理学者们开始将“地方”视为一个概念来探讨起，关于地方的思考与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Relph，1976；Arefi，1999；Relph，2000）。地方、无地方、去地方等领域的探讨就成为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但随着时间和地方的变化，需要重新看待地方的意义及地方认同的建构过程。

一、 地方性建构地方认同

与社会认同的概念相对应，地方认同延伸至客体和事物乃至空间和地方，指个人或群体经由地方互动而实现社会化的过程。它经过情感、感知与认知等多种复杂的过程，个人与群体将自身界定为某个特定地方的一分子（Stedman，2002），通过地方来构建自身在社会中的位置与角色（Proshansky, Fabian and Kaminoff，1983）。在这一语境下，地方是人类活动发生的地理背景，亦成为自我的一个组成部分（Krupat，1983）。换言之，地方认同成为个人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根据特定地方的独特要素、人地互动的本质而发展出来的（Bernardo and Palma，2005）。人与地方互动的过程中，保留了许多与地方有关的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这就赋予地方独一无二的意义，成为人们识别地方的重要依据，并促进了地方认同的实现（Twigger-Ross and Uzzell，1996）。这为探讨地方性与地方认同的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探析地方认同的建构过程需要以理解地方性为基础。在与地方长期持续互动的过程中形成该地区别于他地区的深层文化传统，并且当该地人们认同这些长期积累的文化时，可以认为这构成该地的地方性（周尚意、杨鸿雁和孔翔，2011）。特定地方运用各种策略、逻辑与知识建构出本地独特的“地方感”，并使得其成为外乡人得以识别该地方的独特性（朱浒，2005）。地方性是社会生活的现象学特质，也是一种情感结构（阿帕杜莱，2012）。概言之，一个地方需要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原生性、实践性等特点的地方文化（张昌山，2011），才能建构出特定的地方文化符号，从而成功建构起地方认同。例如，中国山西省在建构“山西”身份时，更多地以社会特征和文化实践来描述，如面条和醋、音乐和民俗。尽管地方在建构地方身份时，不可能独立于诸如民族、国家或世界等更高级次实体的历史，影响地方性生产的权力关系从根本上来说是跨地方的（阿帕杜莱，2012），但每个地方都有独立于任何一个居住群体的独特身份，也即地方性（Oakes and Schein，2006）。地方性是某些人的地方性，符号和隐喻也属于特定人群。但是，由于地方不同群体选择不同地方性文化元素建构其地方身份认同，使得地方性体现出流动性的特点。不同地方的地方性或许有杂糅的可能性，它们不仅共存于一个更大的独立空间而且是互动的。地方性本身是一种历史产物，而产生地方性的历史最终又受全球性的动力所影响，地方绝对不仅仅是地方的（阿帕杜莱，2012）。一地在与其他地方的持续互动过程反而有助于充分挖掘地方的潜力（Quinn，2005）。有学者对广州酒吧空间性与地方性的研究表明，由酒吧经营者、消费者、管理者、歌舞者等空间主体共同建构出全球与地方杂糅特色的地方性，地方性不一定是在全球化的参照下得以彰显，二者是相互融合的，广州酒吧绝非西方酒吧的简单复制，而成为独具岭南特色的消费空间（林耿等，2011）。类似的证据也表明，所谓的“地方文化”特性往往是在跨地域的情景中塑造和凸显的，作为最具鲜明广府“地方性”色彩的粤剧、粤乐（广东音乐）和粤曲，其“地方特色”并非只在本地历史的脉络中形成，恰恰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寄居上海，追求“中国性”的艺人和玩家广泛吸取外来元素塑造而成的（程美宝，2007）。布拉柴维尔人消费可乐有地方性的重要意义：如果当地人要表现其身份，就要在他的汽车挡风上展示进口的罐子，而不是本地生产的可乐，这成为权力的标记（弗里德曼，2004）。可以认为，地方性在中国传统社区具有良好的生态价值，处于后现代性发展阶段的城市需要通过“城市想象力”来打破工业革命以来的“城市现代性构件”，不断探寻并建构属于自己的“地方性”（杨华锋和刘祖云，2011）。然而，地方性的建构却在不同尺度上展开（Mitchell，2001；Schnell，2007）。一个小尺度地方的地方性可能会投射出更大尺度的地方性，沙因克因的地方性就体现了以色列国家尺度，亦折射出全球化尺度（Schnell，2007）。加州波迪（Bodie）历史上是一个金矿镇，曾是繁华的商业中心，但现在已经几乎没有居民居住而成为废城/鬼城，其商业活动传统也早已被抛弃，但此地所建的博迪国家历史公园的原真性也与其是否真实再现地方的过去毫无关联，而成为被游客和员工们理解的美国道德精神（DeLyser，1999），原真性的尺度也从地方性放大到民族国家。哥伦比亚太平洋热带雨林地区黑人社区的社会运动表明，基于地方的抗争是多尺度的、网络化的草根社群的地方化策略（Escobar，2001）。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门禁社区并未体现出社会隔离等负面影响，而是围墙内外的邻里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功能性互动和融合，在此地方性因素发挥重要的作用（封丹、Breitung, W.和朱竑，2011），该项研究将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了比较研究。因此，较小尺度地方的地方性建构受较大尺度地方文化影响，如全球文化、国家文化、区域文化等。

二、 时空框架下的地方认同政治

时空观是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视角之一。通过时空维度对地方性的形成机制进行纵向与横向的综合研究将有助于系统厘清地方性的概念内涵，从而进一步探讨其对地方认同建构的影响。时间维度上，地方性一方面与地方过去有关的集体记忆密不可分，代表地方过去的物质景观和非物质文化遗存都是地方用以宣称其独特身份和外界得以识别特定地方的依据。另一方面，人们也在不断地书写地方，形成新的地方记忆，或强化或淡化原有的地方性与地方认同。空间上，地方性既是特定地方的独特表现形式，又是流动变化的（Mitchell，2001），一地的地方性时刻处于与其他地方互动交流的状态中，而且一地的地方性确认很可能是在地方与全球其他地方之间互动关系下表现得更加明显（朱浒，2006）。其次，地方性的时空建构与不同行动者的实践和想象密切相关（Cresswell，2002），对地方性的再生产依靠旧戏重演建立起来一种社会想象（阿帕杜莱，2012），这往往是社会权力关系的反映（孔翔和钱俊杰，2011；周尚意、吴莉萍和苑伟超，2010），拥有文化表征权力的群体可能会消解另一个群体的身份认同，致使不同阶层的社会群体形成统一的地方认同（Harner，2001）。事实上，霸权从来都是备受争议和抵抗的。尽管抵抗并非总是积极的、公开的，而经常是潜伏的、象征性的（Zhu，Qian and Feng，2011），这都使得霸权从未真正“得逞”（Jackson，1989）。因而，地方呈现出多元化、动态性的地方性和地方认同。

（一） 时间维度：文化记忆建构地方认同

近年来，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社会或文化记忆的调查已成为一个主要的调查领域。记忆研究已从心理学扩展到人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文学研究、历史研究，乃至逐渐扩展到地理学。该研究整体看，在国内外也都才刚刚起步（王霄冰，2007）。时间层面上，过去发生的重要事件及相应回忆构成记忆，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常被以景观、文本等特定形式固定和保存下来，并不断使其重现以获得现实意义（Lowenthal，1975）。在社会层面上，它从共同的过去记忆和回忆中剥离出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对成员起到约束作用（黄晓晨，2006）。地理空间层面上，记忆是固有的地理活动，它根植于地方。地方是过去与现在邂逅的场所（Azaryahu，2003），是记忆的仓库。它储存个人的日常活动记忆和官方的重大事件历史，并能在特定情况下唤起个人和集体的记忆（John，2004）。当处于特定空间或者经历移动的身体体验时，记忆得以浮现。记忆塑造家、邻居、城市、国家甚至帝国的想象地理（John，2004）。地方代表个人记忆，地方的历史则代表集体共同记忆，这也成为地方认同的重要来源之一（庄春萍和张建新，2011）。

但记忆是被发明的传统。它经常在很长时间内被很多个体和群体影响而成（Cosgrove and Daniels，1988），具有不稳定的性质（Crang and Travlou，2001）。记忆本质而言是社会记忆，可分为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个人记忆具有不连续、零碎化和高度主观的特征，经常锚定于普通人和日常事件，但也会受个人情感和社会环境的双重影响。个人通过与他人交谈往事或参与庆祝仪式等来回忆过去、分享记忆，即使那些未曾亲身经历过事件的人们也共享一个“迷”（Bell，2003）。由此，个人记忆在增强群体成员的凝聚力或建立与地方的联系上有重要作用（Kong，1999）。“集体记忆”也称为“社会或公众记忆”，强调“集体记忆”是真实存在的，即集体有权决定怎样获得并保留其成员的记忆，个体也只有借助与其他成员的交往才有可能获得属于自己的记忆并进行回忆（黄晓晨，2006；Assmann and Czaplicka，1995）。集体记忆经常是对过去的选择性解释，具有动态性、可协商性，政府官员、利益相关者、学者、记者和其他公众会结合目前社区的需要来试图争夺该纪念什么历史并以此影射未来（Agnew, Mitchell and Toal，2003）。记忆作为统治的工具（Hobsbawm and Ranger，1983），与历史相关但却不同，记忆是经选择的历史，其本质是工具性的（Hoelscher and Alderman，2004），个人和群体经常会重新想象自己的过去，但他们并非纯粹是为了回忆而回忆，记忆被用以鼓吹不同的目的和日程，赋予那些受欢迎的事件以合法性，从而有选择地抹掉不愉快的过去（Schnell，2003）。过去经常被改变“以使其历史符合记忆”，记忆不但保留了过去而且调整回忆以满足当前需要……那些模糊的或者不一致的景象、事件、人物、事物等变得连贯一致、直接而清晰”（Lowenthal，1975）。记忆是被权力再生产的，精英有权选择记住什么及忘记什么（Hoelscher et al.，2004），这涉及文化的政治框架。文化记忆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而被扭曲（Wang，2008）。尽管记忆具有集体特征，但每个人都是“记忆工人”，记起或者忘却、选择与排列记忆。由此，记忆主要是忆起过去，却不可避免地涉及忘却过去。城市更新主要服务于旅游发展、增强文化和民族主义身份构建。“新亚洲—新加坡”尝试将现代亚洲动感多变的一面与传统遗产相融合。如对新加坡河滨水区进行改造，将传统的活动、人和地方的记忆抹掉，并以新的景观元素替代之，体现了“记着去忘记”与“忘记去记住”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创造性破坏”和“破坏性创造”协商的结果（Chang and Huang，2005）。

（二） 空间维度：文化景观建构地方认同

文化景观是人类活动的成果，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地表痕迹，是文化赋予一个地区的特性。它能直观地反映出一个地区的文化特征（周尚意、杨鸿雁和孔翔，2011；王彬和司徒尚纪，2007）。文化景观记录了地方过去的历史，是一种记忆和纪念场所交织而成的网络。它根植于地方，包含了地方的往日（Lowenthal，1975）。由于文化景观具有物质和非物质属性难以分离的特点（周尚意，2011；詹双晖，2010），地方的过去可能以空间尺度不一的物质景观形式存在，如城市（何依，2005）、街区（汪芳，2007；刘宇波、张振辉和何正强，2008；李王鸣、江佳遥和沈婷婷，2010）、街道（李王鸣等，2010）、房屋（沈实现、李春梅和徐华，2005；Lewicka，2008；王霄冰，2009），甚至雕塑（杨斌，2006；王爱平等，2006）、家中摆设（Ferguson，1998）等，也可能以各种文字与仪式（王霄冰，2007；唐顺英和周尚意，2011；张桥贵和曾黎，2010）、语言（朱竑和韩延星，2002；Segrott，2001）、地名（司徒尚纪，1992；石超艺，2010；朱竑、周军和王彬，2009）、传说（王明珂，2006）、音乐和戏剧（詹双晖，2010）等非物质文化形式存在。各种景观与记忆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地方的文化特性，有助于保持居民对地方的根植感（Lowenthal，1975），形成地方认同（李凡和黄维，2012；李凡、朱竑和黄维，2010）。目前，国内关于城市景观保护的研究大都注重物质景观层面的规划保护（于波，2004；于立凡和郑晓华，2004；何依，2005；沈实现等，2005；涂欣，2005；张善峰和张俊玲，2005；舒乙，2006；李宏珍、薛菲和孙静，2007；汪芳，2007；李爱云和吴海涛，2010；李王鸣等，2010；石超艺，2010；汪芳、刘迪和韩光辉，2010；张希晨和郝靖欣，2010；刘兆丰，1997），也有少数研究从文学（赵静蓉，2005a、2005b、2006、2009；刘永丽，2006）、新闻出版（杨斌，2006；李玲芝，2007；盛巽昌，2005）、档案管理（潘积仁和徐继亮，2003）等角度探讨如何挖掘与保护城市的地方性文化。

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地方性景观最易于被识别和认同，这构成了地方认同建构的物质基础。像历史档案一样，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再现过去，成为历史的物质存在形式。英属哈里斯岛原住民在其家中布置哈里斯挂毯，使用艺术元素体现其对于故土的再建构与再想象（Ferguson，1998）。另如，北京市崇文区金鱼池小区老舍作品《龙须沟》群雕景观体现了金鱼池小区城市下层市民的文化传统，具有独特的地方性，构成社区认同的文化表征符号。其符号价值超过其艺术价值，有效地促进了社区的内在文化凝聚力和文化认同（王爱平等，2006）。宜兴在独特的紫砂矿产与紫砂手工传统制陶技艺这一“小”自然地理和江南文学“大”文化地理的共同塑造下，获得紫砂文化“地方性”独特身份与标志（钱丽芸和朱竑，2011）。而云南泸沽湖摩梭母系社会文化背景下独特的地方性婚恋文化在旅游发展的影响下，当地摩梭男性的文化身份不但未被削弱反而得到进一步巩固（魏雷、朱竑和唐雪琼，2011）。此外，世界遗产景观作为“被发现”的景观，其自身价值显赫而易于激发地方自豪感、促进地方认同；有些景观制造过程则过于强调未来性而抛弃地方性，那么它将不能承载地方认同的功能（赵红梅和李庆雷，2011）。

尽管在发现或制造景观的过程中，权力的本质并非压制，而是其生产性（刘丹萍，2007），但是无时无处不在的权力却可能给地方性的建构带来多种可能性。当权力仅集中在精英群体手中时，草根群体所认同的地方性就可能被抹杀。北京前门－大栅栏地区景观改造中，政府与规划师拥有绝对的景观表征权力，拨浪鼓、鸟笼、糖葫芦等北京文化符号替代了前门—大栅栏的商业文化符号（周尚意等，2010），抹杀了历史商业街区的地方性，导致城市内部空间在更大尺度上的同质化。文化创意产业资本促使上海田子坊地区从一个传统的、地方性的、私密的、低收入群体为主的空间向一个时尚、国际化的、开放的、高收入群体为主的空间的再生产（孔翔等，2011）。澳大利亚阳光海岸由全球化和资本的力量自上而下创造的地方认同，成功地打断了地方性话语，与居民地方感发生断裂（Carter，Dyer and Sharma，2007）。地方精英投资建设纪念性景观来固化地方意义并影响地方认同，但是草根群体却更倾向于从其对地方直接的日常生活实践来塑造地方认同（Schnell and Mishal，2008）。当精英群体的话语代表地方传统历史或满足地方居民以及地方之外的他者对地方的想象时，地方性会被加强并成功获取普遍的认同，在促进地方社会发展的同时，增进了群体的地方认同。滇西北迪庆藏族自治州州府中甸县为开发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利用英国小说家詹姆斯·希尔顿在《消失的地平线》中虚构的理想王国“香格里拉”这一符号，将中甸更名为“香格里拉”从而声名大噪。当地政府为塑造一个想象中的香格里拉，将《消失的地平线》作为文本指南，来强化地方现实与想象的一致性，打造成一个地方文化符号，在带来可观经济利益的同时，重构了地方文化并引导经济发展转向、增强环境保护意识（熊燕和杨筑慧，2007）。云南哈尼族昂玛突节长街宴受旅游影响不断演变：元阳哈播长街宴经历了文化适应而实现地方传统与现代发展的有机融合，绿春长街古宴的变迁则体现了政府权力在文化重构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但无论文化适应，还是文化重构都是地方性有意识的再生产过程（唐雪琼、钱俊希和陈岚雪，2011）。

持有不同认同的行动者往往积极挖掘特定地方的地方性并建构出新的地方认同。例如，酒吧作为西方消费文化表现形式，其经营者、消费者、管理者、歌舞者等空间主体共同建构出全球与地方杂糅特色的地方性，地方性并非是全球化的对立面，二者是相互融合的（林耿等，2011）。文学作品、学术专著、电影、音乐、广告、新闻、网络和其他媒体等传统文本体现了文本作者所理解的地方性，但是文本对地方性存在强化与削弱两种相反的作用方向，尊重地方历史、追求人性向善向上的文本再现会强化地方性，而破坏地方真实性、站在“他者”好恶视角扭曲地方性的文本将削弱甚至完全消除地方性（唐顺英等，2011）。城市空间一般在记忆的创造和协商中处于中心地位（Lee and Yeoh，2004）。在城市历史中，每个人、每件事物都在记忆，同时也在经历被记忆（和重新记忆）的过程。地方的景观会随着时间变化被赋予新的意义，甚至演变为完全相反的陈述（Marshall，2004）。它们在城市的范围中记忆与共。不同的行动者会在不同时间发表自己对事件的理解，这些争论使相互竞争的解读进入公众视野。长期而言，可能比任何有形的、实物的纪念物更重要（Foote and Azaryahu，2007），所有空间的意义都不是永恒、固定不变的，而是随时间变化的（Foote et al.，2007）。Cooke以1983年（“二战”结束38年后）英国海德公园建立的专门纪念大屠杀受害者的纪念馆为例，探讨纪念馆及其可能选址的关系在意义建构中的重要性。这表明有关选址的争论不但受有关英国犹太人身份话语的建构并且反过来建构相关话语（Cooke，2000）。Blokland以美国康涅狄格州首府纽黑文一个原以“小意大利”著称的绅士化街区为例，在地方建构的过程中，贫穷的黑人居民的历史在主导叙述中缺席，绅士化居民和美籍意大利居民都拥有其“讲故事的人”，象征性地叙述其集体记忆、强调共同的身份，由此找到建构社区的公共途径。例如，吸引本地媒体报道节庆活动，并被提名为全国“最佳公共场所”之一，由此获得政治权力；而黑人居民却并没有宣称集体记忆，由此不能获得政策支持（Blokland，2009）。以色列殖民下的加沙犹太人定居者将其在定居点的生活体验视为帮助他们逃离边缘融入精英群体的增权过程（Schnell and Mishal，2008）。

综上所述，人文地理学者关注地方的独特性，包括自然、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取田野调查与综合性、系统性分析之长，对文本、访谈记录、图片等多种定性资料进行质性分析，研究家、社区、城市、国家等不同尺度的地方。城市或乡村等不同经济发展状态的地方，消费空间、纪念空间、节庆文化空间等不同情境下都得到展开，积累了日益丰富的地方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