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华人对华语、方言的态度

现在我们把年龄、职业、受教育水平、教学语言源流、家庭月入等社会特征作为自变量，把对华语和方言的评价作为因变量看待，它们之间的关系，反映出一些明显的共同趋势：

（一） 对华语的态度

有关华语用途或功能的问题中，“有利于继承传统文化”和“作为新加坡华人的一个特征”可以说是最具有民族文化背景、带有认同本民族的感情色彩；其他三项中，“可以和不同的方言群交流”“有利于到国外发展”基本属于功利方面；“有利于自己子女学习华文”则兼有感情和功利两方面的因素，因为是否想提高自己子女的华文水平，可以出于上述两方面的考虑。

高收入家庭的、受过大学水平教育、具有双语源流背景的年轻学生，认为华语是继承传统文化工具的比例最高。认为华语主要是新加坡华人的特征的最高比例分布在中等收入的、未受过正规教育或未完成小学教育的、具有华语源流背景的家庭主妇中；认为华语主要是用作与不同的方言群交流的工具的最高百分比，年龄层主要集中在35岁以上，教育程度多为小学水平，具有英语源流的背景，并属于低收入家庭；认为华语有利于学习华文的高比例，主要分布在行政管理人员中，他们有大学文化水平，具有英语源流背景，来自高收入家庭。

由此可见，对华语具有民族认同感的人分两部分：一部分人看重华语在继承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方面的作用，他们主要是年轻的、高收入家庭的、具有双语源流背景的学生。另一部分人把华语看成华族的一个特征，他们大多是中等收入家庭的、具有华语源流背景、但所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家庭主妇。近年来，新加坡与中国台湾、香港，特别是中国大陆的经济往来频繁，不少新加坡人到这些地方经商或旅游（显然，这些人或是受过较高水平的教育，具有某些专业知识，英语、华语都比较流利，能到国外经商或从事管理工作的人；或者是家庭收入比较高，有能力出国旅游的人），所以也有一部分人，从功利目的出发，把华语当作到国外发展的工具。新加坡人在工商行政管理方面的才能是比较高的，这类人出国后发展的机会也比较多。所以，兼有情感和功利因素在内的“有利于自己子女学习华文”的高百分比，是行政管理人员所提供的。但从受教育的水平来看，“有利于子女学习华文”的最高百分比，却分在两个极端：一端在大学。这部分人有条件享受华语在功利方面的好处（如到中国大陆或港、台去工作、经商、旅游等，我们在上文已经对这部分人进行过分析）；另一端在最低教育水平者，我们猜想他们的主要目的，恐怕只在于要摆脱华语程度不高的困境。对华语用途的调查结果，显然可以和前面分析的华人对华语的态度相互印证。

（二） 对方言的态度

关于华人对方言的态度，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愿不愿意让子女学习方言”。其结果如下:

从年龄层看，岁数越大，回答“愿意”的比例越高；而思想上有矛盾、犹豫不决，只好回答“不知道”的，以25岁以下的比例最高；但仍比不上同年龄层中回答“愿意”的比例。

在职业分类中，回答“愿意”的高比例，也是由学生提供的。从调查对象所受教育的水平来看，高中水平的人回答“愿意”的最多。另外，回答“愿意”的人中，具有华语源流背景的多于具有英语源流背景的，他们的家庭月入，以中、低层为主。

回答“不愿意”的人，主要分布在中年、低收入，具有双语源流的、销售服务人员中间。这可能和他们学习语言的条件较差、竞争压力很大，不愿子女加重语言学习负担有关（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均为华语源流或双语源流）。

从总的情况看，回答“愿意”的所占比例都超过50%;而回答“不知道”的，又比回答“不愿意”的人多。由此可以推想，新加坡华人一向以方言为母语，并曾长期以保持它来对抗英殖民当局的同化政策，所以对方言的依恋很深；加上现实华人家庭用语中，方言还占有相当的比例，即使已不大会说方言的青年，在被问起是否愿学方言时，相当多的回答都是“愿意”。

在调查的探索性的问卷中，还对两所华校和两所英校的家长要不要子女学习方言的理由进行了统计，结果发现：在要学方言的理由中，“与祖父母沟通”都排在第一位；其次是“继承传统文化”和“保持籍贯特征”（这一条理由，透露了新加坡华人与全世界华人一样，家乡观念较重）。新加坡华人对方言作为继承传统文化的工具这一点，强调得特别厉害；不但在对比学习英语与方言时，经常提到它，在讨论华语和方言的关系时，也很强调这一点；好像继承传统中华文化的工具，不是有几千年历史的汉语书面语的现时形式—华语，而是各地区不同的主要是口头形式的方言。这种倾向，是和新加坡华人的具体情况分不开的。

243份探索性问卷的统计结果同样表明，愿意自己的子女学方言的比例，大大超过了不愿意的比例（66％对24%）。另有10％的人，同时填写了愿意子女学方言的理由，和不愿子女学方言的理由；我们似乎可以把这部分人理解为，处在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中。正是受到他们的启发，后来在正式问卷中，除了“愿意”和“不愿意”之外，又增加了“不知道”，供这些不知如何是好的人选择。在探索性问卷中，回答“不愿意”的人，无一例外地都把“政府不提倡”排在第一位；其次就是担心子女“学习语言的负担太重”；第三位是“方言没有使用价值”。

从情感方面看，华人仍然认为方言最亲切、华语次之。而从功利考虑，则认为英语最有用、最具权威，方言最差。但是，随着年轻一代双语人的成长（我们所使用的“双语人”的概念，也是比较宽泛的。着重点不在于他们是否同等程度地掌握了两种，甚至两种以上的语言，而在于他们日常生活中，确实经常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以及整个亚洲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华语在功利方面的地位，也必然不断上升；因而这些年轻人，比他们的父辈对待英语和华语的态度，必将更为持平。从1992年开始，新加坡推广华语的运动，确立了以鼓励说英语的家庭多讲华语为目标；宣传主题也改为“学习华语、认识文化”和“讲华语，受益多”。1994年，更是第一次以受英语教育的华人为对象，宣传“华语，多讲流利”。这些口号的提出，当然有利于提高华语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更为引人注目的是1994年的推广华语运动委员会的主席和大部分委员，都是受英语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这无疑有助于消除社会上长期存在的、以华语为下层语言的偏见；从而更加提高华人对华语使用价值的认识。