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国内外双语词典译义研究

词典释义一直是词典学研究的核心。几乎每一部词典学专著或教材都会论及释义，包括双语词典的译义。正如章宜华（2007:294）所指出的那样：“多年来，词典释义一直是词典学家研究的热点话题，研究的成果也很多。无论他们研究的理论基础、研究视角和方法多么的不同，但其出发点和归结点都是：单语词典的释义就是揭示被释义词的概念特征，双语词典的释义就是寻找目的语的概念等值词。”

然而，这些研究大部分都是从总体上论述双语词典的译义，主要是L2-L1（外语—本族语）词典的译义，有的著述也会同时提及L1-L2（本族语—外语）词典译义，但几乎没有专门探讨L1-L2（本族语—外语）词典译义的研究。虽然L2-L1（外语—本族语）词典的译义不在本书的研究范围之内，但是这些研究也可以给我们研究汉英学习词典译义模式提供参考和借鉴，因此，本文将对上述研究加以综述。

2.1.1  单一对等模式

可以说，自从双语词典出现以来，寻找对等词就成为双语词典编纂的基本任务，甚至是唯一任务。对等模式在中西方双语词典编纂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双语词典的编纂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2.1.1.1  对等模式的主要观点

寻找对等词在双语词典编纂实践中具有悠久的历史，兹古斯塔（Zgusta 1971∶294）指出，“双语词典的基本目的是在一种语言的词汇单位与另一种语言的词汇单位之间找出意义相等的对等词”。这一有关双语词典编纂的经典论述进一步巩固了对等模式在双语词典编纂中的地位，使其成为长久以来双语词典编纂的唯一模式。

兹古斯塔（Zgusta 1971）同时也指出，源语和目的语中相对应的词汇单位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完全对等的，可进一步分为以下三种形式：完全对等、部分对等和零对等。完全对等是指源语和目的语中相对应的两个词汇单位在指称意义、内涵意义和使用范围三个方面都完全对等。这种对等十分罕见，只有一些术语可达到这种程度的对等。零对等是指在目的语中找不到与源语相对应的词汇单位，这种情况也经常出现。最常见的情况是部分对等，大多数对等词只是在某一方面对等，例如，指称意义相同，但内涵意义不同；或者指称意义和内涵意义都相同，但使用范围不同。

由于完全对等十分罕见，所以寻找对等词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为此，兹古斯塔（Zgusta 1971）通过实例，论述了双语词典编纂者处理对等词的一些常用方法。首先是对比两种语言的结构，寻找目的语中与源语语词在词类上相同的意义对等词。如果一个源语语词在目的语中有多个词类不同的对等词，而词典篇幅有限，无法将所有对等词都收入其中，当然选用词类相同的对等词。但这只是一条基本原则，如果一个对等词不属于同一词类，但在意义上真正对等，仍可选用该对等词。其次是对部分对等与零对等这两种情况要进行必要的处理。

1） 部分对等的对等词：第一，词典编纂者可以提供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互补的对等词，以完整反映源语语词的意义。第二，使用括注的形式说明对等词在使用范围上的差异。第三，使用注释的形式说明对等词在意义和用法上的差异。

2） 零对等：首先，词典编纂者可以通过说明语词的语法功能，并给出使用实例来说明，而无需提供对等词，如某些介词的用法。其次，对于文化负载词，可以采用造词（coinage）、借词（borrowing）、直译造词（coinage by verbatim translation）和解释性对等词（explanatory equivalent）等方法提供对等词。

兹古斯塔特别指出，在上述对等词处理方法中，词典编纂者要根据词典的编纂宗旨、可能的使用对象、词典类型等因素，有针对性地选择合适的对等词处理方法。

根据兹古斯塔的论述，我们可以用图2.1来示意兹古斯塔的对等模式，图中，双语词典编纂者是词典编纂的主体，他从源语语词出发，在目的语中寻找与源语语词相对应的对等词。在找到一个对等词后，他又将该对等词与源语语词进行比较，如果二者在指称意义、内涵意义和使用范围上都完全一致，那么，他就可以使用该对等词，直接进入词典编纂环节，图中用实线、双箭头表示这一寻找和反复比较的过程。如果他从源语语词出发，在目的语中只能找到部分对等的对等词，那么，他就必须对二者之间的差异采取各种办法进行说明，图中用虚实相结合的线条、双箭头表示这一寻找和反复比较的过程。如果他从源语语词出发，在目的语中根本无法找到任何对等词，那么，他只能通过仿造、借词或解释性说明的方式来提供对等词，图中用虚线、双箭头来表示表示这一寻找和反复比较的过程。

斯文森（Svensén 1993，2009）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双语词典对等模式，如图2.2所示。他指出（Svensén 1993∶140）：“双语词典的任务是为源语言的语词和短语提供目标语中在语义和文体（语域）上都尽可能接近的对等词。”与兹古斯塔一样，他也将对等词划分为完全对等、部分对等和零对等三种形式。斯文森认为，双语词典寻找对等词相当于单语词典释义时寻找合适的对释语词。寻找对等词首先从源语表达式出发，分析其语义，找出目的语表达式，再将目的语表达式的语义与源语表达式的语义进行对比，以确定二者之间的对等程度。

与兹古斯塔不同的是，斯文森（Svensén 1993）特别强调了对部分对等词必须进行辨析，以便词典使用者能够清楚地了解两者之间的差异。这种辨析通常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法进行。

1） 提供用法信息。最常用的是提供词头的同义词，其次是提供词头的上位概念词或下位概念词，最后是提供词头的组配特性。

2） 通过提供元语言信息。即用标签形式提供语词的语体、语域、学科等信息。

3） 通过提供百科信息。该方法主要用于文化负载词，通过提供百科信息辨别源语语词与目的语对等词之间的差异。

对于零对等的情况，斯文森（Svensén 1993）提出了译音法（transliteration）、仿译法（loan translation）、译音加仿译法、意译法和对等词加辨析等译义方法。

阿尔-卡西米（Al-Kasimi 1977）对双语词典编纂任务和性质的论述与兹古斯塔基本一致，他认为（Al-Kasimi 1977∶58）：“双语词典编纂者的主要任务是在目的语中寻找与源语词汇单位相匹配的合适的对应词。”他将对应词的类型划分为翻译性对应词和解释性对应词。对于那些难以找到对应词的文化特色词和科技词汇，阿尔-卡西米的解决方法是，尽量控制新造词或借词，通过增加新义或构成复合词的方式使用目的语中现有的语词。

国内很多学者也持类似的观点，李尔钢（2006）强调双语词典应采用对应词释义的方式，因为词典有不同的分工，词典使用者查询双语词典是为了获得词头的对应词，而不是其意义；解释词头意义的任务应该由单语词典完成。例如：science在英汉词典中的释义应为“科学”，而不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双语词典编纂者在释义时可以假定词典使用者已经掌握“科学”一词的意义，他们要获得的新知识是science在汉语中的对译语词。如果词典使用者确实不知道“科学”的意义，那么应该再去查询汉语单语词典。

李明和周敬华在《双语词典编纂》一书中专辟一节论述双语词典中对应词的处理方法，按照他们的观点，“双语词典的对应词相当于单语词典的释义（2002:64）。”他们将对应词分为两种：插入性对应词（insertible equivalent）和非插入性对应词（non-insertible equivalent）。插入性对应词可以直接插入目的语的句子中，从而可帮助词典使用者产出。非插入性对应词不可以直接插入目的语句子中，严格来说，它并不是真正的对应词，而是原文释义的对译。双语词典中应尽可能使用插入式对应词。

2.1.1.2  对等模式的特点和局限

国内外不同学者对对等模式的表述基本上相同，都是基于兹古斯塔的双语词典对等模式，该模式具有以下特点（参见魏向清2005；夏立新2010b）。

首先，对等模式较好地反映了双语词典编纂的任务和工作内容，对双语词典的编纂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其次，对等模式基本上满足了词典编纂者的需要，因此，长期以来一直被双语词典编纂者奉为圭臬。众所周知，早期双语词典编纂的主要目的是满足操不同语言的人们交际的需要，但早期的交际十分有限，人们不需要了解太多的外语知识，只要知道源语语词在目的语中的对应表达式就可以了，因此，词典编纂者只要能够为每个源语语词配上其在目的语中的对等词就完成了编纂任务。所以这一双语词典编纂模式得以一直延续下来。

最后，该模式基本上满足了词典使用者最基本的需要。如上文所述，人类早期的跨文化交际比较有限，使用者并不需要了解太多的对等词语义信息，他们从L2-L1（外语—本族语）词典中期望得到的是外语语词的母语对等词，从L1-L2（本族语—外语）词典中期望得到的是母语语词在外语中相对应的表达式。这些就足以帮助他们理解原文或进行简单的交际。从这一角度来说，对等模式满足了他们的查询需要。

然而，对等模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国内外学者（Snell-Hornby 1989；魏向清2005；夏立新2010b）指出对等模式过分追求一一对应，不能适应双语词典编纂的需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编纂目的单一。对等模式将双语词典的编纂目的简单地界定为寻找对等词，导致词典编纂者普遍认为只要找到对等词就算完成了词典编纂任务，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双语词典的发展。如果说对等模式可以满足早期的双语词典编纂需要，那么它已经不能满足目前的需要。

随着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增多，词典使用者已不再满足于在词典中只能找到对等词，他们的需求变得多方位，因此，双语词典的编纂目的也必须是多方位的，不仅要满足词典使用者日常交际的需要，还要满足他们外语学习的需要。首先，二语词汇的习得在外语学习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是，词汇习得并不仅是熟记了一系列二语词汇，而是要培养学习者的词汇习得能力，这种能力的培养不仅要使学习者掌握二语词汇的形态、语法和次语类特征等语言要素，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正确和恰当使用二语词汇的能力。其次，对等模式不符合二语学习者词汇能力培养的需要。双语词典要真正成为学习者的良师益友，成为学习者二语词汇习得的认知工具就必须从使用者的需求出发，在编纂方式上进行创新，以符合二语习得的认知规律。

2. 词典结构单一。按照对等模式编纂出来的双语词典，其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都比较单一，早期的双语词典甚至就是一种双语词汇对照表。早期双语词典的编纂基本上都以一本单语词典为蓝本，并不去考虑双语词典在宏观结构上的特殊性，例如，西方语言的双语词典都按字母顺序的单一序列来编排所有的词目，并且在收词和立目上也不考虑不同类型的双语词典，或者不同用途的双语词典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不管是用于求解的双语词典，还是用于产出的双语词典，词典的收词和立目都是将蓝本词典的词目直接照搬过来。实际上，双语词典应该按照其用途有不同的宏观结构，例如，用于求解的双语词典在收词上应该比用于产出的双语词典数量更多、面更广。反之亦然，用于产出的双语词典应该比用于求解的双语词典解释得更全面、更详尽。

在微观结构上，按照对等模式编纂的双语词典在词条的右项仅提供词目的对等词，而不去揭示词目的基本特征。实际上，双语词典的使用者急需了解词目的一些基本信息，如语法信息、搭配信息、语用信息和文化信息等，以便帮助他们求解或产出。但对等模式无视词典使用者的基本需求，只以寻找对等词为目的，如果偶尔提供了词目的其他信息，对词典编纂者来说，这似乎是他们给予词典使用者额外的恩惠，因为这并不是他们的目的，也不是他们的责任。

3. 词典功能单一。从词典的使用用途来看，双语词典有的专供翻译人员在翻译时查询对等词，有的用于帮助词典使用者在阅读外语时理解外语语词的语义，有的用于帮助外语学习者更好地学习和掌握外语。但是，词典的实际使用并不是单一的，有时可能既需要满足解码的需要，也要满足编码的需要。对于双语词典来说，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帮助外语学习者学习和掌握外语。所以双语词典的实际功能是多用途的，但是，传统的对等模式只以提供对等词为目的，词典的其他功能无法发挥出来，也就无法满足使用者的需求。

4. 对等形式单一。这里所说的对等形式单一是指，词典给出的对等词仅在语词形式上对等，而在语义和用法上只是近似对等；或者词典给出的对等词仅在语义上对等，而在形式上并不对等。众所周知，由于文化差异和两种语言间的不同构性，两种语言词汇之间的不对等现象比比皆是，在目的语中经常无法找到源语每个意义的对等词。这种不对等现象反映在语言的各个层面上，既可能是语法上的，也可能是语用上的；既可能是语义上的，也可能是功能上的；既可能是语言内的，也可能是语言外的。双语词典编纂者要在这些不对等的情况下去寻找对等词，显然会遇到很多困难，因此，在无法给出源语词汇的对等词时，词典编纂者只能用解释性释义或其他形式的释义代之。例如，perispomenon在汉语中根本找不到对等的概念，更没有对应的语词，因此，《新英汉词典》只能将它在源语中的意义直接翻译过来，解释成为“（希腊语中）音调（或长音）符号落在最后一个音节上的词”，这种等值释义可能已经无法称之为对等词了。

从词典使用者方面考虑，单一的对等形式也存在着许多问题。首先，面对上文所述的那种解释性释义，词典使用者在使用时会感到很困惑，他们根本无法把它插入到自己的译文中去。如果连词典编纂者也无法找到合适的对等词，而要把这个任务交给词典使用者自己去解决，那么，词典使用者完全可以拒绝使用这种词典。此外，单一对等模式让词典使用者产生了一个误区，即想当然地认为双语词典所提供的释义都是源语语词的对等词，因此，可以不加区别地等同使用。实际上，双语词典提供的所谓“对等词”在很多情况下并不对等，甚至可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对等。许多研究表明（Svensén 1993；Zgusta 1971；黄建华等2001；李明等2002；魏向清2005；章宜华2009；章宜华等2007），除了极少数科技词汇以外，每一种语言文化都可能赋予其语词不同的所指内容，即使所指内容相同，它们在语用、文体、语域等方面都可能存在着不同的地方，如果不加区别地使用，必然会出现使用不当的结果。

5. 服务用户单一。对等模式以编者为核心，不大关心所编的词典由谁来使用，也不考虑不同用户有什么不同的需求。用这种模式编纂出来的词典似乎可以满足任何使用者的需求，但实际上只能满足一种用户的需要，即只需要简单对等词的用户。因此，这种模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不同用户的需求。

6. 双语词典研究方法单一。由于对等模式长期以来无可撼动的地位，双语词典释义研究一直都没有摆脱等值的桎梏，凡是论及双语词典的释义，就只谈对等，或者将双语词典的释义等同于单语词典的对译叙述释义法（李开1991），或者认为“双语词典的对应词相当于单语词典的释义（李明等2002:64）。”

我们还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著名的词典学专著和教材（Atkins et al.2008；Landau 2001；Svensén 1993，2009；Zgusta 1971）都会有专门的章节重点论述单语词典的释义，但是论及双语词典释义时，则往往语焉不详，十分简略，大多数只谈equivalence（对等），有的一笔带过，甚至连双语词典专著（李明等2002）都没有专辟一章来论述双语词典的释义，而只在其“微观结构”一章中讨论了对应词的种类和质量。

2.1.1.3  对等模式小结

对等模式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满足了人们对双语词典的需求，但是，这种单一的对等模式也有其严重的局限性，它不仅导致双语词典的发展缺乏创新，使双语词典的编纂长期处于裹足不前的局面，而且导致双语词典译义研究远远落后于单语词典的释义研究。

然而，“对等词”不应是双语词典的全部，为了提高双语词典编纂质量，必须冲破等值模式的约束，全方位地研究双语词典的释义。

2.1.2  译义模式

在认识到对等模式的局限后，我国词典编纂者和研究者结合双语词典释义的特点，提出了“译义”这一概念。最早在文献中提出“译义”这一术语的可能是商务印书馆于1963年出版的《简明英汉词典》，该词典在其体例说明的“词义诠释”中指出，“从某一角度上来看，译义相当于英语的同义词，意义上既然各有偏重，在范围上有所不同，程度上也有轻重。例如work这一单词和汉语‘工作’，有同有不同（转引自江希和1982：36）。” 它明确指出了双语词典的译义与源语语义存在差异，就像同一种语言中的几个同义词一样，其实它们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同义。

随后，一些学者（江希和1982；黄建华1987，2001；黄建华，陈楚祥2001；魏向清2005；郑立华1985；章宜华2002，2005，2006b，2009；陈丛梅2005；胡文飞2010；王仁强，章宜华2006）对译义进行了探讨，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代表性观点：对等词译义模式、对译译义模式、动态译义模式和意义驱动意义模式。

2.1.2.1  对等词译义模式

对等词译义模式从总体上来说尚没有摆脱对应词模式的影响，这一模式的代表人物是江希和。江希和（1982：35）主要从事英汉词典的编纂，因此，他根据自己编纂英汉词典的经验将“译义”定义为：“译义，是指编纂外汉双语词典时，对词目消化其概念，通过翻译，在内涵外延上，准确地用汉语表达出它的内容，即语义所反映的事物对象。”该定义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双语词典的译义是完整、准确地表达源语语词的语义，双语词典译义与单语词典释义最根本的不同之处在于，单语词典是用同一种语言，用下定义的方法去释义，而双语词典则是用另一种语言，用翻译的方法来译出源语语词的意义。

按照该模式，双语词典编纂的任务不仅仅是寻找对等词，而是要首先理解源语语词的语义，再根据源语的语义，用目的语中的等值译文来完成释义任务，以复现源语语词的语义。

然而，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该模式虽然从语义出发，但其核心仍然是翻译对等词。江希和（1982：36-37）认为：“理想的译义应该是使用者在翻译、教学中能用以释疑解惑,拿来即可用于归宿语言即汉语中的对等词（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具体地说，这种对等词是在意义、功能、色彩等方面和原词义一致的基础上，准确地用汉语所表达的相应的等值译文，亦即用对等词来完成翻译释义的任务，从而复现原文的正确涵义。”这表明江希和对“译义”并没有十分清晰的认识，他甚至将“译义力求译出对等词”列为译义的第一条准则，反映其心目中的“译义”仍然是传统的“对等词”。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将这种模式称之为“对等词译义模式”，它仍然没有摆脱“对等词模式”的约束。

此外，由于江希和在论述中只界定了外汉词典的译义，而汉外词典由于其特殊性，其译义的重点不同于外汉词典，因此，必须加以研究。

2.1.2.2  对译译义模式

黄建华是我国较早地系统论述“译义”的词典学家，他在1987年版的《词典论》中就采用了“译义”的概念。在其修订版中，黄建华（2001：129）指出了双语词典寻找对应符号的不足之处，“过去的双语词典编者在寻找对应语言符号方面作出了许多宝贵的贡献，这种努力当然要继承下去。但今天如果仍然仅仅满足于此，那就很不够了，因为如上所述，那所谓‘对等’的符号几乎都不是真正对等的。因此，今天的编者不仅应致力于‘求同’，而且要努力揭示‘同’中之异。”为了帮助词典编者更好地揭示两套符号之间的异同，黄建华将释义方式归纳为九种：两相对等、约略相等、对应词加辨析、译语相加之和、译语相互补充、源语包含多个译语、译语加百科信息、描述性释义和功能性释义。

在《双语词典学导论》中，黄建华和陈楚祥（2001：105）专辟一章讨论双语词典的释义，并指出：“双语词典作为对译词典，如前所说，不是释义，而是译义，而且不是照译原语词典中的解释或定义（双解词典另当别论），而是根据原语词的意义，采用恰当的方式译为归宿语中对应的词语。”

对译译义模式继承了早期对等词译义模式的基本观点，提出了双语词典是译义，而不是释义的观点。它与对等词译义模式不同之处在于，该模式指出了这种译义不是将单语词典的释义直接翻译出来，而是以源语语词的意义为出发点，再用合适的对译方式将此翻译成目的语中对应的语词。由于双语词典释义的特殊性，词典编纂者需要根据源语语词的语义和特点选择合适的对译方法。

对译译义模式在原来提出的九种释义基础上（参见黄建华2001），进一步归纳概括了十种双语词典释义方法，即等值对译法、对应选择法、译注法、译音法、音义兼译法、译形法、同义对释法、替换法、构词释义法和描述法。同时指出，双语词典释义对译的关键是要保持译文的等值性，这种等值性表现在语义等值、语体等值和语用等值三个方面。

对译译义模式可以满足大多数情况下的双语词典释义需要，但是，该模式的核心是“对译”，正如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双语词典释义的基本手段是对译（因此双语词典也称为翻译词典）（黄建华等2001：108）。”在对译过程中，依然会遇到对等词译义模式所遇到的同样困难和问题，例如，当译语中没有对应的概念或语词时，就只能采用译音法、译注法、解释法，或其他方式来给出释义，这种“对译”的释义很显然不能全面揭示和反映源语语词的语义结构和特点。

2.1.2.3  动态译义模式

针对传统译义模式的不足之处，魏向清（2005）提出，双语词典的译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简单的双语词汇对译或对应词的选择，而是构建一个动态的对应系统。传统的双语词典译义模式由于受对应词的局限，常常只重视两种语言间词汇层面的对应，或者用目的语译出孤立的源语语词，因此，这种译义模式是孤立的、静态的。然而，寻找对应词只是双语词典编纂的手段，而不是双语词典编纂的目的。双语词典编纂的目的是给拥有不同语言、文化和思维的民族提供沟通的桥梁，因此，“双语词典的编纂，其实质是两种不同的语言符号系统之间的对应，是两种异域异质文化即思维的对话（魏向清2005：26）。”

根据这一双语词典编纂目的，魏向清提出双语词典译义具有两个本质特征。第一个本质特征就是语言信息的系统特征，“双语词典的译义工作本质上应该是构建一个与源语语言的释义系统相对应的动态的译义网络系统的过程，是随着双语词典文本的持续修订而逐步完善的（同上：28）。”

双语词典译义的另一个本质特征是它的语言信息整合特征，即原型特征。“所谓原型特征，这里是指双语词典编纂者在以蓝本为核心的众多原语单语词典的基础上，通过认真仔细的分析研究和抽象综合，将具体的词汇单位形、音、义以及用法等诸多方面的原型信息整合起来，然后借助翻译手段表现出来（同上：163）。”

根据双语词典译义的上述两个本质特征，双语词典应该首先提供源语词汇单位的语音原型信息，因为语词的语音表征信息是语义的基础，只有提供这方面的信息，词典使用者才能全面地掌握语词的语义和使用。

其次，双语词典应该提供源语词汇单位的词形原型信息，即使是英语这种词形变化不丰富的语言（相对于希腊语等词形变化丰富的语言而言），仍然有一些词汇单位的语义是通过其词形变化的方式来呈现的，如dart一词只有在复数形式时才是“掷镖游戏”的意思，因此，双语词典必须给这类词形与语义有特殊联系的语词提供其词形的原型信息。

次之，双语词典应该提供源语语词的语义原型信息。这是双语词典译义的核心部分，其关键是认真分析源语语词在单语词典中的语义原型信息，并在双语词典中对单语词典的义项进行整合，凸显词目的语义原型信息。

再者，双语词典必须提供源语语词的语法原型信息。语法是语言中相对最稳定的语言信息，尽管语言每天都在变化，但其核心语法却往往在较长一段的历史时期都不会改变，因此，双语词典编纂者要将主要精力放在描述语法的原型特征上。

最后，双语词典必须提供源语语词的语用原型信息。随着语言研究的发展，语用信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双语词典也开始将语用信息纳入到词典的描述对象中。

综上所述，双语词典的译义是一个综合系统，包括源语语言系统各个方面的原型信息，即语音、词形、语法和语用等方面的原型信息。魏向清（2005）全面阐述了双语词典译义的目的、性质和内容，其贡献是明确界定了双语词典学界一直以来混淆不清的“释义”与“译义”问题，为双语词典译义正了名，尤其是对双语词典以寻找“对应词”为编纂目的的批评十分到位。其次，传统的双语词典译义研究由于受对应词的局限，常常是孤立的、静态的，而魏向清以现代多元本质论为理论基础，提出了动态的、系统的双语词典译义观，使双语词典译义得以全面系统地呈现出来。

然而，动态译义模式所包含的语言原型信息，如语音、词形、语义、语法和语用等信息在外汉双语词典中早已有之，这些都是双语词典必备的信息范畴，在任何一本普通的英汉词典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词目词的发音信息、词形变化信息、语法信息、语用信息等其他信息，所以双语词典应该收录这些信息并不是新观点或新方法，其新意在于将这些信息纳入到双语词典译义系统中。

此外，动态译义模式在研究对象上集中在英汉双语词典，未涉及汉英词典译义，魏向清在文末呼吁继续进行汉英词典译义的研究：“汉英双语词典译义的研究也同样值得关注与重视，有着很大的研究空间（同上：315）。”

2.1.2.4  译义模式小结

上述译义模式从基础的对等译义模式开始，经过几个阶段的发展，形成了比较有特色的外汉双语词典译义体系，尤其是动态译义模式突破了传统双语词典单一对等模式，为进一步研究汉英词典译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但是，目前的双语词典译义研究主要论述外汉双语词典，对汉外双语词典译义还缺乏深入的研究，而汉外双语词典的译义与外汉双语词典相比有其特殊性，从词典类型和性质上来说，汉外双语词典多用于产出，因而，对译义的要求更高，更值得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