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三十多年前曾写过《僰为僚说》一文^注67，根据《华阳国志·南中志》称夜郎人为“夷濮”、《后汉书·南蛮传》称夜郎人为“夷僚”，而《水经·温水注》载夜郎事时又前称“夷濮”、后称“夷僚”，提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濮”、“僚”两个族称可以互换的看法，认为“濮”是魏前的古称，“僚”是后起的新称，在此以后，僚称逐渐取代了濮称，而云贵川的彝族却自古至今还保留称仡佬族为濮的他称。“僰”与“濮”二字在先秦两汉时期音读全同，故常用为同一族称的异写；而唐后“僰”有“蒲北反”一读，即可读为“白”或“百”，元后出现了将云南“白蛮”写作“僰蛮”，将“百夷”写作“僰夷”的用法，但此皆后起，并非古读古义。愚创此说，不敢自坚，只以一种“说法”提出，且载在一份内部刊物上。岂料此说得到一些民族史同道的赐许，被转辗引用。1980年后，我先后读到田曙岚先生所写《试论濮、僚与仡僚的起源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和《“僚”的研究与我国西南民族若干历史问题（初稿）》二文^注68，文中对“濮—僚—仡佬”的看法，真可说是先得我心。而古代“僰”、“濮”两字关系，后来读到章太炎先生《西南属夷小记》^注69、顾颉刚先生《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注70，也早与鄙见相同（对濮的理解则不同），只恨自己写前文时参考不周未克征引为歉。

与此同时，也有同行学者认为：濮、僚两族称前后相承之说，从文献考证上虽可成立，但为什么濮名在魏后改称为僚呢?濮、僚二名究竟是什么关系？对于此问题，田曙岚先生的大作中没有涉及。我后来在研究中不时发现了一些解说的线索，渐渐形成了一个初步看法，谨草为此文，愿以回报提问者并就教于同行。

愚年近五十始治民族史，甫一接触即深感资料奇缺，于是竭力搜求，尤致力于田野调查，特别重视民族本身蕴蓄资料之发掘，不仅广求民族文献，更及于口头传说，甚且进而求之于有民族语文之音读本义，故不时能发人之所未发而见许可于同行。如彝族、纳西族和白族语文的“北方”一词本义皆为水头；“南方”一词本义皆为水尾，认为这是古代夷系民族居住江河之水北南流地区的反映，而这又适与罗鬼夷书说一世祖希孟遮出自旄牛徼外之说相合；又如凉山彝语称娃子（包括奴隶和隶属民）为“节”，而“节”的本义又为“敌人”，这有力说明凉山彝族的娃子主要来源于被征服的敌人（异族）^注71，此皆至有理趣，颇为学者所乐闻。笔者在研究西南古族时，发现筰（或作“莋”、“苲”、“笮”）人之“筰”其音读竟与筰人后裔彝族、纳西族的“人”字音读相同，因而提出原始民族可能有用“人”字音读为族称的习俗。后读国外民族学资料，得知爱斯基摩人自称“依纽特”（Inuit），英属哥伦比亚的“海达”（Haidds）人，哥伦比亚的“穆依斯卡”人，其意都是“人”。南非的霍屯督人自称为“荷依—荷英”（Khoi-Khoin），其意为“人中之人”。因此，我以“筰”作为族称对古代西南民族进行考察，写了《试论汉代西南民族中的“夷”与“羌”》一文^注72，提出汉代西南古族中有一个属于筰人的民族系统，它和汉代的羌和氐都是有区别的，汉人称之为“夷”，对昔日学者以彝族出于氐羌的旧说提出异议，这个观点颇引起不少同行的关注，汪宁生先生来信嘉许，并介绍张政烺先生给他们讲先秦史时，述及东夷历史，谓“夷”即东夷人之自称，故今山东人对“夷”与“人”读音仍相近，而西土华夏诸部落贱视之，故古文字中“夷”与“尸”同。谓此可为鄙说以“人”为族称增一旁证。后来我检阅了古文字辞书，有这样几条材料^注73：

李羲说：第一期方组卜辞中夷和人不混用。写法小异；二期以后及历组卜辞中，夷与人的写法一律相同。五期卜辞的人方即一期卜辞的夷方。

陈秉新说：卜辞“人方”之人确是人字，此人方亦见于殷末铜器铭文中，周金文及后世典籍作“尸”或“夷”者乃音之转，人与夷为日審旁纽，真脂对转，人与夷为日喻旁纽，真脂对转。“人方”是对东夷族各方国的统称，势力相当强大。

李孝定说：人方与夷方原本一字，仅体小异。

这些学者都认为“夷”之与“人”写法上仅有小异，音读上可以相通，所以二字不仅意义相通，字也通用，都有力地证明了张政烺先生的说法，作为古民族自称多有“人”意之证，确定无疑。

我在《论夷与羌》一文发表之后读到李永燧先生的《关于苗瑶族的自称——兼说“蛮”》^注74。李先生指出：苗族和瑶族的自称都有“人”的意思。他认为在远古苗瑶基础语中其族称即是“人”字，由于民族的发展迁徙，在不同时间和地域会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差异，甚至词义上也可以发生某种变化，李先生把这些变化归纳为四种类型，表现出它们变化的不同程度（阶段）。但尽管有这些不同变化，而从历史比较来分析，它们的对应关系还是清楚的。他们的自称都出自一个共同来源，就是远古基础语的族称，亦即“人”字。同时他还认为上古汉语中的“蛮”字就是古苗瑶语民族自称的音译。李先生写得颇为有理有据，他不仅分析研究了苗瑶民族的自称问题，同时还提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论断：

对动物界来说，实际上“人”就是一种自称。……“族称”比“人”晚起。但从最广泛意义上说，“人”（对动物界而言）和族称（对不同的人们集团而言）都是一种自称，这两者有一定的联系。瑶族至今自称“人”……各地瑶族的自称虽然在语音上并不一致，但在意义都有一个中心，称本族为“人”，把本族不同支系称为不同的“人”，从而使自己区别于其他民族。“人”是个基本词，它的读音很容易发生变化，甚至面目全非。它的词义也可以发生某种变化，某些苗族支系的自称仍然保持“人”的意义外，许多苗族支系自称不再作“人”字用（虽然本义仍有“人”的意思），而是另用了一个人字，也就是说，民族自称和“人”分了家。（后段对李文有删节）

这个论断给予我很大的启发：民族早期自称即是“人”，但它是会发生变化的，且可发生很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的轨迹则仍可探寻。由此让我想到了从现代仡佬族的自称去探求它的古称及其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