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俞敏先生的上古音体系几个问题的讨论
讨论“汉藏音轨”要涉及的问题很多，汉语上古音体系的构拟是其中最基础、最关键的问题。只有把这些问题讨论透彻了，汉藏之间的比较才有牢靠的基础。而要搞清楚汉语上古音，离开汉藏比较的大视野是无法进行下去的。这两者其实是互动的、互相促进的。
上述俞敏先生的上古音早期韵部表，是我们根据《谱稿》的对音照王力、李方桂、郑张尚芳诸家的上古韵部表仿造的。但是其性质有一些不同，王、李笃守“一部一元音、一部一韵尾”的信条，韵部之间界限分明，表中除了空格外，每个格是且只是一个韵部（李方桂虽然未将阴入分开，实质上也是可以分开的）。这种古音系统可以说是“理想系统”，是研究者出于理论的假设和研究的方便构拟的系统，与实际的语音可能存在一定的距离。郑张尚芳的系统不遵守“一部一元音、一部一韵尾”的假设，一个韵部可以分布于表中不同的格，意味着一个韵部可以有多个元音和多个韵尾。但是郑张的表的每个格也只能对应一个韵部或韵类。而在上述俞敏先生的上古音早期韵部表中，不但一个韵部可以分布于表中不同的格，而且一个格也可以容纳不同的韵部或韵类。如侯部可以有o/u两个元音，脂部可以有i/e两个元音，也可以有-ø/-l/-r/-s不同的韵尾；在韵腹为e元音各部中，收喉阴声的格里既有支部，又有脂B，收舌入声的格里既有质B又有术C，a元音收舌阴声的格里，既有歌部又有元B，等等。这种情况表明，主要依据《诗经》押韵归纳的上古音韵部对更早期的汉语语音事实的涵盖能力是有限的，既有的上古音韵部的范畴在汉藏比较研究中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或改变。
关于韵部，有几个问题需要提出来讨论：本表没有收入的宵部、药部、蒸部，在上古早期的语音系统中有没有地位？除了a/i/u/e/o五个元音外，上古汉语还有没有另外的元音？韵尾-i在俞敏先生的上古早期音系中非常特殊，仅仅出现在之部，而之部又孤悬于表之一隅，与其他韵部处于什么样的关系之中？韵尾-u（-w）究竟有没有？如果有，它与其他韵部的关系如何？在表中应该列于什么位置？这些问题相互之间也有交织，如宵部、药部与韵尾-u（-w）有关，蒸部问题与之部问题有关。下面分别来讨论。
《谱稿》没有收宵部、药部字。如果它们是单元音韵母字，那么按照俞敏先生的五元音体系，不管它们的声母和韵尾是什么，总是有可能在藏语中找到同源字的。那么只剩下一种可能，就是这两部字不是单元音韵母。最大的可能是它们有韵尾-u。《对音谱》构拟的上古末期即后汉三国时代的霄部（即宵部）音值就是au。宵、药部没有合口字，正好证明它有-u尾，排斥了-w-介音产生的可能。宵部是au，药部就是aug（李方桂作akw，郑张尚芳作awɢ）。一个音节既有元音韵尾又有辅音韵尾是可能的，现代汉语方言福州话就有ouŋ、ouɂ、eiŋ、eiɂ、øyŋ、øyɂ等韵母。（袁家骅等，1989）宵部的韵尾-u跟谈部、盍部的-m尾、-b尾都具有［+唇部］的区别特征，所以它既可以作为与药部相配的阴声，也可以作为跟谈部、盍部相配的阴声。郑张尚芳（2003）就是这样处理的。我们在《试论上古音幽宵两部与侵缉谈盍四部的通转》一文中引据汉语文献和汉藏比较的大量例证，说明汉语宵部字可以跟藏文收-m/-b的词比较。因此，上古汉语早期的音系中应该有宵部的地位，它可以填补以a元音为韵腹的收唇阴声的空格。幽部与侵、缉部的关系也应作如是观。
之部构拟为ei/ai，成为俞敏先生上古汉语早期音系中唯一收-i韵尾的韵部，与其他韵部格格不入。按《诗经》时代的汉语音系，之部与职部以及《谱稿》中阙如的蒸部是一组阴阳入相通转的韵部。蒸部的阙如，之部又构拟为ei/ai，在俞敏先生的上古汉语早期音系中职部只好跟脂A和耕B成为一组。这需要有说服力的解释。按，之部构拟为ei/ai，并不是来自藏语同源词形式的启示。《谱稿》所列之部十例，藏语元音都是i或e。藏语没有元音为-ei/-ai的词根，只有在某些语法形式中才会出现-ei/-ai，如amrai-śing芒果树，amra（芒果）来自梵文āmra，amrai是在词中作śing（树）的修饰语时的屈折形式；ŋai-sems吾心，ŋai是ŋa（吾）在词组中作sems（心）的定语时的属格形式；dei-chuŋ-ma彼妻，dei是de（彼）在词组中作chuŋ-ma（妻子）的定语时的属格形式，等等。《谱稿》之部的“藏语指向”之所以作ei/ai，可能是受到《对音谱》中之部音作ɐi的暗示。我们认为，之部的上古早期形式构拟为单元音*ɨ为好。高元音 *ɨ到上古后期裂化为复合元音*ɐi，到中古分化为ɒi/wɒi（咍/灰）、ai/wai（皆）、ji（之）wi（脂），而合口的*wɨ到上古后期变为*u，转入尤侯部，如《对音谱》所收的“丘kṣu、邱khu、富pu、菩bu”都是上古之部字，到中古又变成ou/jou（侯/尤）。从汉藏比较的角度看，我们有以下的音变程序：
汉语之部字跟书面藏语中od对应的非常多，我们在《上古汉语之部与藏语的对应》（施向东，2012）一文中论之甚详。书面藏语的od跟汉语上古晚期的ɐi、中古的ɒi、ai当是平行的发展，都是高元音裂化所致。
之部如果是*-ɨ，那么蒸部为*-ɨŋ，这在藏语中可以找到一批同源字，如：
这些材料的补充，可以使《谱稿》建构的上古早期古韵体系更加完整和系统。
《谱稿》比“汉藏韵轨”进步之处，不仅在于篇幅扩大，词例更加丰富，而且在于探索“韵轨”，更增加了对声母对应规律——“声轨”的探索。在此我们将讨论几个与此有关的声母问题。
从上述俞敏先生的声母表我们可以发现，汉语上古早期声母与中古声母是两个虽有联系却区别巨大的体系，如果我们固执于现代人所习惯的“声母”观念，就不能理解和接受上古声母的体系。有些学者认为一种语言不可能有那么复杂的声母，其实是对汉语以外的语言太不了解了。藏缅语族里，书面藏语有222个声母（其中单辅音声母30个，二合复辅音声母115个，三合复辅音声母71个，四合复辅音声母6个），书面缅语有100个声母（单辅音声母32个，复辅音声母68个）。就现代活语言来说，嘉戎语有237个声母（单辅音声母34个，二合复辅音声母179个，三合复辅音声母24个），道孚语有300个声母（单辅音声母49个，二合复辅音声母217个，三合复辅音声母34个），却域语有193个声母（单辅音声母50个，复辅音声母143个），扎坝语有124个声母（单辅音声母53个，复辅音声母71个），等等。（黄布凡，1992）现代藏语巴塘话只有48个声母，拉萨话只有28个声母，却各自产生出4个声调作为补偿。上古早期复杂的声母系统里蕴藏了后来发生的音变（复辅音简化、新声母产生、声调产生等）的信息资源，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作为复辅音的一部分，基本声母辅音之前的添前字、添头字（或称为前加字、上加字）具有语音、语法、构词等多种作用。俞敏先生在《汉藏虚字比较研究》（1984）一文中已经进行了阐述。《谱稿》主要着眼于研究汉藏音轨，因此在“例言”中仅仅指出这些成分对后头的辅音、元音、介音具有的影响。“例言”第四款指出：
1. b、d、m能影响后头的辅音变浊。2. s能影响后头的辅音变送气或擦（这是梅祖麟世兄见教的）。3. ɑ能影响后头的主元音变开。4. r能影响后头的音节增加i类介音。
李方桂先生曾经写过《藏文的前缀音对词根声母的某些影响》（1933），而《谱稿》则借助藏文着意探索汉语声母的上古早期形式，观察添前字、添头字对汉语基本声母辅音（词根声母）以及介音和元音的影响。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影响是不是仅仅限于上述“例言”指出的4种情况呢？
我们尝试根据《谱稿》提供的资料来分析这种影响。
m-不仅影响后头辅音的清浊，还影响后头塞音送气不送气，如mkhwads会、mkhab夹甲、mkhreng劲、mthal多、mtheg滴、mphi妣、mphag搏博、mthug粥、mthem枕注4，这些字m-后头带送气塞音的音节，在中古都是“见、端、帮、章”等全清声母（即不送气声母）字。
s-不仅影响后头的辅音变送气或擦，也影响后头介音的有无。如skhu休庥、sthu首收、stho需、stsha暑、skud
、spang放、stshang商、sngan献、sngom歆、snom
，这些词从藏文看元音都不是前高元音，元音前也没有出现-y-，但是与它们相对应的汉字在中古都是三等字。
ɑ-不仅影响后头的主元音变开，也影响后头声母的清浊、送气和介音的状况：如ɑkor遗、ɑpul排、ɑkhyos馈、ɑkhag镬、ɑtib蛰、ɑpel坟、ɑkim钤、ɑkom撼、ɑpyam范，这些字在中古都是浊声母字；ɑphu保、ɑphir飞、ɑphyegs臂、ɑphun颁，这些字中古都是全清（不送气）声母字；ɑkes阶、ɑkhog悫、ɑkong江、ɑpong邦、ɑmang盲、ɑmangs氓、ɑkang更、ɑmug瞀，这些字都是中古二等字，在上古当有介音-r-（按李方桂）。
r-不仅影响后头的音节增加i类介音，也影响后头的音节产生-r-介音，如rga遐、rgads介、rseng甥、rthag坼、rsal簁、rgam岩、rxon还、rtsam斩、rtseng争、rtshad察，这些字都是中古二等字； rkeng惊、rkad揭、rgam验，这些字都是中古重纽三等字，此类字在上古也当有-r-介音。r-还对中古某些声母的形成有巨大的影响，如：rtsam斩、rtseb濈、rtseng争、rtshad察、rtshang创，这些都是中古庄组字；rtug筑、rdum中、rthag坼、rdu畴、rdong憧、rdong冲、rdung撞、rdads滞，这些都是中古知组字；rpigs富、rphug复、rpun粪、rphum风、rpong蜂、rlbol腓、rphyag缚，这些都是中古后期非组（轻唇音）字。
以上仅就《谱稿》提供的数据看，上古汉语音节的添前字、添头字对汉语音节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能够影响词根声母的清浊、送气不送气、介音的有无、元音的开闭，对中古一些声母的形成有巨大的影响。我们曾经在《汉藏语前缀对上古汉语声母和介音的影响》（施向东，2000）一文中探讨过前置辅音对上古汉语声母和介音的影响，现在看来，这种影响是探索汉语中古音系统的来源时无法回避的话题。
如果我们放眼藏文所反映的全部古藏语材料，我们更可以发现藏语添前字、添头字对声母系统的影响。古藏语在有添前字 g/d/b 和/或有添头字s/r/l 的情况下，塞音声母和塞擦音声母是“全清-全浊”二元对立的，在有添前字 m/ɑ的情况下，塞音声母和塞擦音声母是“次清-全浊”二元对立的，总之是只有“清-浊”二元的对立。只是在没有添前字、添头字的情况下才有两清一浊的三元对立的情况。对这种极其规则的分布状态，我们能给的合理的解释是：原始汉藏语的塞音系统是一清一浊的，前置复辅音保护了这种状况。藏文前置辅音 g/d/b 和上置辅音s/r/l使声母辅音不送气，前置辅音m/ɑ使清声母辅音送气。因为前置复辅音的失落，才产生了三元对立的塞音/塞擦音系统。（施向东，2009）基于这一看法，我们认为，上述表2中复辅音声母既有mk、mt、mp、mts，又有mkh、mth、mph、mtsh等是不必要的，而且也跟藏文所反映的古藏语的音节规则不一致。我们认为，构拟上古复辅音系统时仅需一套清塞音/清塞擦音就够了，可以取消送气塞音/塞擦音的构拟。
《谱稿》除“例言”外没有涉及声调问题。上古汉语有没有声调，有的话有几个声调，历来的学者争议纷繁。俞敏先生曾在《古四声平议》一文中主张周代汉语已有平上去入四声，但是文中有非常重要的一句：“世之言汉藏比较者多以藏语声调后兴，悬揣汉语亦尔。此固近情，惟不可与论周初之世耳！”也就是说，更早期的汉语，可能像藏文所反映的古藏语那样是没有声调的。那么声调是从何而来的呢？我们看上文表1，一些阴声、阳声、入声韵部都有-s韵尾或复韵尾，这跟中古音不同，中古音是没有这个-s韵尾或复韵尾的。这个-s跟汉语声调有什么关系？上文《对音谱》的韵部表中“泰、至、队”诸入（去）部有-s尾，说明-s尾跟去声有关。一般谈到-s尾与去声的关系，都称引法国学者欧德里古尔1954年的论文，实际上俞敏先生在1948年的论文《论古韵合怗屑没曷五部之通转》中就提出了上古合怗部入声字转为中古去声字的关键在于-d韵尾。《对音谱》的-s韵尾就是对-d韵尾说的修正。然而不论是-d还是-s，都体现了俞敏先生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汉语的声调跟音节韵尾的某些音质音位是密切相关的。这是俞敏先生在汉语声调来源和演变问题上的重要发现，千万不可忽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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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向东 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 30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