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蜀本无僚”史料辩证

“蜀本无僚”论者常常引证《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和《蜀鉴》所引《益州记》作为根据。似乎“蜀本无僚”为《华阳国志》作者常璩所亲见，而《益州记》作者李膺上距“蜀本无僚”之时也不过百年左右，又都是蜀人说蜀事，宜若最为可信。但是，只要略为检核一下，便会发现这两条史料都是大有问题的。

我们且先看看今本《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的记载：

势骄淫不恤国事，中外离心。蜀土无僚，至是始从山出，自巴至犍为、梓潼，布满山谷，大为民患，加以饥馑，境内萧条。

这里的确说到“蜀本无僚”。但是，就在《华阳国志》这一篇的末尾附有几行小字：

按常璩《华阳国志目录》第九卷及《序志》皆云：“述《李特、雄、期、寿、势志》”，则势固有志也。今诸本皆无之，意者传写脱漏，因循不录，遂尔失之。今本诸《通鉴》所述，参以载记所书，用补其缺，以俟后之博洽君子云。

兹检《资治通鉴》卷九七，两相校勘，上揭《华阳国志》引文除略有删节外，基本上是原文照抄。坊间《华阳国志》诸本皆出自宋李刻本，廖刻顾校谓“《势志》”为李所续，是正确的。如此，则今本《势志》显然不可作为“时人记时事，蜀人说蜀事”看待了。

我们再看宋郭允蹈《蜀鉴》卷四“李寿纵僚入蜀”条的记载：

李雄时，尝遣李寿攻朱提，遂有南中之地。寿既篡位，以郊甸未实，都邑空虚，乃徙傍郡户三千以上实成都，又从牂牁引僚入蜀境，自象山以北，尽为僚居。蜀本无僚，至是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犍为、梓潼，布在山谷，十余万家，僚遂挨山傍谷与土人参居。参居者颇输租赋，在深山者不为编户。种类滋蔓，保据岩壑，依林履险，若履平地。性又无知，殆同禽兽，诸夷之中最难以道义招怀也。《北史》不载李寿纵僚，而言僚自出，未知首祸之因，赖李膺《益州记》详著其始，惜司马公之不及此也。

李膺《益州记》今佚。《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犹及征引。后之引者，多据二书，当是亡佚已久；且唐宋诸史《艺文志》皆未著录，宜为郭允蹈所不及见。同时，郭氏于此但说“《北史》不载李寿纵僚”，“赖李膺《益州记》详著其始”，并未确指所引即《益州记》文。及细检诸书，《蜀鉴》此文盖取自《晋书·李雄载记》、《李势载记》、《北史·僚传》、《太平寰宇记·蜀州》诸篇，其中除“李寿从牂牁引僚入蜀境，自象山以北，尽为僚居”十九字为《寰宇记》引《益州记》外，余虽字字皆有出处，但皆非《益州记》文。《蜀鉴》所载既非《益州记》文，当然也就不能据此认为“蜀本无僚”是李膺的“蜀人说蜀事”了。

抑再考之，今本《华阳国志》、《资治通鉴》、《蜀鉴》中“蜀本无僚”之说，皆当出自《晋书·李势载记》。因此，记录“僚人入蜀”的载籍虽有数种^注120，而记载“蜀本无僚”之书则只《李势载记》而已。我们知道，《晋书》纂于唐贞观之时，修史诸人皆文咏之士，疏于考史，故所载史事时有舛迕，而又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遂蒙稗官之讥，致学者有改作之议。其书价值，前人早有评论^注121。即以其中成汉诸载记而论，据吴士鉴《晋书斠注》所论列，舛误之处已以十数。而吴书所举，显有未尽。如廪君、人本为二族，故《后汉书·南蛮传》分为二传，《华阳国志》述人时不涉廪君，都是正确的。而《李特载记》在叙述李氏渊源时，竟谓人出自廪君，误合二者为一^注122，且又将《华阳国志》所不取之盐神等神话传说一并栏入，诚所谓“好采诡谬碎事”者也。再考《李势载记》所述僚人之事，究其本源，皆当出于《魏书》。《李势载记》载势“荒淫不恤国事，夷僚叛乱，军守离缺，境宇日蹙”。显即据《魏书·李势传》载势“耽于淫乐，不恤国事，夷僚叛乱，境土减削”。《李势载记》载“（势）改年嘉宁。初，蜀土无僚，至此始从山出，北至犍为、梓潼，布在山谷，十余万落，不可禁制，大为百姓之患”。又显据《魏书·僚传》“建国中，李势在蜀，诸僚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攻破郡县，为益州大患”^注123。李势之嘉宁，即魏什翼犍之建国中，晋之犍为、梓潼，也略当成汉之阳安、资中、渠川、广汉，其因袭增饰之迹厘然可辨。“蜀本无僚”数字显即编纂《晋书》之文士据僚人入蜀一事所推衍臆增，是没有根据的。或以“蜀本无僚”之说虽出自《李势载记》，而《晋书》各载记多“兼引伪史十六国书”而作^注124；则《李势载记》所据当多出自常璩《华阳国志》、《汉之书》、《蜀李书》^注125，则“蜀本无僚”之说当也出自常璩，不能迳斥为《晋书》作者无据臆增。但是，若以《晋书》成汉诸载记与《华阳国志》相校，知其不据常璩者实多；且《华阳国志》书中三载蜀中僚事皆在成汉引僚入蜀之前（详下节），因此，常璩是不会在他的著作中自我矛盾地提出“蜀本无僚”之说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成汉前“蜀本无僚”一事，既非当时常璩诸书所说，也不为梁时李膺《益州记》所载，也不为北齐魏收《魏书》所录，唐修《晋书》虽有所记，但为作者无据臆增，是不足凭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