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寿纵僚于蜀

晋康帝建元元年，蜀李寿从牂牁引僚入蜀。

李雄时，尝遣李寿攻朱提，遂有南中之地。寿既篡位，以郊甸未实，都邑空虚，乃徙旁郡户三丁已上，以实成都。又从牂牁引僚入蜀境，自象山以北，尽为僚居。蜀本无僚，至是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犍为、梓潼，布在山谷，十余万家。时蜀人东下者，十余万家。僚遂挨山傍谷，与土人参居。参居者颇输租赋，在深山者不为编户。种类滋蔓，保据岩壑，依林旅险，若履平地，性又无知，殆同禽兽。诸夷之中，难以道义招怀也。《北史》不载李寿纵僚，而言僚自出，未知首祸之因，赖李膺《益州记》详著其始。惜司马公不及此也。象山，不知何地。

据《四库提要》的说法，“李寿纵僚于蜀”为“总题”，“晋康帝建元元年”一行为“纲”,“李雄时”以下为“目”，“北史”以下为“考证”，以下尚有“论曰”一段为“论”，未录。据“考证”，作者未说“目”之全段皆为李膺《益州记》，而只用《益州记》说明僚人入蜀之始乃李寿从牂牁招引而来。此话固然不错，但这话并不是直接从《益州记》摘来，而是从《太平寰宇记》卷七五“邛州江原县”下转引而来。《太平寰宇记》载：

临邛故城，俗名公孙述城。李膺《益州记》云：“盖李雄据蜀，李寿从牂牁引僚入蜀境，自象山以北，尽为僚居。”临邛旧县因兹置。

根据《益州记》，说僚人是由李寿招引入蜀是没问题的；但是，是在什么时候招引就不清楚了。《蜀鉴》中这句话是来自《益州记》没有问题，而其他文字是否也是来自《益州记》呢？请看我们从史传中摘抄的文句进行对勘：

如把上面引文两两对勘，不难看出《蜀鉴》文字几乎字字都从各个史传摘出，略约改易数字整合而成。其中真正属于李膺《益州记》的，只不过是“李雄（时）……李寿从牂牁引僚入蜀境，象山以北，尽为僚居”，二十字而已。而这又完全是从《太平寰宇记》转引来。李膺《益州记》虽在唐宋时广被征引，但他们未必都见到过李书原本，如《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皆将作者姓名写成“李氏”、“李克”、“李充”，《通志·艺文略》、《玉海》亦皆作李充，可能皆是辗转照抄所致，不仅名字弄错，而且上述各书竟没有一本书知道作者时代。因此余疑其皆为转相抄袭。至于郭允蹈作《蜀鉴》是在宋理宗端平年间（1234—1236年），已是南宋晚期，显然更不可能见到李膺《益州记》的原书了。此引《蜀鉴》除“引僚入蜀”二十字外，其他文字显然皆非《益州记》文。且郭氏虽用此段《益州记》遗文揭出《北史》、《通鉴》“未知首祸之因”，但郭氏对此段遗文之理会亦欠准确。

前揭《太平寰宇记》卷七五引李膺《益州记》指出僚人入蜀是李寿的招引，但这段遗文同时指出，引僚入蜀的时间是在“李雄据蜀时”；其实《元和郡县志》在各地已多次指出“李雄据蜀，夷僚居之”，“李雄乱后，没于夷僚”，“李雄据蜀，夷僚内侵”，而郭氏却把“李寿引僚入蜀”摆在晋康帝建元元年（343年），这显然是与“李雄据蜀”难相契合的。当然，“李雄据蜀”称帝的前期，也不可能从牂牁引僚入蜀，因其时成汉尚未取得南中，至公元332年，李雄派李寿率大军进入宁州，到公元334年，南中平，李雄封李寿为建宁王，以南中十二郡为建宁国，其时全国人口大减，各国争战取胜之后，多俘获对方民庶以充实本国。李寿平定南中，班师回朝时，亦必俘迁其民还蜀，所谓“李寿从牂牁引僚入蜀境”，实即俘民入蜀的另一种说法。故余认为“李雄据蜀，李寿从牂牁引僚入蜀境”当正是此时。若在建元元年，史载李寿死于当年八月，未死之前数月，亦必在与病魔作垂死之挣扎，恐难在此时作出此等重大决策。且此时李雄死去已经九年，已不好说是“李雄据蜀”了。所以郭氏在此虽用李膺《益州记》的记载，但他的记述却并不合李氏原著的意思，因此《蜀鉴》这段文字显然不能认为全是李膺的《益州记》。

另外，郭氏在《蜀鉴》此处又明确有成汉时“蜀本无僚”的记载，余以为这个说法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亦不符合李膺的《益州记》。但有人说《华阳国志》的《李势志》明确记着“蜀本无僚”，这是常璩“时人记时事，蜀人说蜀事”，何得谓不符合历史事实。这就不能不责怪“读书人”的粗心大意了。请看，在《李势志》的后面旧刻本都有这么几行字：

按常璩《华阳国志目录》、第九卷及《序志》皆云：“述《李特、雄、期、寿、势志》”,则势固有《志》也。今诸本皆无之。意者传写脱漏，因循不录，遂尔失之。今本诸《通鉴》所述，参以《载记》所书，续成《势志》，用补其阙，以俟后之博洽君子云。

经检《通鉴》卷九七、《晋书·李势载记》及《十六国春秋》，今本《李势志》之抄、摘诸书痕迹甚显。坊间《华阳国志》皆出宋李刻本，故学者多谓《势志》为李所补，然亦有谓部分为吕大防所补（任乃强先生主此说）。无论为谁所补，其非常氏原著则是毫无疑义的。说什么今本《李势志》“蜀土无僚”是“时人记时事、蜀人说蜀事”，显然只是痴人说梦而已。常璩的《华阳国志》不仅没有“蜀本无僚”的说法，相反，它还有着明确的“蜀本有僚”的记载：

其一，《华阳国志·蜀志》在篇首叙述古代蜀地的自然及人文状况时说：“其宝则有……丹黄、空青、桑漆、麻苎之饶，滇、僚、、僰僮仆六百之富。”说明蜀地古代本有滇、僚、、僰等民族生活于此。《蜀志》所载最晚者为太康三年建西夷府，置西夷校尉，则常璩在此所述为成汉前事。

其二，《华阳国志·蜀志》载开明帝第三代为保子帝，“帝攻青衣，雄张僚、僰”。据《路史·余论》，开明建国当始于公元前666年，以三十年一代计，则保子帝在位略当公元前600年前后，是为春秋中期，则蜀地于春秋时期已有僚、僰民族居住于此了。

另外，据《太平御览》第三六一卷引《博物志》载：“蜀郡诸山夷，名曰僚子。”僚子就是僚人。《博物志》作者张华，西晋人，《晋书》有传，死于公元300年，早于李寿从牂牁引僚入蜀境三十多年，是张华在前此三十多年的作品中就记载蜀郡有僚人。

我们再看郦道元《水经·沔水注》的记载：

沔水又东径西乐城北，城在山上……城侧有谷，谓之容裘谷，道通益州，山多群僚，诸葛筑以防遏。

沔水就是古今都称的汉水，西乐城即汉城，在今勉县附近，长期隶汉中郡，属益州（蜀）。郦道元北魏人。北魏当时虽尚未占领汉中地区，但汉中郡与魏接壤，郦道元所述汉中地区之事，应当是可信的。汉中地区的这个僚人，显然应当就是《北史·僚传》所说“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皆有。种类甚多，散居山谷”，“南蛮之别种”的那个僚人的先民。诸葛亮修筑一个城堡专此防遏，显然其地僚人不在少数。据《三国志·后主传》载，诸葛亮筑城在建兴七年（229年），说明在李寿引僚入蜀一百多年前，汉中地区已有僚人在活动了。哪能说是“蜀本无僚”呢！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其他书籍所引的李膺《蜀记》的记载，《广弘明集》卷八载释道安《二教论》中引：

《蜀记》曰：“张陵入鹄鸣山，自称天师。汉嘉平末，为蟒蛇所噏。子衡奔出寻尸无所，畏负清议之讥，乃假设权方以表灵化之迹，生縻鹤足置石崖顶。到光和元年，遣使告曰：正月七日天师升玄都。米民之山僚遂因妄传，贩死利生逆莫过此之甚也。”

同篇上文亦引《蜀记》，作“李膺《蜀记》曰：张陵……”。上揭《蜀记》虽未冠李膺之名，然无疑皆李膺之作。李膺《蜀记》即李膺《益州记》之别称，《太平寰宇记·剑南东道》所引即多二名互用。鹄鸣山又常写作鹤鸣山，在今成都市大邑县境，与都江堰市之青城山相连，今仍为道教名山。“米民”即信仰五斗米道（后称天师道）的信徒。“山僚”即居山谷之僚人。“米民之山僚”即信仰五斗米的僚人。“嘉平”当为汉顺帝年号“熹平”之误，为公元172至178年。光和元年亦顺帝年号，为公元179年，前于李寿引僚入蜀一百五十多年。是蜀之有僚早在引僚入蜀之前一百几十年。

以上条条论证都有力地说明早在李寿引僚入蜀之前几十年以至几百年，蜀中早已有僚人居住生息，特别最后一条是出于李膺的《益州记》，哪能把明确记载“蜀土无僚”，与《益州记》显相矛盾的《蜀鉴》文字认为是李膺《益州记》呢？

李寿引僚入蜀之前，蜀地虽然本有僚人，而且数量未必很少，但却不能因此否定僚人入蜀之事及其所发生的影响。首先应当指出所谓“入蜀”并不止于“三蜀”，而且还应包括“三巴”及“汉中”之地。近世考论僚人入蜀者，多借地志之记载，故《元和志》、《寰宇记》使用频率最高，但却皆遗忘《寰宇记》所载忠州风俗“夷僚颇类黔中，正月三日拜墓，二月三日携酒郊外迎富，除（夕）夜然灯照先祖坟墓”等俗,尤多存于今贵州仡佬族地区。而万州亦有二月三日携酒郊外迎富之俗。杜甫曾居夔州数年，其诗中即有“示僚奴阿段”。此与《北史·僚传》所载僚人“略无氏族之别，又无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长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称阿謩、阿段，妇人阿夷、阿等之类，皆语之次第称谓也”，都说明川东忠、万、夔三州都有僚人，且当都是来自牂牁者。是僚人入蜀之地域分布当有可补考之处。至于僚人入蜀时间，可能当在李寿引僚之前，黔北与蜀南接壤地域当亦早有僚人自动北迁，见《华阳国志·后贤志》载江阳郡在西晋时期已有夷僚。盖自东汉以来，滇北的昆明（彝族先民）已开始大量向黔西北发展，相传诸葛亮南征时水西之先有名济火者已为蜀军运粮开道，则彝族先民早已东至黔北，其地原住僚民当不得不北迁入蜀。故《元和志》多处记载“李雄据蜀，夷僚居之”，此皆未必待李寿事后招来者。且僚人大量入蜀固略当成汉之世，而大量入蜀之结束，当在何时，则无人道及。郭氏在《蜀鉴》中尝言“至唐之末患犹未已”，岂僚人之入蜀竟延至唐末之时耶！这又是个值得研讨的问题。是近世究论僚人入蜀者虽不乏其人，而入蜀之事值得进一步探究者犹多，兹因辨析《蜀鉴》言僚人入蜀事而附记于此。

（原载《文史杂志》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