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楚境濮人简论
濮人见于文献至早，《牧誓》载八国从武王伐纣，濮为其中之一。《王会》之“伊尹四方会”有百濮，成王会诸侯于成周，有“卜人丹砂”。其事在西周前。然此等濮人究居何地？于文中难取内证。学者多据《左传》以为濮在楚之西南：
楚大饥，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师于大林，又伐其东南，至于阳丘，以侵訾枝。庸人率群蛮以叛楚，麇子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楚人谋徙于阪高。（《左传·文公十六年》）
《春秋传说汇纂》谓选“当在荆州府枝江县南境”。即今枝江县一带。《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六引《荆州记》言：“当阳，本楚之旧邑也。《春秋左氏传》潘崇伐麇于钖穴，颍容《释例》云，麇在当阳。”当阳与枝江毗邻，与“麇人率百濮聚于选”相合。江永《春秋地理考实》据《汇纂》以为麇在今鄂西北之郧县，此显距枝江太远。吴师入郢后期，“秦师又败吴师，吴师居麇”（《左传·定公五年》）。此麇决不可在郧县，当依颍容释当阳为妥。时楚都郢，今江陵纪南城，当阳、枝江皆在江陵之西，麇人率百濮聚于选，谓百濮在楚之西，是无可非议的。
楚子为舟师以伐濮，费无极言于楚子曰：“……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以通于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说，从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左传·昭公十九年》）
“伐濮”为“王收南方”，谓濮在楚之南，也是无可非议的。且以“舟师”伐之，则必在水道沿线，杜预谓濮夷在建宁郡（《左传·文公十六年》疏引杜预《释例》），江永《考实》以为“晋建宁故城在今湖广荆州府石首县”。与此以舟师伐濮相合。
综合上述两项记载，谓“濮地在楚西南”（顾颉刚：《史林杂识·〈牧誓〉八国》），是可以的。然楚之西南固有濮人，而濮人则不可尽在楚之西南。如西周初期之濮：
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左传·昭公九年》）
此濮当即随武王伐纣之濮，决不可在春秋时楚国西南江域之地。当时楚国尚未迁郢，亦不在荆山，而居丹阳，据宋翔凤《过庭录》九所考，“在商州之东、南阳之西，当丹水、析水入汉之处”，是当在今丹江市一带。时巴在汉水中游（详《试论古代巴蜀民族及其与西南民族之关系》），邓在河南邓县，与此三国并为周之南土的濮，显应与三国相近，亦当在汉水中游一带。徐中舒先生认为这个濮国就是《宗周钟铭》的“南国
孳”：
南国
孳，敢舀处我土，王敦伐其至，
伐厥都。
“即濮的对音，孳即子之古文。”它“是南夷东夷廿又六邦的联盟酋长”（《论巴蜀文化》）。詹桓伯言“南土”，此言“南国”，皆当不得远离周南郊。《诗·崧高》数言“南国”、“南邦”、“南土”，《毛传》言：“谢，周之南国也。”孔颖达《正义》言：“《经》言南国者，谓谢旁诸国、解其居谢邑而得南国法之，故云谢是周之南国。”毛、孔的解释都是符合《诗》意的。谢在今河南南阳附近（朱右曾《诗地理征》四），是周代所谓“南国”、“南土”皆指今南阳一带。濮既为周之“南土”、“南国”，亦当在南阳一带，则与春秋时楚西南之濮显非一地，其地当在楚国之北。
《国语·郑语》载：楚“叔熊逃难于濮而蛮，季
是立”。《楚世家》作：“熊霜六年卒，三弟争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难于濮，而少弟季绚立。”是《郑语》之叔熊即《世家》之叔堪。“逃难于濮而蛮”，韦昭《解》曰：“濮，蛮邑。”则此濮当距楚不远，故为叔堪逃难之所。叔堪逃难于濮，是为求得濮人保护，则此濮人于时势力当尚不弱。徐中舒先生就曾指出过：“西周时代，南方最强大的部族是濮国。”（同上）伯霜死后四世六十四年蚡冒嗣位（前757年）。《郑语》言：“蚡冒于是乎始启濮。”蚡冒所启之濮当即叔堪所逃之濮。蚡冒时楚开始强大，于是就向左近的濮地开拓。蚡冒启濮前于楚文王迁郢六十余年，则此濮地自不得为郢都西南之濮。此“启濮”或与《左传·宣公十二年》栾武子所言“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即为一事，则此濮或居于荆山一带，当在楚国中部。
楚地之濮，不仅见于楚之西南，楚之北，楚中部，且亦见于楚之东北。《左传·昭公元年》（前541年）载赵文子言：
吴濮有衅，楚之执事，岂其顾盟？（杜预注：吴在东，濮在南，今建宁郡有濮夷。）
依江永说，建宁郡当为建宁县，在石首。杜预以建宁之濮言“濮在南”固然不错，然吴在楚东，濮在楚南，吴、濮相去数千里，且有方三千里之大楚横亘其间，不审吴、濮之衅从何而生？故杜预言建宁有濮虽不误，而以此建宁之濮释“吴、濮有衅”之“濮”则误，苟以此濮在楚之南，遂据以说濮、越为一则更误。
“吴、濮有衅”之“濮”，我们认为当于楚东北境淮水流域求之。《左传·昭公九年》载：
二月，庚申，楚公子弃疾迁许于夷，实城父，取州来淮北之田以益之，伍举授许男田。然丹迁城父人于陈，以夷濮西田益之。
据江永《考实》：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七十里有城父故城。州来，今安徽凤台县。陈，河南淮阳县。三地皆在淮河平原，有濮水自西北——东南斜贯其间。自陈至州来不及二百公里，“夷濮西田”略当其中。濮水又名沙水，《水经·淮水注》言“夏肥水上承沙水，东南径城父县故城南，《春秋左传》言夷田在濮水西者也”（节引）。这个地区与吴国相毗邻。吴自寿梦（前585—前561年）以后，逐步向西北发展，迭与楚、徐等国争战，而与楚之争尤烈。《左传·成公七年》言：“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此吴、楚间之蛮夷，史未言其居于何处，然亦可推而得之。考吴、楚虽有长江相连，然春秋时长江水道尚未开发，未可通航（参《古地甄微》，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亦尝言之），故吴、楚之战皆自淮而不自江，芍陂一道，尤为频繁。而州来正绾夏肥、芍陂枢纽，故为吴、楚迭相争夺之地。《汉书·地理志》载：“下蔡，故州来国，为楚所灭，后吴取之。”惜《志》未言何时为楚所灭、又何时为吴所取为憾！据《左传·成公七年》（前581年）“吴入州来”。襄公三十一年（前542年）晋赵文子称吴季札为“延州来季子”，是州来是时已为季札封地。后不知何时又为楚所夺，故《左传·昭公四年》（前538年）载：“楚然丹城州来。”昭公十三年，又载“吴灭州来”，是州来复为吴有。昭公十五年又载“楚人城州来”。则州来又归于楚。昭公二十三年（前519年）载：“吴人伐州来，楚
越率师及诸侯之师奔救州来，……楚师大奔。”州来当又复为吴有。于州来之频繁易手，以见吴、楚相争之烈。所谓“蛮夷属于楚者，吴尽有之”，必包括了这一地区。吴、楚所争，江淮之间为群舒，淮水之域为百濮，濮水之名应即始于濮人，这一地区当亦原为濮地。以吴、楚交相争夺，不仅楚所属有濮，吴所属亦有濮。故《括地志》言“濮，县也，古吴之国”（《项羽本纪》正义引）。此濮国即隐公元年（前719年）陈、卫“杀州吁于濮”之濮，贾逵、服虔（《卫世家》集解、索隐引）、杜预（《左传·隐公四年》注）皆以为陈地。孙人和《陈濮水考》以为即昭公元年之“夷濮”，为陈地（《文史》第二辑）。“以夷濮西田益”迁于陈者，谓濮在陈也固宜。而此正吴、楚迭相争夺之所。赵文子所谓“吴、濮有衅，楚之执事岂其顾盟”，正是根据此种形势而言。只有这一地区的濮国才可能与吴发生争端（有衅），也只有在这个吴、楚相争之所，楚才可结乘衅背盟。因此，我们认为，楚之东北亦有濮人。
正由于楚地之北有濮人，西南有濮人，中部有濮人，东北亦有濮人，故不仅楚在春秋早期开始发展之初就向濮地开拓，“蚡冒于是乎始启濮”；在蚡冒之后的楚武王也“于是乎始开濮地而有之”（《楚世家》）；楚庄王之初又“出师旬有五日，百濮乃罢”（《左传·文公十六年》），当亦自此服属于楚。故楚国之所以强大，是与对土著濮人（也还有“蛮”和“戎”）的征服分不开的。在晋、楚鄢陵之役中（前575年），楚国已以蛮夷为兵：
郤至曰：楚有六间……郑陈而不整，蛮军而不陈……我必克之。（《左传·成公十六年》）
郤至曰：“……夫南夷与楚来而不与陈，二间也；夫楚与郑陈而不与整，三间也……郑将顾楚，楚将顾夷，莫有斗心，不可失也。”公说。于是败楚师于鄢陵。（《国语·晋语》六）
《左传》称“蛮”，《晋语》称“夷”，显然不止一类，其中必有不少濮人。这些军队中的蛮夷，其地位显已接近楚之编户，是蛮夷中部分已渐与楚人融合了。
战国时期，楚境濮人不见于记载，而以九夷之名见于文献：
楚苞九夷，又方千里。（《秦策》三）
楚破南阳九夷，内沛、许，鄢陵危。（《魏策》一）
（秦）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史记·李斯列传》）
此九夷在南阳、鄢、郢间。司马贞言：“即属楚之夷也。”李善言：“属楚夷也。”吴师道言：“此言破南阳之九夷也。”诸家所释皆是。在此区域内，汉水有一支流名鄢水，今名蛮河。《水经·沔水注》言：“本名夷水。”当正是此九夷分布之地，亦正西周南国、南土之地，故此九夷当为春秋时濮人之裔。根据笔者的理解，濮就是僚的前身，魏晋以前称濮，魏晋以后称僚（详另文《僰为僚说》）。然在汉代，在故楚国境域，既不见濮人之记载，亦不见九夷之记载，只桓谭《新论》曾说：“荆州有鼻饮之蛮，南城有飞头之夷。”（《太平御览》卷七三七引）而鼻饮、飞头皆为濮僚民族之特异风俗（参《永昌郡传》、《新唐书·南蛮传》），南城即南郡城（徐中舒先生说，见《论巴蜀文化》），即江陵，荆州包有今两湖地区。是此鼻饮、飞头之蛮夷即先秦濮人、九夷之遗裔。西晋张华《博物志》载：“荆州极西南至于蜀，诸民曰僚子。”下至唐、宋、明、清，除湘鄂西尚有僚人外，荆州余地皆已不见僚人，无疑已与汉人融为一体了。
前已言及，濮人与楚人的融合，早在春秋之时即已开始，我们在《楚辞》中也可略见端倪：
《楚辞·招魂》句尾皆曰“些”（苏个反），今夔、峡、湖、湘及南北江僚人，凡禁咒语皆曰“些”，此乃楚人旧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三）
沈括的这个发现很有意义，但这并不是僚人（濮人）保留了楚人旧俗，而是濮人（僚人）与楚人相融合，濮人（僚人）的文学风格融入楚人作品的反映，是濮僚文化在楚文化、在《楚辞》中的反映。沈括在这里把关系弄颠倒了。
春秋时楚境的濮人，不仅存于楚国西南，而且在楚国的北部、中部以及东北部都有分布，他们逐渐被楚征服，逐步与楚人融合，但在战国、汉后仍有遗裔存在。从其特异习俗看，他们与西南濮僚是同一系统的民族，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本文原作于1986年，题为《濮、越关系的几个问题》，载《百越史论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1990年收入《南方民族史论集》时，作了较大修改，改题为《先秦楚境濮人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