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节 在一些含而不露的笔记中的轮回思想
从“那个思想中的思想”向他走来的那个瞬间(1881年8月)开始,尼采对这个思想作了许多思考和记录,但没有予以公布。人们通常把这些没有公布出来的笔记称为“遗稿”。如果说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思想乃是尼采的主要思想,那么,这个思想就将在他此后的整个创作时期里(从1881年直到1889年1月)向他呈现出来。后来出版的这个时期的遗稿表明了这一点。这些遗稿现在可见于大八开本版尼采《全集》的第十二卷至第十六卷。但是,如果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思想作为思想中的思想必然从根本上规定了尼采的全部思考,那么,他对这个思想的沉思及相应的笔记就将根据尼采当时的哲学工作开展的领域、方向和层次而具有各不相同的特征。这就意味着,这些所谓的“遗稿”并非总是相同的。尼采的这些“遗稿”并不是匆匆写就的、由于偶然的原因没有付印的一些见解的一个任意的大杂烩。这些笔记不仅在内容上是不同的,而且从形式上看——甚至从其不拘形式的特点上看——也是不同的;因为它们形成于变化多端的情绪,出于多样的意图和角度,有的是匆匆记下来的,有的作过润色,有的只是在一种探索和疑惑中作的试笔,有的则是干净利落的成功之作。如果说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思想是思想中的思想,那么,在这个思想及其本质状态能产生最大效果的地方,它就将最少明确地被描述和陈述出来。这就是说,如果尼采有时候在笔记中好像并没有谈论、或者并没有直接谈论这个思想,那么这决不意味着,这个思想这时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甚至已经被抛弃了。我们若要在哲学上理解和深思尼采的“遗稿”,而不是仅仅根据几个从这里那里捡来的意见拼凑出一种“理论”,那么,我们就必须对上面讲的这一切作一番思索。
我们这里所要求的、并且只能在一种暂时的尝试中得到实施的东西是十分必要的,更何况通过迄今为止的尼采遗稿出版工作,全部“材料”已经无可避免地被置于某种确定的秩序中了。再说,对于来自不同年份、不同手稿和语境的关于轮回学说的个别文字片段,人们是不假思索地用连续的编号把它们排列起来的。然而,谁只要对于以适当方式出版尼采遗稿(恰好都是后期的,即1881年以后的手稿)的工作所具有的困难有一丁点儿了解,他就不会对第一批编者以及后来的编者所选择的做法有任何责备之心。撇开以往版本的缺点不谈,第一批编者的关键功绩其实还在于,他们的编辑工作把尼采遗留下来的手稿转变为可读的文本了,使我们能够理解尼采的手稿了。这是只有他们才能做的,其中首推彼得·加斯特。加斯特与尼采有过多年合作,曾帮助尼采完成了一些准备付印的打字稿,他对于读通尼采的笔迹及其变化是完全有把握的。要不然的话,许多难以辨认的、而且往往是极其重要的手稿,可能直到今天还难以为我们所接近。
现在,我们将试着按照时间顺序,对尼采那些明确地讨论轮回学说的笔记文字作一种暂时的说明。时期上的标志是我们从尼采本人在《快乐的科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以及《善恶的彼岸》中对轮回思想的三次传达中获得的。显而易见,刚好在这个思想把尼采击中的那个时期里(1881年8月以及此后不久)写下来的笔记是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全集》第十二卷收录了1881—1882年间以及1882—1886年间(即查拉图斯特拉时期)的未出版物。1881—1882年间对轮回学说的评论特别可见于《全集》第十二卷第51—69页,而查拉图斯特拉时期对轮回学说的评论则主要可见于《全集》第十二卷第369—371页。编者们没有把这些评论文字安排在其他名目下(诸如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之类),而是把它们单独端出,这就避免了一种仓促草率的解释。不过,第一批我们所熟悉的,同时也是极其重要的尼采最早关于轮回学说的笔记,也即他根据在苏莱尔巨岩旁的经验所做的那些笔记,现在并没有收在《全集》第十二卷的正文中,而只是作为附录收在第十二卷的“补页”中(新版第三版,第425—428页)。相反地,在《全集》第十二卷第一版中,这几段文字却是被排在正文不同地方的,如在第5页,第3页,第4页,第128页,第6页上;其中有一部分文字根本就没有被公布出来。现在在新版第二版中,这几段重要文字被收在“补页”里面,这个情况透露出编者们整个就处于不知所措的境地当中。我们必须从这几段在现在的版本中掉了队伍,[42]因而很容易受到忽视的文字来开始我们的讨论。
此外,我们也必须立即避免某种先入之见。编者们说(《全集》,第十二卷,第425页):“几乎从一开始,编辑工作中就同时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图。一种意图是要以对学说的理论描述为目标,另一种意图则要以对学说的诗意言述为目标”。诚然,我们现在也讨论了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对轮回学说的一种“诗意”描述,但我们避免把它与一种“理论”描述区分开来。这不是因为我们从《快乐的科学》和《善恶的彼岸》中引来的几段文字并非理论的描述,而是因为在这里,“理论的”这个词语和概念毫无意思,尤其是当人们按照编者们以及尼采“学说”的描写者们的做法把“理论言述”与“散文言述”等同起来时,情形就更是如此。“理论的-诗意的”这个区分起于一种混乱的思想。即使我们仍然承认这种区分,它在这里无论如何也是不合适的。因为在尼采对他的基本思想的思考中,“诗意的东西”同样也是“理论的”,正如“理论的东西”本身就是“诗意的”。一切哲学思想,而且恰恰是最严格的和最散文化的哲学思想,本身都是诗意的;但尽管如此,它决没有成为诗歌艺术或文学。反过来讲,一件诗歌作品,诸如荷尔德林的赞美诗,可能在最高程度上是思想性的;但尽管如此,它决不是哲学。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最高程度上是诗意的,但它仍然不是一件艺术作品,而是“哲学”。由于一切真正的、亦即伟大的哲学本身都是思想性的—诗意的(denkerisch-dichterisch),所以,“理论的”与“诗意的”这个区分是不能用来区分尼采的哲学笔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